基于“地方空间理论”的集市空间建构研究
——以鲁中地区周村大集为例

张 春

从人、地方与空间的内在联系来看，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地方空间理论”(1)就目前研究而言，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是被较多使用的概念，他的思想也多被视为地方研究的理论范式。如宋秀葵认为，由于段义孚的描述性语言，地方空间思想并没有被学界提炼出理论，但从空间与地方辩证关系的学术价值来看，可以初步将其概括为“地方(与)空间思想”或“地方(与)空间理论”。可以说，段义孚的空间理论以地方作为起点，从地方被经验模式建构的过程中认识空间，因此“地方空间”或可作为其空间理论的概括。参见宋秀葵：《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研究》，《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刘苏：《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人文地理》2017年第3期。。他对空间与地方关系的辨析主要包括空间与地方有本质区别却需要“相互定义”，以及经验是空间转化为地方的条件等。可以说，地方空间理论描述了空间在身体感觉与情感认知中具象化、意义化与知识化的过程，即基于人的实践经验，抽象、陌生且缺乏意义的空间可以转化为“感知价值中心”(2)[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的“地方”，进而构成身份认同的“具有社会文化学意义的地方性”(3)袁久红、吴耀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性的迷失与重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其中涉及的空间价值观、地方感以及经验认知等概念，为我们重新诠释空间与地方的意义提供了独特的参照视角。

传统定期集市是人们进行经济交往活动的空间场所。以往对于乡村集市的研究大都立足于结构性分析，如杨庆堃、施坚雅、李正华、奂平清等学者多基于集市外显的经济功能，透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及变迁问题。尽管杨、施二人借助了地理学的区位论、中心地理论作为工具，但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分析集市的功能结构。(4)详见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燕京大学，1934年，第7页；[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页。受西方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近年来乡村集市研究开始关注集市空间的社会性建构，如运用公共空间、消费空间等视角分析当下乡村社会关系变化。(5)相关研究中，徐京波的成果比较有代表性，详见徐京波：《从集市透视农村消费空间变迁——以胶东P市为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6期；徐京波：《从地理空间到社会空间：乡村集市研究范式的转换》，《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等。就主体建构的视角而言，社会空间理论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空间生产，较少关注个体生活实践形成的主观性经验，以及空间秩序如何被人们创造并产生依附的意义与价值。然而，这些侧重文化意义与生活体悟的讨论，有助于跳出以往的研究模式，丰富集市研究类型，并且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集市与地域社会的行为模式、知识体系，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互生共构关系将大有裨益。

鉴于此，本文选取段义孚的地方空间理论为参照视角，以空间与地方辩证关系作为逻辑推理的基础，将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6)周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西南，东邻张店，西接邹平，南与淄川接壤，北与桓台比邻。旧镇北部属长山县管辖，南部属淄川县管辖。1950年自长山析出，1955年设立周村区至今。的传统大集的田野调查资料作为分析文本，通过集市空间在地方社会中形成的“人—时”“人—地”“人—人”互动，阐释人们如何运用感同身受的经验认知来建构物化的集市空间，赋予其超越单纯地理方位概念的复杂的人文意义，探求民俗之于个体日常生活的情感价值及其背后的空间表述逻辑。

一、明清以来周村大集的发展与变迁

周村是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崛起的商业重镇。它的崛起，一方面与其位置有关，清朝初年横穿山东省内的东西大道南移，周村恰好处在济南至青州和鲁北到鲁南的交叉位置；另一方面则与集市的发展有关。清嘉庆六年《长山县志》记载：“长山县集场，旧有周村、东关(长山县治的东关大集)二处，间有经纪在集评价交易。每年原解课程银十四两五钱八分、牙杂银六钱二分、牛驴税银三两，即系两处经纪照顾，收交县库解兑。”(7)倪企望修：《长山县志》，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清顺治时任刑部尚书的李化熙(8)李化熙(1594-1669)，字五弦，明崇祯甲戌科进士，周村镇西傅家庄(现周村区前进社区)人。他先后于明清两朝为官，官至刑部尚书，晋为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辞官返乡后，了解到不法之徒借抽税为由扰乱市场的情况时有发生，便代替商民交税，周村集成了“义集”。这两处变化，极大地刺激了集市贸易的发展，当时的长山全县共23处集市，县城内东西南北各一处，但只有周村的集市“三、八日为小集，四、九日大集”(9)倪企望修：《长山县志》，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86页。。此外，周村当地以丝麻织业为支柱的传统手工业也是敦促专业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三、八日”小集实际上是丝麻织业交易的专业性市场。赵占元在民国初期的丝织业调查中发现，清初周村的线春、湖绉和其它丝织品的销路已经很广。(10)赵占元：《周村丝麻织业调查》，《工商半月刊》1934年第9期。随着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不同商品的商民聚集在不同的街道上，逐渐形成了各类细分街市，坐商云集，后来人们便以交易的货物名称来命名这些街道，如丝市街、绸市街、蓝布市街、棉花市街等，时至今日仍在沿用。乾隆五十三年(1788)，周村镇的东周家庄立义集，集日二、七，长山县衙在道光十六年(1836)立碑为证。二、七集日也就是当地人口中常说的二、七粮食市。至此，周村“五日三集”的区域性中心市场规模初步形成。

