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文学

张翼 安庆

2019年11月，我与安庆老师在一次研讨会上结识。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好，虽是初识却天然亲近，因此当我萌生邀请作家参与课堂的想法时，最先想到的就是邀请生在新乡、写在新乡的安庆老师。2020年11月12日，安庆来到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面向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就创作经验、文学观念等问题举办讲座。这场讲座条件非常简陋，地点就是我们上课的教室，桌椅斑驳、空间狭窄，然而文学和作家使我们精骛八极，神游万仞。我一直在思考，文学究竟能对人、对人生产生何种影响，从他的述说中我得到了一部分答案。

——张翼

张翼：（以下简称张）您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多部小说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获得过“河南省文学奖”“杜甫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也是河南小说界的“八大金刚”之一。您能否谈一谈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走向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安庆：（以下简称安）首先，我的创作不敢说丰硕，虽然自己已不年轻，但一直都还是“在路上”的心态。转载呀，获奖啊，包括短篇小说入选全国十几家年选，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要毅然地翻过去，决不沉湎。

我写作的萌芽或者契机，可能来自于我一个时期的苦闷。我高中毕业回到村庄，但内心不服气，特别地想读书，想找到一个发泄口，心里有好多的话想诉说，像有一条大河要冲出闸门，必须找到一种发泄的方式，想倾述。我可能就是那时候想到了写作，因为内心的压抑需要找到一个爆发点，简单来说，就是有话想说。

具体开始的时间记不清了，也许开始于我第一次离开家乡。那一年我17岁，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就像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情景，不同的是我坐的是绿皮火车，我要去我叔叔所在的一个城市里打工。火车哐哐啷啷地响着，车窗外掠过一片片庄稼和土地，掠过一条条河流。我忽然感到非常地迷茫，非常地伤感，特别地难受。我要去的是一个工地，从此我就是一个社会人了，我带着包裹，在我去异乡的途中，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去到了叔叔所在的一个工厂，跟的是林州的一个盖房班，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去工地，下午到很晚了才下班，干的是筛灰和搬砖的粗活。几个月后我逃了出来，我拒绝了再继续打工，我的内心告诉我，那不是我要的生活，那种生活成就不了我的未来。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去叔叔家告别，叔叔拍着桌子骂我逃避劳动，不能受苦，一辈子什么也干不成……叔叔说，你让你爹养你吗？我没有争论，我在第二天早晨一个人悄然地背着包裹离开了那个地方，后来我又经历了很多，做过蜡烛，卖过衣服，做过代课老师……我一直在寻找可以实现理想的道路，我之后打工都是在家附近，这样可以在晚上看书。一个人要找到你冥冥之中的东西，要敢于朝着接近你心灵、灵魂的方向努力。

我就是在苦闷和彷徨中开始了在文字上的训练。其实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是在苦闷中产生的，包括余华无数次地说到他开始写作是特别地不想再做一个牙医，阎连科也是已经从部队复员又重新被招了回去，这是命运的安排，一定和努力有关。

我最初的写作是盲目的，那时候主要的目的是有话要说，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倾吐。但写作要找到一种路径，一种突破口。怎么办？那就是读书和练习，或者说，我能把写作作为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也是读书导致的，那些你读到的书在诱惑着你，冥冥之中在給你指路给你带路，先让你进入阅读的迷宫，再让你在迷宫里寻找。成就一个作家的是他自由地阅读，他在自由阅读中找到符合他情绪的文字。一个作家的小说叙述方式是很重要的，而他最早的小说叙述方式，肯定会受他所读的书的影响，最初写作所受的影响一定是受语言的影响。

张：您谈到了阅读对您写作的影响。您对文学的崇拜，对知识的崇拜，从《朋友》里老麦对老包的仰视里可见一斑。其实您对文学的态度挺复杂的，既有作为精神出口的需要，也夹杂着作为改变现状的手段。我这种理解是否适当？

安：最初的阅读和写作就是一种单纯的精神需要，是寻找一种灵魂的出口，想在内心找到一种安慰，没有任何功利，或许还不知道什么叫功利，心净如水，从阅读或从一次心灵的触动开始了我漫长的写作训练。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文学机构，甚至不知道报刊杂志，还有可以发表的渠道。至于改变现状是后来形成的，带着一种内心的挣扎。

