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实现路径

刘洁

〔摘要〕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爱人”是儒家伦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是身心之爱、爱亲与爱众、爱人与爱物的统一，它着眼于调节政治与民众的关系。“以德立人”彰显的是一种人道准则，是安身立命之本，在实践中表现为“爱人”。“仁者爱人”与“以德立人”紧密相联，有利于提升个人的自我修养、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实现，要靠自觉的行为养成，即必须保持浩然正气、坚持做人正派、分清是非荣辱等。

〔关键词〕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中华传统文化;儒家;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1）04-0118-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而无德，行之不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即使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1〕64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讲求彼此尊重、互敬互爱。“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就是这种相处之道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一、“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思想的内涵

（一）“仁者爱人”——儒家伦理的根本精神

“仁者爱人”作为儒家伦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和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它的产生既是春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儒家对殷周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是春秋时期稳定社会秩序、安抚人心的举措，更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尊崇的重要的伦理道德理念。“仁者爱人”思想的科学内涵极为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仁者爱人”是身心之爱的统一。这是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的，也可以叫做“修己”或“律己”，主要是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这也是“仁者”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爱人”的必要条件。什么是“仁者”？《礼记·中庸》说道：“仁者，人也。”这里的“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社会人，这样的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靠修养才造就出来的”。〔2〕孔子因此说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3〕意思就是说，仁的德性行为是自觉、主动的，必须通过个体内在的不断努力，才能达到“仁者”的境界，即只有通过后天的修养（修己），才能成为真正的“仁者”。人们要实现修己，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儒家认为，“仁”与“学”密不可分，“仁”必须通过“学”才能得到。孔子说：“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3〕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嘴上说自己爱好仁德，但却不注重加强学习，其结果不仅是自身愚昧，还可能受人愚弄。因此，人不仅要有仁德，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也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明晓事理。

2.“仁者爱人”是爱亲与爱众的统一。这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仁”作为一种品行，其实质就是“爱人”，即关心爱护他人。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同时也是每个人的责任。不懂、不会“爱人”，人将不成其为人，社会也将不成其为社会。“爱人”从爱亲开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中，孝悌是一切美德的起点，血亲之爱也因此成为“仁爱”的核心。儒家认为，仁爱莫大于爱亲。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孟子说：“亲亲，仁也。”〔3〕“仁之实，事亲是也。”〔4〕也就是说，孝顺父母、恭敬兄长、友爱亲属是“仁”的根本。当个体经过修己，并具备孝悌的美德时，他才会真正懂得怎样去爱人。因此，儒家的“仁爱”并不拘囿于孝悌之爱，而是有所延伸和发展，最终成为具有超越自我的普遍之爱〔4〕，这种“爱”是爱亲与爱众的统一。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3〕意思就是说，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在外要尊敬师长，行为要谨慎，言语要有信，要学会爱护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所以说，“行仁”就是献爱心、做关爱他人、众人之事。“行仁”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传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等。从亲子之爱和手足之爱扩大到大众之爱，表现了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

3.“仁者爱人”是爱人与爱物的统一。这是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博爱是“仁者爱人”的高级层次，也是它的理想目标。个体只有做到“入则孝，出则悌”，才会去“泛爱众”，但儒家的博爱思想并不止于此，“仁者”的仁爱之心还要惠及鸟兽虫鱼等一切世间事物，即“仁民爱物”。天地乾坤是我们的父母，所以爱天地万物都应像爱自己同胞兄弟伙伴一样，这样才能实现物我相通的“一体之仁”。这也就是《论语·雍也》所谓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所以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3〕即不要把鸟兽鱼虫赶尽杀绝。孟子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即要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宋代名儒张载在《西铭》中说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要泛爱人和一切物类。程颢也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3〕实践中，爱人与爱物的统一，充分彰显了“仁者爱人”高层次的生命智慧和价值理念。

4.“仁者爱人”着眼于政治与民众的关系。“仁者爱人”并非只是一般道德意义上个体的“仁爱”“爱人”，它更着眼于政治与民众的关系，要求为政者治国要爱民、富民、惠民、教民。其中，富民、惠民和教民，是实现爱民的途径和方式。爱民、富民、惠民、教民的理念并非儒家新创，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其建立者姜太公便明确提出，治国之道，爱民而已。他把“爱民”作为治理国家的经验，并实施了一系列爱民、富民、惠民、教民的政策。后继者齐桓公、管仲君臣，更是把这一理念发挥到极致，如管仲实行的“九惠之教”（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九种惠民政策）、“六兴富民”政策（包括厚其生、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和“相地衰征”“按田而税”“省刑薄税”等富民措施，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问题上，儒家的着眼点不是拘泥于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重视政治的“仁”。儒家认为，“仁者爱人”就是为政爱民，爱人的本意是爱民，要亲爱天下的百姓。爱民就要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二）“以德立人”——安身立命之本