光绪三十年(1904)，周村开埠，胶济铁路也建成通车，周村一跃成为山东北部最大的进出口货物集散中转地。单以丝绸这一种产品的集市贸易而言，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周村丝麻织业调查资料显示，“周村机坊和织户的产品均于集日售于镇上之绸缎庄”(11)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93页。，省去了运费和流通费用，他们可以在每匹丝绸上得到可观的收益。这些丝织品的交易虽然在周村的商铺内进行，但选在集市开市时，充分体现了集市在当地土特产大宗商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周村并非唯一的自开商埠，也并非铁路沿线唯一的受益者。与周村同时开埠的济南、潍县，在行政级别上远高于周村；而同为胶济铁路沿线站点的县镇也逐渐崛起，比如张店，这些都对周村的市场地位构成了威胁。所以有学者认为，周村中心市场地位的削弱早在胶济铁路通车后便已经开始。(12)[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也有学者认为，1912年津浦路的开通是周村从山东地区商品市场体系中的顶端市镇下滑的开端，并在1912年以后出现进一步下滑的趋势。(13)杨庆堃指出，周村最盛为光绪三十年开埠，而自1912年津浦路通车后，区域经济中心变换，导致整个区域内市场重新配置，周村的市场需求大为缩水，集市交易辐射的城乡范围逐渐萎缩。见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燕京大学，1934年，第16-17页。一方面，铁路运输改变了市场配置，涌入国内的洋布也冲击了周村的支柱产业——丝织业；另一方面，山东护国运动(1916)对周村商业下滑也有一定影响。各种不利因素致使周村的商业发展陷入低迷，特别是在1937年日军占领周村之后，集市贸易明显萎缩，三、八小集和二、七粮食集消失。作为近代崛起的市镇，周村的区域集散中心地位随着交通区位的变更不断下降，昔日处于市场体系中的显赫地位一去不复返。

尽管周村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淄博市的县级区，但行政区划的变化尚未提升周村的市场地位，集市贸易就被纳入国家直接且严格的控制之中。(1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淄博市的“社会主义大集”以农历二、七日为集日，周村区统一赶“萌水集”，且除猪市和旧货市外，其他商品受到严格控制。详见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周村区志(1840-1985)》，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周村大集的再次勃兴是在1978年以后，以天天开市、固定地点为特征的城乡集贸市场，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兴建起来。以2002年周村区的统计数据为例，周村的城乡大集共有26处，其中有18处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增设的。(15)《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周村区志(1986-2002)》，中华书局，2005年，第326页。新增集市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周村集对于乡村日常消费的控制，所以当地民众所言的周村大集的地域范围实际上缩小了，仅限于周村境内与邹平县大部分地区。

二、地方时间制度中的集期

任何空间与地方的讨论都不能离开时间的轴线。当我们描述一处空间或一个地方的时候，时间隐形于空间运动和个体生活的各个节点，地方对于人的意义也就在于时间与空间两者的融合。当人类情感投射于某一空间而凝结了时间感，形成了“空间化的时间”(16)[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7页。。从某种意义上讲，集市的外化形式是明确的地理方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区位。但同时，传统的定期集市又依托于时间指向，只有当时间节点处于集市开市的周期性或规律性时间，集市才成为生活事实的空间存在。这一周期性循环呈现出一定规律的时间节点，就是集期。