我最初的阅读是猥琐甚至是卑微的，带着乞讨的意味，有一种饥饿感。我那时候非常内向，好像除了用眼睛观察我能看到的世界外，不愿意用嘴巴说话，可能和家里穷有关。我在其它场合说过两句关于我读书的感受，一句是：和书有关的屈辱都不算屈辱！另一句是：书是我暗中的贵人！我想起我在路边等投递员，眼巴巴地看着他邮袋里的报刊杂志，我羡慕和想象着那些报刊上的文字，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阅读开始成为我的一种寄托。我畏缩地跟在投递员的后头，当他把报纸投入村部的一个门里后，我找到一根木棍，把那些报纸从门缝戳到门口，找到我要阅读的《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文汇报》的“笔会”版，慌张地把它们揣在怀里，匆匆地跑出来，跑到家如饥似渴地展开，阅读，摘抄……我记得我的狼狈，有一次那个投递员杀了回马枪，突然站在我的身后，瞪着我，让我颤抖，还没来得及揣起的报纸落在地上，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我惭愧地低下头抽泣，我知道我这条阅读的路从此断了。然而，之后，那个投递员再见到我，主动从邮袋里抽出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给我，对我笑笑，说，看完还我！我现在还记得他的面容，记得他姓王，有一头自然卷的头发，村里人当时都叫他小王，他人其实很好，脸上总带着浅浅的笑容。

后来，我告别了这种乞讨式的阅读，我开始走进县城，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县城的书店，那么多书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第一感觉是特别想哭，那一刻，我知道了这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书店，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书，最好闻的就是书香。后来，我每次去县城都要进一次书店，好几次把家里给我吃午饭的钱买成了书，回家的路上就迫不及待地坐在路边读起来，直到看不见了才匆匆回家。

我想起我最初读路遥的《人生》，我骑着自行车走在从村庄到县城的路上，一路上心潮澎湃，心血来潮地发誓，要写出像《人生》这样的作品，写出类似于《人生》的续集，去体验高加林的生活，把他没有走成的路走成……多少年来，我就是这样怀揣少年的梦想，怀揣我的一颗“初心”，懵懂而坚定地走着，有过很多挫折，有过很多艰难，很多痛苦，也忍受过很多屈辱，在外打工时，用一双胶鞋换过别人的一本书，自己穿着露脚指头的鞋干活。但我没有停下来过，我知道，要实现一个目标，必须要有异于常人的付出，绝不可半途而废。我一直把海明威的那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人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打败！”我还特别喜欢一句话：“少年须勤奋，文章可立身。”这是我后来看到的，那时候我想“立身”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不蹲、不矮、不仰人鼻息，你才可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多少年，我就是靠这样的坚持走过来的。

世界是慢慢地向你打开的，一次我贸然地参加了县工会举办的迎春诗会，结束了才知道我是唯一的从农村来参加活动的。我很懵懂，我不知道工会的诗会是办给城里职工的，我好像是在文化馆大门口看见了一张启事就混了进去，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出来以后还要骑自行车走几十里土路回家。记得十多天后我又一次去县城，在大街上被一个文友拉住，说你是不是那天晚上参加诗会的青年农民？接着他说，你上报纸了，市报的一个记者那天来采访，把你写在报道上了，说一个青年农民跑几十里地来城里参加了诗会。那张报纸我到底也没有见过，但我和县城的接触慢慢地开始了，逐渐地接触到了县城里的几个文友，我们在一起谈文学，他们中有各个行业的，但都是喜欢文学，记得还有一个部队的文友，老家是湖南的，他喜欢哲学，动不动就是弗洛伊德、黑格尔、荣格，我当时就是受他的影响买了弗洛伊德的书。文友中有一个在邮政局的分拣室工作，我一次跟他到分拣室去，哇，原来他们的工作就是分发报纸杂志的，满地都是一捆捆的报纸杂志，我在那里见到了大量的文学杂志：《十月》《当代》《收获》《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诗刊》等，在杂志上看到了王蒙、莫言、张承志、苏童、余华、毕飞宇、刘索拉、李佩甫、张宇等等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才知道原来每个人写的东西还可以有这么多的刊物可以发表。当然，那个时候我还在阅读阶段，或者刚刚找到了更宽的阅读渠道。但邮政局的分拣室，让一个乡村的孩子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避免了一个乡下孩子的闭塞。

后来，这个文友家人在大街上承包了邮政局的一个报刊亭，他每天晚上要去报刊亭里替换父亲，我就每隔几天的晚上骑几十里的自行车去报刊亭里找他看书，看杂志，聊文学，也在他的报刊亭里结识了县城更多的文友。关于这段生活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留在县城的痕迹》。