道德不仅是立人的标准，也是兴国之策。“以德立人”就是以社会公序良俗为依归、以道德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儒家倡导的个人行为准则。在任何时候，“以德立人”对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1.以德立人彰显了一种人道准则。“德”的概念产生很早，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德”字的初文，如卜辞中“德”写作“值”，与“直”相通。此时，“德”字并不完全具有“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的道德含义。西周时，人们逐渐意识到，要长期占有疆土和民力，就必须要进行主观努力。周朝统治者通过总结殷商败亡的教训和自己统治的得失后认识到，要系民就必须惠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能否得到天命的眷顾，关键要看统治者是否有“德”。《尚书》中把“德”作为接受天命的前提，这里有“明德”“敬德”“经德秉哲”等说法。春秋中晚期之前，“‘德’主要运用于政治范畴或用来表明贵族阶层的身份地位和行为模式”〔5〕，主要指主人的“保民”“惠民”“慎罚”“慎杀”等行为，这时“德”有了“得”的意思，即让别人有所“得”，得到好处或利益，也就是行善施恩、取悦民心。《说文解字注》解释“德”的含义说，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内得于己即“内得于心”，要注意个人修养，遵守个人规范，做到问心无愧;“外得于人”强调要施恩惠于他人，处理好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2.“以德立人”是安身立命之本。道德的终极基础是人的本性的善。“仁者爱人”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就决定了它在整个道德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6〕。因此，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的“爱”不是无原则的爱，它是有讲究、有原则的。这种原则就是《礼记·檀弓》中说到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即君子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要以遵守道德为准绳，这里突出强调了“德”的重要性。儒家学者非常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孔子认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只要有德有才就不怕没地位，如果无德无才，有了地位也容易丧失。《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意思就是说，上自天子，下至平民，一切都要以修身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如果不修身立德，连根本的修身都搞乱了，想要治国平天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把切近的修身、齐家看得不重要，反而去高谈治国平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人而无德，行之不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即使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1〕64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只有注重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

3.“以德立人”在實践中表现为“爱人”。人们提升道德修养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由内而外，是指道德的修养重在保持仁爱之心、提升自我涵养，并最终通过行善、爱人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人即便身处复杂恶劣的环境中，也要时时保持虔诚、谨慎、敬畏之心，努力存心养性、提高自己的涵养。由外而内，是指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人和物点滴的关心和爱护，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来培养“爱心”和“仁心”。所以，《荀子·效儒》说，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圣人都是在日积月累的积德行善中成圣成仁的。儒家经典《大学》中说，财富可以修饰房屋，道德则能涵养身心。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深刻认识到道德规范对人际关系的维护、国家政权的存亡及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时刻强调用道德修养来要求、规范和培养人。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的大夫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他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并强调“立德”（树立道德）要在“立功”（建功立业）、“立言”（著书立说）之前，将道德修养作为最崇高的事业。《孟子·公孙丑下》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者“亲戚畔之”，“多助”者“天下顺之”。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而一个道德修养差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仁”者。

二、“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社会价值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国家和社会建设方面，还是对个人工作、生活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有利于提升个人的自我修养

百行德为首，百业德为先。做人必须先立德，“德”是立人之基。古人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在道德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而道德修养在实践中又以“爱人”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践中，以“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有利于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德立人”同样也是为官之本。古人对为官从政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和期望，将德视为做人为官的首要条件，强调做官必须先做人，德乃为官之本，为官必须先修德。党员干部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必修课，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对一切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独、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渐，这也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仁者爱人、以德立人”，还有利于培养人们崇尚正直的思想。一个人要坚持“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做事原则，就必须有坚守正义的勇气。在亲友、上级犯错误时，能不被外物所诱惑，敢于置情面和个人私利于不顾，给他人指出并帮助其改正错误，以提升其道德修养。总之，以“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思想指导自身的实践活动，有利于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

（二）有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是一种与人为善、和谐友爱的思想，它注重个体的身心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仁者爱人”倡导的“爱人”，就是要关心、关爱他人，时时对他人表达善意。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4〕友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这里强调的是，人际间善意的交流不仅能够使人们的情感更加融洽，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人们都能以这一思想指导实践，都能以友善、关爱之心去对待和理解他人，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营造一种诚信和睦、尊重彼此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坚持以“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有助于养成明辨是非荣辱、崇尚道德的意识，促进个人修养的提升。对于社会而言，有利于构筑一种团结友爱、互惠互利、持续发展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三）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博爱是“仁者爱人”的高级层次，也是其理想目标。儒家主张通过“泛爱众”式的推演来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到和谐共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或者延伸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但在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與自然和谐共处的今天，我们需要对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坚持以自然为本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无视甚至蔑视自然的结果必定是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现在人类在很多方面已经尝到了不尊重自然的恶果。因此，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平等地与自然对话，理性地与自然握手，与自然共同发展、共同前进，自然界才会越来越美好，人类的前景也才会越来越光明。