现存的周村四、九大集，每旬两个开市日，相隔五天为一个集，分别是带四和九的阴历日期，按照阴历十天为一旬、三旬为一月计算，每月常规开市次数为6次。每当开市，集市所在的街道、露天市场都热闹非凡，在不是集市约定的地点也会有零散的小贩推着车子落落脚，前提是他的摊位不会妨碍正常交通秩序。周村集的集期来历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传说。(17)李伟：“李家门上要娶媳妇，让人看日子，说看了‘九’这个日子很好，但结婚那天阴天下雨，李化熙就说：‘凭我怎么能选个阴雨天结婚呢？’但是亲戚朋友都来了，他不想浪费这个日子，就说：‘既然大家都来了，咱立个大集吧。’一伙人吃酒席庆贺一下，也没提结婚的事情。过去讲究，结了婚要平安的话，那个给看日子的人就来大户人家讨功。结果他来了一看，纳闷‘咋还没结婚呢？’李化熙生气地说：‘你看你选择的好日子，阴天下雨的，还能这种天结婚吗？’这个人就说：‘你弄错了，你看拜堂的时辰下雨来吗？’李化熙又说：‘好像下几个雨点子。’他就说：‘我给你选的这个日子，拜堂这个时辰下了几个雨点，就说明你家出多少当官的。你不用这个时辰，不结婚的话，就没用了。’李化熙一听后悔了，可后悔可也来不及了。”访谈对象：李伟；访谈人：张春；访谈时间：2019年2月16日；访谈地点：李营村李家祠堂。周村立集的传说还有一个流传的版本，已由李国经先生整理出版。详见李国经：《於陵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24-125页。这个传说也形成了一种习惯说法：“周村大集没有摊上好天的时候，不是刮风就是阴天。”

马光亭认为，依托于集期的时间秩序，人们建构了自我认同的地方性时间。(18)马光亭：《赶集：再现于乡村生活中的地方性时间——以苏北依村村集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按照地方性时间制度中集期的排布安排生产生活的典型方式是“赶五集”。赶五集是当地人对职业赶集人的习惯说法，指的是每旬两集，以五天为一个周期，在不冲突集日的前提下，轮流在不同层级或区域的市场赶四个集。一般来说，五集包括一个地区性的中心市场，比如周村集、邹平集，再包括一个镇集，比如长山集、王村集等，其次是就近择选作为基层市场的乡村集市，如周村杜家集、邹平古城集等。当然，至于赶哪些集，则由卖家自主选择。赶集的空间实践因人而异，即使在同一地域，来自不同方位的赶集者之间也建立了划分彼此的时间依据。目前，周村大集分布在三个相对集中的区域空间，“卖什么东西赶什么集”成为来往客商安排集期与生活的“指向针”。

笔者在对不同街市中“赶五集”的摊主访谈时发现，赶旧货市的邹平籍摊主多为车程在15至30分钟左右的邹平好生镇及以北村庄的村民。他们经营的货品多是旧货、小五金及家具类。一对赶五集近二十年的夫妇，他们是邹平市长山镇鲍家庄人，专营扫帚、簸箕等物品。夫妻二人在一个集市上各摆一个摊位，且始终保持在马路两侧斜对的位置。据女摊主介绍，她的丈夫家传打铁手艺，最初赶集销售的扫帚、铁器都是自己制作。但是现在经营的扫帚都是从博兴县以编织为业的小工厂进的货。而周村大集位于城区中部与南部的街市，如花鸟市、粮食市、古玩市等，邹平籍的摊主多为邹平东南与周村相邻的村民。他们从居住的村庄到集市大多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因为邻近周村集市，所以他们赶五集的四个集市中周村集一定是最大的市场，也因此排除了另一个同样级别的集市——邹平集。

此外，还有受社会因素影响而出现的赶五集现象。笔者在2018年调查中发现，铁门这种在集市上已经非常少见的消费品，在旧货市与原箔柴市交叉处突然形成了聚集。据几位经营者介绍，他们均来自50多公里外的济南市章丘区水寨镇，当地农民多以个体铁门加工为业。由于常规的工厂经营模式受到环保检查的影响，他们才不远百里结伴开车来赶周村集。车上一般放着两扇铁门作为展品，根据买主的要求量身定制，通常100元为定金，在家里加工好，按照约定的时间给人上门安装。为了争取更多生意，他们会有选择性地去老式住房集中的地区赶五集，比如二、七日去赶长山集。