慢慢地写作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赌注，我要写作，要倾吐，也要改变命运。我更加贪婪地看书，每天尝试着写作，甚至给自己制定写作的字数，我曾经有一个小本，封面上写着：日写一千字。这种做法当时也是看到了哪个作家的叙述，受到的启发。父亲不理解，家族里的人，街坊邻居也都在用质疑的目光看我，那两年母亲已经不在了，父亲反复对我说的话就是“你要养活你自己”。前几年，一家杂志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父子花》，那是我20岁左右时写的一个作品，小说的原题目叫《梦中的父子花》，是写两代人的代沟，从误解到沟通的过程，小说的最后，我梦见一棵树上开出了并蒂的花朵，那些花就叫“父子花”，是两代人最后相互理解后開出的花，小说写的就是我当年的那种状态。

文学对我是有馈赠的，我曾经说过，文学是我的亲人！我一直感谢文学，我在写作中逐渐看到了鼓励，看到了前方的风景。我因为不断地发表作品被招聘到乡政府工作，在乡政府一直工作了十几年，之后被借调到过组织部、宣传部，再之后因为我的作品获得河南省文学奖，小说连续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入选全国小说排行榜等，历经周折按特殊人才被调到了新乡，至今在新乡落脚快20年了。回顾走过的文学道路，文学帮助了我，也因之遇到了挺身相助的人，他们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每每想起都充满了感激，也借此对那些帮助过我的贵人，深深地道一声感谢！

张：从您刚才谈到的作品来看，您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现在这些青年学生也面临着如何读书的问题，一是读什么？二是怎么读？三是如何将所读内化为自己的所得？您能否就这些问题给些建议？

安：关于读书，怎么读？也有一个领悟的过程。对于写作者来说，阅读的过程尤其重要，读书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要耐着性子去读的书，一种是快餐式的阅读。作家读书和一般的读者会有一定的区别，读者就是顺着自己的兴趣去读，有的人一辈子都喜欢读武侠，有的人喜欢的就是那种励志书情感书。而作家读书大都是带有挑战性的，读的大都是要耐着性子去读的书，他是带着获得营养的需要，学习的需要，提升写作水平的需要去读，伟大的书不一定是好读的书，比如博尔赫斯，比如乔伊斯，比如鲁尔茨，比如略萨，阅读他们的书都不是一般的读者，他们的小说给同行的提醒可能更多，想象空间可能更大。

阅读好的作品往往有意外的收获，我常常在阅读中受到启发，触动我写作的灵感，从那些作品中找到自己写作的视角。

读书也受个人经历、经验、情绪的影响，有些书你当时读不下去，可能过一个阶段或过几年，你在拿起来的时候完全可以接受。当你开始有选择性地阅读，说明你的阅读已经有了固定的兴趣或者志向的需要，甚至带着研究的性质，而读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你读到了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你对读书有了相对更深的领悟。

暂时读不下去的书，不妨先放一放，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读得下去，还会非常受益，有时候读书需要心性放开。有些书需要耐着性子去读，在书中的某个章节你可能会开始读得顺畅，并获得阅读的快感，会有收获。

张：您的小说语言非常讲究，特别是题目和人名蕴藉丰厚、耐人寻味，比如《父子花》、比如《扎民出门》里的“许多”等等。请您就这方面介绍一下心得？

安：小说的题目其实就是小说的开始，它影响整个小说的基调，甚至写作的心境。有的题目是随着写作的意念产生的，会在灵感产生时先迸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作者的写作，有着启悟引领的作用，实际上基本的思路已经出来了。很多情况下标题就是一个文本的题旨或者提示，是与内容、主题、意义相关的，是对主题的一种提炼，这是对作者而言。而对读者来说，有着引导、了解、对内容猜测的作用。

很多小说家是很讲究题目的，比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好的题目可以引导你的叙述，也可以影响读者的阅读，比如我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狼狈》《现在广播爱情》《我们和一头驴的生活》《飞过城市的麻雀》……这几年的《父亲在自己的夜晚》《受伤的鸽子》《父亲背走的秋季和冬季》《卜者之卜》等。而每一类型的题目又和作者的叙述风格有关。