（四）有利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不仅仅是一般道德意义上个体的“仁爱”“爱人”，更是着眼于政治与民众的关系，要求为政者能够爱民、富民、惠民、教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也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必须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百官勤廉为政，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新时代，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实干意识和服务意识，纠正“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等行为，真干事、干实事、干好事，真正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三、“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实现路径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作为一种价值追求，需要靠自觉的行为养成。

（一）必须保持浩然正气

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出，人要有“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刚正之气，也就是人间正气。正气是做人之本、做事之道。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在面对外界的一切巨大诱惑、威胁的时候，才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才能达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境界。也只有人人在坚守初心中保持浩然正气，社会风气才能够越来越好。正与邪是相对而言的，人身上一旦少了正气，邪气就必然不请自来;一旦正气消失、道德沦丧，就可能沦为社会的罪人。人们要保持正气，就要注重对自身正义感和良好道德品质的持之以恒地培养。只有这样，在实践中才能扶正祛邪、扬善惩恶、扬清激浊，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我国古代，“以德立人”思想有一个重要的体现形式，就是逆耳良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在这句话中，“已”是动词，作“治愈”讲，己是“自己”的“己”，所以“已己疾”就是“治愈自己的病”。《孔子家语·六本》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这也表明，对于一个有道德的人来说，当自己的朋友或上级犯错的时候，不要因为有所避讳就偏袒、不敢发声，而要以道德标准为原则，大胆、真诚地帮他们指出并纠正其错误，以提升自己和他人的道德修养。这才是真正的“有德”之人。

（二）必须坚持做人正派

古人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道德的自我修养乃是为人处世的起点。道德与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的作风反映着其道德修养。人们只有慎思于内，才能笃行于外。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中，大凡诸如吹牛拍马、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看风使舵、投机钻营、偷鸡摸狗、偷梁换柱的人，都被视为“小人”。孔子把正派的作风称为“君子”之风。《论语》中也有许多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比。诸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这些都旨在说明君子的“正派仁义”和小人的“见利忘义”。做人正直、做事正派是立身之本、处事之基，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和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论语·子路》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就是说，为政者本身言行端正，不用发号施令，大家自然起身效法，政令将会畅行无阻;如果为政者本身言行不正，虽下命令，大家也不会服从遵守。因此，党员干部要公道正派。首先，党员干部必须先正其身，坦荡胸襟，把好“欲望关”，增强“免疫力”。其次，党员干部要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敢言慎言、敢为慎为，低调做人、虚心做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另外，对于为政者来说，“公”还是一种无上追求，唯有始终从严养性，才能坚持公私分明、顾全大局，才能抵制歪风邪气、旁门左道，才能杜绝以权谋私、结党钻营。

（三）必须分清是非荣辱

不辨是非难处世，不知荣辱难做人。清晰的是非界限是一个人正气盎然、精神奋发的标志，正确的荣辱观则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荣者明，知耻者廉。古人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不知耻者，无所不为。”〔3〕 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就会不问是非善恶，不顾道德规范，为所欲为。“知耻者而后勇”，人们只有牢记耻辱，思考耻辱的原因，时刻警醒自己，才能洗却耻辱、自立自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4〕 一个人丧失了廉德，甚至到了违背礼法、损害道义的地步，究其原因就在于不知廉耻。可见，知耻之心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临界点，也是人们追求真善美、摒弃假丑恶的起始点。新时代，明辨“是非”“荣辱”是党员干部成长进步、事业有成的重要保证。对于党员干部来说，首先要正确地判断、识别“是”与“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坚守正确的道德规范和鲜明的是非标准，自觉做到是非分明、公私分明、爱憎分明。其次要在知“是非”的基础上，提升道德认知、确立道德信仰，将学习、探索和修养彼此融合，进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只有这样，人们在立身处世、做人做事时，才能做到择善而从、见恶而弃。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匡亚明.孔子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5：11.

〔3〕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杨 芳.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当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1（09）：14-18.

〔5〕郑 开.德礼之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1.

〔6〕韩美群.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人本基础及其现代意蕴〔J〕.江西社会科学，2011（10）：33-37.

责任编辑 芳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