在受访的周村本地赶集者中，赶五集的人相对较少。以旧货市的摊主为例，他们多数是老年人，退休后时间充足，因家中废弃的二手物件“扔了可惜”，遂开始赶集打发时间。从时间支配习惯上而言，他们的地方性时间是以现代化的工业时间为标准形成的，而非农事节律结构化的时间。赶集在这一时间指向中倾向于消遣，与生计无关。另外，本地的职业赶集者中赶五集的范围一般不会跨出周村地界，而是在不与周村集期冲突的前提下选择性的赶一些小规模的乡村集市。

基于以上材料，我们发现，地方时间制度的集期其实还是人们基于熟知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空间实践的结果。王加华认为，在传统乡村的时间结构中，农村的日常社会生活空间呈现出5个圈层，位于最外层的基层市镇空间距离上大约在5公里的范围。(19)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虽然现代交通工具已经能将乡村社会生活空间的范围无限扩大，但是作为职业的赶五集仍然延续了传统乡村生活时间的地方惯习。

乡村集市是依照农民的时间标准来进行的，这并不意味着城市里的集市就应该按照城市的时间来运行。周村大集的地方时间制度并非单一的线性结构，而是两种时间结构的结合。遵循农事节律的传统乡村年度时间构成了传统定期集市的既定时间规律。通常，农忙与农闲、年前与年后是周村大集划分淡旺季的两个重要界限。说是淡季，只是相对而言，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划分体现出集市的空间秩序有一定的时间轨迹。麦收的时候，赶集的人和摊位会有所减少。除了市民，多是离周村较近的村庄的农民，可以在短时间内往返不耽误农活；而到了农闲的时候，集市上人与摊位都增多，一些临时的并不常赶集的村民也来凑热闹。春节前后这种对比更明显。进入腊月，赶集的人会比平时翻倍。腊月二十四的集最热闹，因为它是年度生活时间里以四、九为集期的最后一个集日。而整个正月的六个集日，很少有人赶集，至少在正月十五之前是这种情况。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时间标准逐渐在当代集市中成为新的时间参照。比如，四、九集期与国家法定节假日相遇，那这一天的集市比平素的集市更热闹。

三、集市的礼治传统与地方感的营造

空间与地方的差别在于它缺乏意义。当空间被经验与情感“界定和意义”(20)[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便可以成为地方。人们通过身体实践对空间产生感觉，而其中某一点凝聚了价值观念或情感记忆的事件，可能是集体建构的历史记忆，也可能是个体的感知体验，从而形成了地方感。这种提炼于感觉世界的文化符号将空间与地方连结为一个“有机的连续体”(21)王健等：《地方感何以可能——兼评段义孚〈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一书》，《民族学刊》2016年第5期。，使得抽象、无差异的原初空间在日常生活的惯常展演中变成人们熟悉并赋予其文化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地方。Tim Cresswell认为，创造地方感的重要环节是“关注特殊且经过选择的历史面向”(22)[英]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38页。。就周村集而言，其地方感建构的重要方式是对集市礼治传统“有意为之”的选择。

而在当下，作为获得官方认可的“礼仪标识”(28)科大卫提出了“礼仪标识”的概念，即“地方社会的成员所认为是重要的客观且可见的礼仪传统标识”。赵世瑜认为，地方社会成员认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其实都在上述范围。参见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李氏家族精英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地方的文化资本。一方面，李化熙与“今日无税”的历史在民间以传说的形式传承，并且形成了与周村风物、地名、艺术传统等密切相关的传说群。另一方面，为了营造传说的真实感，在政府的支持下，周村古商城景区还修建了一处“今日无税碑”，将士绅、市集以及商埠历史的建构过程铭记在地景中。口头传承与纪念物共同促进了“今日无税”的地方记忆。

当然，地方感的形成仰赖于身体的感觉本能。人们赶集的空间实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其他日常生活空间交织缠绕，甚至成为他们辨别方位的地名。这种来自于语言的熟悉感，将集市的空间区域放在了更大的与个体相关的文化叙事范畴之内。周村大集之所以大，是因为经营不同商品的商民自发聚集成各类专业“街市”，与老城区的建筑息息相关。当地人对集市的空间记忆便与这座城市的空间记忆形成了重叠与关联。比如，嘲讽寺庙靠地皮赚钱的民谣《天后宫的和尚叫我娘》中有一段关于庙宇与集市的空间表述：“明教寺里车木匠铺，玉皇阁里做风箱，准提庵里破鞋市，龙王庙里木头场，观音阁前是带子市，还有两个卖胰子的铃铛，财神庙里卖烧酒，灶君爷庙里卖麻糖。”(29)吴卓春：《周村民谣记忆》，周村区档案局(馆)，2018年，第7页。这从侧面说明了周村集市与庙会的密切联系。记忆中的地方神圣空间与经济贸易空间的叠合，在反复展演中增进了集市空间的人地关系。