短篇小说的题目可能来得比较直接，因为短篇小说表达的就是一种感觉或生活的片段，在你抓住感觉的同时，题目或许同时就产生了。而长篇、中篇的题目有的是先定下来，在小说完成后对题目再进行推敲。比如我的长篇小说《镇》，它最开始不是这个书名，备用的书名有好几个，我进行修正时最后确定了《镇》这个题目。我有一个写作的理想，就是在时机成熟情况下，写几部以一个字命名的长篇小说，它们可能是一个系列，目前有了大致的方向，还在酝酿之中。

你问到的关于小说中人物的名称，我在确定开始写作一个小说时，接着考虑的就是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人物的名字是要和小说的主题、小说的意念、小说的基调相搭配的。我有一个笔记本是专门用来记备用地名和人名的，我把我想到的地名和人物名记在那个笔记本上，写作时去里边挑选。更多的情况，是你在准备写作小说时就会有相应的人名蹦出来，感觉合适就拿来作为人物的名字用上了，等小说发表出来，再看人物的名字感觉还是贴切的，比如《扎民出门》里的“许多”，作为一个跑车司机，这个名字是有寓意的，我也奇怪当时怎么就想起了这个名字，可见一个成功的作品与各种因素相关联。

张：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年轻的读者群体都比较关注作品的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情节更能够吸引读者。在您看来，一部作品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人物，还是情节？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安：小说的要素是人物、情节、环境。在小说的多种元素中，最核心的还是“人物”，所谓“人物”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篇成功的小说怎么可能没有主人公呢？从众多成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巨大的人物长廊，情节、环境等都是为“人物”服务的。

一篇好的小说有很多复杂的成分和元素，人物的塑造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功力，一个小说家重要的贡献就是人物。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巴金《家》中的觉民、觉新、觉慧，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少平与少安，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小娥，余华《活着》中的福贵，苏童《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等。一个成功的人物身上寄托着作家的表达，要表现的内心生活，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作者对人物是有倾注的，人物是小说中不可少的借体。

现在似乎有一种淡化人物的现象，小说创作也在多元化，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可能和作品太多有关，一般的读者很少谈到人物，他们更多记住的是书名和情节。但好的小说一定还是会写出成功的人物。你认可的小说，回过头去看，它一定是有一个人物在带动你的阅读，你记住的一定还是人物。

张：您刚才谈到了陕西作家的创作精神。文学豫军与文学陕军，同是当代文坛上的劲旅，也都受到黄河滋养，您觉得这两个群体在创作形式和方法方面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不同呢？此外，您认为地域生活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相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河南处于文化的边缘的地带，而在河南的内部，新乡更是文化边缘地带。在新乡写作，您觉得对您有哪些好处？又有哪些局限？您是如何突破这些局限的？您又是怎么将“地方”化成自己的文学经验？

安：这个问题我曾经有过思考。陕西和河南两地有相同的点，两省相邻，都是传统历史文化大省，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多年来陕西和河南的文学成就不相上下，甚至难分伯仲，两地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真正以地方文学实力成为军团可能是在20世纪90年代，记得有陕军东征之说，那两年陕西接连出了几个大部头的作品，包括后来都获了茅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

两地作家的区别在于，陕西作家的使命感特别强，有一种孤注一擲、孤军一战的拼命劲头，甚至有苦行僧极端化创作的投入行为。比如，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去到一家煤矿区闭关写作，几乎与世隔绝；贾平凹写《废都》去到一个乡镇的计生办，也是封闭式的创作；陈忠实写《白鹿原》的理念就是要写一部可以枕棺的小说，完成的那天在家乡的河滩里放了一把大火……没有听说河南的哪个作家有过这样的极端化创作行为，河南作家相对比较沉稳，在心里不服和较劲，埋头创作，李佩甫老师就是这样坚持几十年完成了他的“中原三部曲”。而从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势头来看，河南可能更占优势，无论从代际衔接和作品质量上都不亚于陕西，河南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已经累计达到九人，是全国之最。

但两地作家的内核还是大致相同的，无论怎样的写作方式，投入的劳动是不可省略的，最终衡量的标准还是作品的质量，留下来的还是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

