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解码：百年中共何以风华正茂？

陶建平，韩春梅

摘 要：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比喻为一棵百年参天大树，其风华正茂的奥秘在于：传承活力非凡的优质基因，选取适宜繁生的时空环境，具备深扎大地的发达根系，拥有挺拔强毅的核心主干，架构错落有致的坚枒韧枝，勃发丰茂忠贞的红花绿叶。这六方面因素造就了今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风华正茂;参天大树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4.001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4-0005-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1]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比喻为一棵具有百年树龄而又根深叶茂、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那么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如此？本文试图作一番形象解码。

一、传承活力非凡的优质基因

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优质基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蓬勃伟业萌发于马克思主义这一质量优异的思想种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以高度的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

努力保持马克思主义基因不蜕变。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思想建设，努力保持自身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不蜕化、不变异。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就特别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逐一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2]。毛泽东一贯注重思想建党，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曾形象地比喻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3]习近平也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4]2021年在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是思想建党的一部分。此前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群众路线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也都是为加强思想建党而开展的。

与时俱进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基因。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选取适宜繁生的时空环境

基因条件再优越，也不能决定一切。农业常识告诉我们，农家所种的作物并不会因为种子好而必然长得好、获得好收成。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并非有了马克思主义优质基因，就一定能够自然而然有今天的长势和硕果。

水土、时机不当，会严重影响生长质量。农林作物如此，“政治生物”也是这样。实际上，在获得马克思主义优良种子之后，由于未能将其播撒在适当的时空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过几乎灭绝的危险。赵超构在《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中写道：“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舶来品，在过去所有的共产党领袖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原版翻印共产党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社会来。”[5]62王明等人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们“当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等书”[6]468。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搬硬套，使中国革命一度濒临绝境。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7]407曾经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过深刻反思。他说，“对于马列主义的著作，只觉得其精深博大，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对于苏联革命斗争的经验，由于革命成功的经验证明，亦觉得是传之万世不可或易的真理。就以为只熟读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结论，记得联共的策略公式，就会使中国革命成功了。因而产生了背诵马列主义个别结论与词句，机械搬用死板策略、笼统公式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碰到实际问题，不先想实际情况而是先想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過，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关的情况、用过什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8]。这一教训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切实活用与结合，乃是繁盛发展之要则。所谓切实活用与结合，就是依据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9]，是深刻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精髓并对中国带来翻天覆地改变的主张。正如毛泽东所说：“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0]192赵超构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一个多月调研、采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毛泽东与过去所有原版翻印马列理论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显然不同，在他的领导下，“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是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按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5]62—63。赵超构形象描绘出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使之切合中国实际，适应中国问题解决之需要。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7]408“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11]。

三、具备深扎大地的发达根系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12]。要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须深深地植根于人民。

以广大民众的愿望为政策基础。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记下了他在延安采访时毛泽东说过的几句话，“如果我們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根瑟·斯坦因说，这正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刻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常有时间同各方面的领导者们，同人民、同纯朴的农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寻求意见或关切的人们谈话的原因”[6]450—451。能够真正贯彻执行并且获得良好结果的政策，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简单拍脑袋就能灵光闪现的，而是一定要以“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作为基础。

以广大民众的冷暖为严重关切。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服务人民不是空泛的口号，它需要实实在在地从点点滴滴做起。“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13]。“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7]467。

以广大民众的福祉为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10]210。

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深深植根于人民，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才能赢得良好的党群、干群、军民关系。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这样描述她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的见闻，即红军“士兵们总是被分配到无人问津的房舍里或当地群众的家里住宿。他们把房东的炉子用几分钟，甚至也要付给钱。他们住的地方，离开时总是打扫得像原来一样整洁，甚至比原来更干净。不管他靠吃那一丁点儿配给的小米有多么饥饿，没有一个人会梦想闯进路旁的果园或菜园。对私有财产这种几乎难以置信的尊重……是赢得并保持民众支持的重大因素;甚至连商人、地主也欢迎行军路过的红军”[14]315。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他亲眼所见的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关系与其他地方的不同，即“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料马匹。我们总的印象是，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让他们开心”[15]213—214。原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曾经在回忆录中记述他在淮海战役中当了俘虏后，被从战场押送到解放区后方时的所见所闻。他说：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止四望，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16]。