该文从个体记忆的角度体现出民众在赶集的空间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同商品集散区域与街道地名相对应的空间方位意识，从而建立了街市与地名互通的地方感。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渲染了浓烈的喜爱、自豪与依恋的个人情感，说明情感在人地关系中塑造地方经验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庙宇、桥梁、城门及地名大部分已经消失或更改，但老百姓因惯习时常用街市名来表述这些空间位置。比如“秆草市”作为一个地名的表述，其所能指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指的内容。一位和平社区的居民谈道：“我们和平是秆草市那一片和王家庄合并来的。”(31)访谈对象：王承富；访谈人：张春；访谈时间：2018年7月26日；访谈地点：和平社区。显然，“秆草市”具有类似社区的功能指代。

在周村大集调查时，“变味了”“不行了”“分到好几处”等是当地人对周村集市空间的直观感觉。这种带有遗憾的情感表述，正是人们提取了过往的空间经验凝结的个体对地方的美好记忆，与当下空间变迁进行对比后形成的新体验。自1978年至今，由官方制定的“分行划市”再到城市化的空间挤压，集市的空间区位逐渐向城郊临界区域非主干路段迁移聚集(参见表1)。这些空间变化与人们记忆中的赶集体验之间的差异，使得他们产生了地方与传统的忧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南北下河滩几乎是周村集空间代称。该区域因周村区开发古商城旅游业的配套提升，需要建成具有餐饮住宿、娱乐休闲等功能的开放景区——汇龙湖，集市被迫迁移。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周村人对大集有很深的感情，2014年，咱免费提供场地，让大集的花市、鱼市、鸟市、宠物市和古玩市重新搬回来，也算是提升文化拉动招商。”(32)访谈对象：张红霞；访谈人：张春；访谈时间：2018年6月20日；访谈地点：周村古商城管委会。集市虽然安置在景区，但两者不是隶属关系，景区不收任何费用，也不参与管理。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景区“以俗养商”的做法重新唤起了当地人对集市空间的情感记忆，提升了景区空间的文化内涵。旅游旺季时，作为周村商业活态传承的载体，集市上会有演职人员“鸣锣开市”，展演“今日无税”的礼治景观。

表1 1978年以来周村四、九集空间变迁情况表(33)本表资料来源有：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周村区志(1840-1985)》，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第363页；《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周村区志(1986-2002)》，中华书局，2005年，第325页；笔者在2009年、2017年、2018年所收集的田野调查资料。

尽管景区是盈利性质，但经营团队效仿李化熙“今日无税”的新精英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传统定期集市的新生机。李营村村民李伟于2016年开始在景区内卖花木，由于汇龙湖是古商城景区游客进出的必经之地，他经营的小盆花深受外地游客青睐，生意稳定。(34)访谈对象：李伟；访谈人：张春；访谈时间：2019年2月16日；访谈地点：李营村。然而，近年来周村区城区建设变化巨大，集市空间因旧城区改造面临迁址，与集市搬迁相关的各种说法成为这些摊主们赶集时最关注的信息。比如集市偏离闹市区后客源不稳定，改为承包制的集贸市场要收费等。对此，他们会援引“今日无税”的故事作为“周村集不该收费”(35)周村大集目前不收摊位费，但是何时开始并没有确切的说法。一位赶集十年以上的摊主说：“商业上不缴费得十几年了，但地方上收过卫生费，只是卖菜的摊子缴，一个摊子一两块钱，不过早取消了。”访谈对象：房云财；访谈人：张春；访谈时间：2018年4月19日；访谈地点：周村凤阳路。的合理依据，并以自己在景区集市的体验来表达公共诉求。

四、汇聚成俗：集市中的业缘与地缘

段义孚认为，对故乡依恋是人类共情，因此，人们都会倾向于以自己的故乡作为中心来阅读他者。(36)[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2页。表面上来看，定期集市是物品与货币的交换，然而，其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在不同空间移动的交流实践。集市中的个体来自不同的具有明显物理界限的地方，如村落、社区，并成为个体身份认同建构的意识模型。而集市的空间相对陌生、开放，在这里个体可以暂时从日常所固定的身份角色中抽离出来，无意识地自我陌生化；但随着众多持有不同身份与感知的个体周而复始的互动交往汇聚成俗，新的“成套的文化和社会期待”(37)[英]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61页。被建构。

刘铁梁发现，北京长沟大集周围村子因集市的带动而形成了强化村落认同的劳作模式，这对于我们思考集市空间中的人际互动关系及地方感的形成颇有启发。(38)刘铁梁：《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民众利用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开展生计的身体体验，建构起一种人地之间的特殊情感，从而形成以村落为边界的文化认同。在周村流传有一则颇为有趣的民谚：“周村大集，邹平赶；邹平不赶，周村干瞪眼。”说的正是周村大集上的赶集者多为邻近邹平市的老百姓。这句民谚前后暗含了意思相悖的民众意识模型中凝固的地域等级观念。具体说来，“周村大集，邹平赶”是周村作为工商业强区的表述口吻，周村集处在一种被仰视的观察视角之内。作为棉花、粮食产区的邹平县曾是周村市场辐射的农村腹地之一，农人出售农产品并从集市上换取工业品，一直是两地城乡物资交流中互补性的交易秩序。1949年以前周村镇的圩子墙有一处西门，住在附近的前进社区居民回忆道：“天不亮，邹平的挑着箩筐在西门外等着开城门去赶集。”(39)访谈对象：刘金泉；访谈人：张春；访谈时间：2019年2月20日；访谈地点：周村前进社区。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邹平邻近周村的村落中种菜粮的农户逐年减少，流转后的土地集中承包经营，苗木、养殖以及家具等特色产业在这些村庄中发展起来。近年来，邹平县域经济明显强于周村，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导致的地域等级观念正在扭转固有的文化构想。而“邹平不赶，周村干瞪眼”，其实在表述上已经充分体现出周村大集由被仰视转为被平视，甚至是俯视的一种日渐式微的颓态。

以上所说的集市中形成的地域观念只是空间实践中人们对于地域边界的意识模型。其实，周村大集中众多外地人的参与说明，集市作为一处空间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自由性。像紧邻邹平县的好生、临池两镇，因为明清时期与周村同属于长山县，方言相似清除了交流上的障碍，距离近的便捷缩小了他们与周村人在风俗上的边界。像好生镇有很多家具工厂，家具产业链将村落与周村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片区域的村民很少赶邹平大集，而是赶周村集。他们赶集的交流互动，将行政区划形成的村落边界变得模糊。就此而言，集市是农民跨出村落与行政边界，参与到区域社会整合的公共空间。(40)徐京波：《集市：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以胶东P市为例》，《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此时的集市空间是具有知识概念价值与社会文化意义的地方。

周村当地俗称“破烂市”的旧货市场，是周村集市区别于淄博市内其他集市的特有市场。职业赶集人尹师傅是邹平好生村村民，从1983年开始赶集。最初贩卖蔬菜，现在旧货市收卖旧书、古董一类旧货。据他讲述，在需求最旺的前几年，旧书的交易额高达一天500元，比他起早贪黑贩卖蔬菜的收入更可观。从开始赶集的青涩逐渐到游刃有余的过程，也是一个新的与业缘、地缘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组建的过程。凭借多年积攒的行业经验，他有自己的特殊进货渠道，经营销量好的新书。而且，他在集市中结交了一群经营趋同的各地同行。(41)访谈对象：尹涛；访谈人：张春；访谈时间：2018年6月10日；访谈地点：周村凤阳路。其实像他从事的书籍、古董、家用百货等旧货并没有固定的产业链条，常见的如个人到集市上转卖给摊主、贩子走街串巷集中收、在收购点按照两元一斤的市价自选。由于一些摊主销售的旧货是家中替换下来的，几乎不耗费什么本钱，所以货品的定价非常随意。其实，旧货交易有一定的特殊性，摊主出售的恰好是顾客需要的，一番讨价还价后才能达成“你情我愿”的生意。赶集的人都接纳并默认这样的形式，久而久之旧货交易的惯习就形成了。