四、拥有挺拔强毅的核心主干

有无挺拔强毅核心主干，状态大不一样。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 [17]这段话其实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我们党有没有一个挺拔强毅、实实在在、受人爱戴的领导核心，状态是大不一样的。从反面来说，在毛泽东之前，我们党有过陈独秀、王明等领导人，他们没有哪个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道路问题。他们作过一些思考、探讨，要么偏左，要么偏右，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也就没能真正形成强有力的核心。从正面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成为党中央的主心骨之后，整个局面才有根本的转变。正如刘伯承所描述的那样：“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18]美国人海伦·斯诺说：“毛泽东教养有素，精神支柱铁铸钢打，不怕高压，是由坚韧的组织构成的。”[14]293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习近平等党的领袖也都是如此。有了这样挺拔强毅的核心主干，我们党的事业、国家民族的面貌大不一样。这一点，我们从历史与现实中都可以感知、领悟得到。

核心主干挺拔强毅，必须依托坚实大地。核心主干不会凭空产生，更不可能凭空挺拔强毅。毛泽东“思想根植于潜心观察的现实。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始终将罗盘指向普通民众的要求”[19]。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20]“个人作用的发挥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反映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要求”[21]。缺乏这一基础，核心主干挺拔强毅也就无从谈起。

五、架构错落有致的坚枒韧枝

笔者在此用“错落有致的坚枒韧枝”来比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是人类最高的智慧。民众能不能有效组织起来，其能量大不一样。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并且付出了巨大努力，架构了有机协同、各展其能的组织体系。有党中央核心，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它们分别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中间承启段”和“最后一公里”，在各自层面上发挥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蒋介石曾经有过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长处，就是有组织。对于每一个人都可以藉组织的力量指挥监督，使之确能遵守命令，负责尽职，而不敢有丝毫的违抗命令或贪污不法。甚至他们盘踞区内的民众，经过他们组织以后，都能统一管理，指挥运用。与我们比较，真可以说他们一个兵能当十个兵用，一万人能当十万人用。反观我们国军所以遭受如此的牺牲……都是由于没有组织或组织松懈所造成的”[22]。总体上说，我们党的组织体系是健全而有韧性的。这不是我们“唯一”的长处，但确实是相当突出的优势。

相比之下，国民党组织松散，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党部在地方一般只设到县一级、在军队只设在团一级，党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国民党对党员的管理相当混乱，党员入党、脱党都很随意，只要称兄道弟就很容易混进党内，经常是在报纸上登个招生、招聘启事，就接受一批党员。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内耗严重。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的根据地还是被敌人分割的，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10]253。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陷入国民党那种派系林立、钩心斗角的泥潭，而是能够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英勇奋斗，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坚强有力地组织起来的现代政党。正如海伦·斯诺所说的：“我了解到，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谊，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10]296

同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启示我们：要强化党性，不能滋长派性;要优化党的组织，不能虚化党的组织;要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不能踢开党委闹革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23]，这个邓小平之问值得我们永远深思。要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因为“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24]。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造型”，更要“塑魂”。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25]。在新时代，我们就是靠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的，成效有目共睹。实践证明，这个路子是十分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六、勃发丰茂忠贞的红花绿叶

“红花绿叶”指的是团结在党周围、忠诚于党、在各自岗位上为党奉献的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2018年1月，习近平讲过这么一个故事，长征过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习近平感叹道：“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我们党就是靠着千千万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无私奉献，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26]在2021年3月1日中央党校中青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27]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众多不具备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但认同党的主张，团结在党周围，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各自贡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是上述“红花绿叶”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上述六方面因素在起作用，才最终成就了今日中国共产党事业甘甜清香的累累硕果。这便是百年中共风华正茂的奥秘所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2（02）.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8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7.

[5]赵超构.延安一月[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6][美]斯諾，等.早年毛泽东[M].刘统，编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金冲及.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33.

[9][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田松年，杨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1.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2.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67.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袖珍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124.

[14][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M].安危，杜夏，译.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15]伊斯雷爾·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M].沈苏儒，贾宗谊，钱雨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16]杨伯涛.杨伯涛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155.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49-1974）：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95.

[1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726.

[19][美]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M].刘庆军，许道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26.

[2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4.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905.

[22]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84.

[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0.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11.

[25]习近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J].求是，2020（15）.

[2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0—31.

[27]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J].党建，2021（3）.

责任编辑：何文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