周村大集很早就有专业的“木货市”，进行木料与成品交易。建国前，集市中便已经有以打桌子为业的木工摊主。在现代连锁型家居产业兴起前，周村的家具集散市场也是省城济南的供应地之一。凤阳路因凤阳沙发厂得名，附近建有一个家具建材物流市场。在逐渐合并的木货市与旧货市上，产销家具的商贩最集中。这些摊主多是用闲散时间在家中做木工活的农民。比如邹平银桥村的张师傅原在邹平县磷肥厂工作。2004年工厂倒闭后，因兴趣开始做家具赶集。这也说明，集市上的很多手艺人并不是家传手艺，往往是半路出家维持生计的偶然选择。由于木工活有制作周期，所以他们通常只选择一个集市作为固定赶集的地点。逢集日，用机动三轮装两三张床到集市上展销。家具销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买主看中样品直接完成交易，这是早期集市交易中家具销售的主要方式；二是买卖双方现场只订口头协议，不直接交易。该方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买方选式样，物料工时全包给卖家；另一种由买方供料，卖家上门现场制作。因此，赶集通常是家具生产的第一个环节。

与外地人相比，周村本地的市民标注地方的空间范围为“街”，自称为“周村街上长大的人”。这一群体对周村本地有着天然的熟悉度和地方情结，他们对周村的老街道倒背如流，也对从儿时开始赶集的体验与变化有着特殊的记忆。笔者曾在调查中接触一位销售手工布鞋的老人，她原来是当地一家毛巾厂的职工，爱好做针线活，退休后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开始自己做些手工物品在集市上出售。她主要经营手工缝制的儿童虎头鞋、猪头鞋、小布鞋，以及善男信女给泰山奶奶送的绣花鞋。周期性的集市体验成为她日常生活的情绪调剂与坚持十年之久的生活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她在集市空间中的身份由顾客变成了摊主。身份的改变意味着集市对她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

事实上，周围村庄的居民其实也是土生土长的周村人，只是与街道上长大的所谓城里人有不同的地方界定。如果去附近的村集，他们常用“赶集”，而所谓的“赶大集”通常指的是“上周村”。(42)李丽：“过年买花就得上周村买，那里最全了。”访谈对象：李丽；访谈人：张春；访谈时间：2018年7月31日；访谈地点：周村北郊镇。他们认为周村城区是一个独立于本村中心之外的更大的地方，所以在他们口中，“上周村”曾是一个意义繁多的地方性表述。当村民以本村为观察中心，周村指向了行政职能与经济文化中心所在的城市，超出了他们日常生活半径的空间范围。因此，“上周村”反映了其行为的非日常性，如行政公事、特殊消费、节庆活动等。然而，村民因求学、工作的需求正在走向更大的城市空间，这种多意义的表述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渐模糊。

可见，移动中的空间变化带给人们的距离感受，除了表示人际关系的亲疏之外，实际上也是人们描述地域关系等级的经验知识。布迪厄认为，“习性暗含了‘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感觉’，以及‘对他人的地方的感觉’”(43)[法]彼埃尔·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王志弘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2页。。民众以长期生活实践积累的惯习为中心将空间客观化的经验领域，实际上是一种经验策略，其客观化的意义得到的效果是让空间价值观成为地方知识。集市空间中不同地方文化持有者的互动交往，既是在强化自我的地方认同，也是在构建地缘与业缘关系的认同，并逐渐成为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性知识。循此逻辑，集市空间才得以被他们视为可以操持生计、获取物资、交往交流的“有意义的空间”(44)[英]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4页。。

五、结 语

集市的空间建构是不同社会力量复杂且多元的实践过程，本文仅以段义孚对地方与空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的辨析作为分析框架，试图阐释主体的生活实践所形成的感觉经验如何建构集市的空间秩序，并赋予它与主体相依附的价值与意义。正如段义孚的地方空间理论中所体现的，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恋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那么人们长期的从家庭到集市的固定行为，正是亲切经验或者熟悉性的无意识表现。就此而言，集市不只是一处消费空间，地方的历史性、依赖性及可见性已经嵌入人们对集市的感觉经验中。当我们带着人文意识的视野重新感知空间，我们似乎看到一个鲜活的贯穿于主体生命过程的集市形态：集期以空间表征的方式融入地方时间制度；而与集市空间有关的叙事被选择性地建构，形成了具有情感价值的地方感。在不同地方文化持有者的互动中，赶集推演出的空间化思维被提炼为新的关系原则，被用来安排组织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这个持续的实践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主体自我内化的、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与知识体系，从而形成了选择倾向、生活经历与身份认同的丰富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