关于地域对个人创作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每个人的故乡在内心的凝结是有一些区别的，为什么一个人一生都在写他的出生地，或者把出生地当做他作品的地标，这也许就是地域的影响，他们的写作甚至成就了一个地方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沈从文、汪曾祺、莫言，河南的刘震云、刘庆邦、周大新、阎连科等都是一直在坚持对故乡的书写，但故乡已经是放大了的故乡。刘震云笔下的延津不仅仅是新乡的延津，也不仅仅是河南的延津，而是对整个中原的乡村书写；李佩甫老师的“中原三部曲”不仅仅是他生活过的许昌，而是广大的中原乡村，作家写作总要找到一个地标；而河南作家中邵丽和乔叶没有太多的地域痕迹，作品却在全国产生影响。地域是经验写作的营养，也是心灵的故乡，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做地域性的作家，在城镇化的发展形势下，以后也恐难再出典型的地域性作家了。

对于我，我的写作属于进行时，我自知自己的影响力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地域对我当然也是有影响的，但我不想成为地域符号的那类创作者。至于影响我的作品体现的元素，乡俗、亲人的生活都会不同程度体现，但不太严重，我喜欢把作品逐渐地放大，比如《加油站》放在另外一个地域也是能够成立的。

至于是否感觉新乡是文化边缘地带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强烈，一个作家的创作是不会被地域局限的，将地域文化化成作家的文学经验，我一直都在这样写作，一个作家是挣不脱地域文化影响的。况且，一个作家的作品肯定也不是单单反映一个地域的文化，我只想好好地思考自己的创作，找准自己的强项和关注点，在自己的点上纠结出尽可能大的成果。

张：您的小说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中国乡村的转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乡民的生活内容、精神内核也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比如您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乡村边的“加油站”，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它联结着乡村与外面的世界，然而当外面的世界席卷而过的时候，它留给乡村的究竟是什么？乡村是否有能力又如何消化这些外来的刺激？

不知道您自己是否察觉到了，您的作品里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主题，就是“寻找”。《朋友》里进城务工的老麦寻找在城里失踪的孩子，《扎民出门》里老扎民寻找将孩子丢弃在乡村的父亲，《父亲的迷藏》里父亲也在找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您也在“寻找”着什么？

安：你问的是两个问题，我也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其实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乡土文学或乡土题材创作的话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会影响到乡村，乡民的精神内核也势必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时代在不断地变迁，但无论怎样变迁，人永远是时代的主要因素。不仅仅是中国，西方的一些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不认为乡村原来的东西都失去了，由于我和乡村的关系，我要不断地回到乡村，家族里的婚丧嫁娶，我还要参与。事实上传统的伦理，传统的礼仪还在延续，乡村也逐渐富裕，拿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来说，很多家庭都有了小汽车，经济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关于乡土文学，它的内核的确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当大量的农民工背上包裹踏上外出的旅程时，新的乡土文学实际上就已经诞生了，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在十年前就写过几篇小说，比如《倾吐者》《飞过城市的麻雀》《紫外线》《杨木头的低保》等，这些小说的人物都是当下的农民工，有我对农民工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外边的世界对乡民的诱惑究竟是什么？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比如谈到节气，对节气的尊重，从乡村出来的人对乡村的礼仪抱有怀念和敬畏，包括我，我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城市长大的，每到春节，还是愿意回到村庄去，因为那里的传统礼仪还在，还有一种亲情的热闹。中国的礼仪和伦理价值的载体是在农村，也可以說是从乡村开始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传统的礼仪正在逐渐地消失，经济的刺激对传统和文化是双刃剑，消失之后再恢复是很难的，即使恢复也是带有摧残性的。

那么城市对乡村的诱惑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就业、教育和卫生等，城市的繁华和热闹，城市的文化活动，对孩子教育和未来教育的考虑都是因素。对待这种诱惑怎样拒绝和平衡，这有个时间问题，到商场或到某个服务行业问问，很大一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农村，在城市就业，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内心的向往和欲望。

现在，很多农村家庭在县城里有房成为了一种趋势，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年轻人结婚，女方提出的条件就是县城里有房，他们考虑得越来越远，中国的城镇化是在攀比和欲望中迅速被推进的，这种欲望和需求，比政府号召还要有力。但也有一部分较早去到城市的人回到了乡村，他们的回归也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创作题材。

第二个问题，我的确写过一批关于“寻找”题材的小说，你举的这两篇小说也是我比较满意的，它们都分别被《小说选刊》转载，入选多种年选或获得奖项……寻找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总有遗落的东西，遗落的困惑，怅然若失，写作或者阅读也许就是一种寻找，我们要找到的是关乎我们心灵和灵魂的东西，包含着我们的怀念、遗憾、愧疚、疼痛、泪水……我们的呼唤、追寻、反思……一篇好的作品就是要写出人和时代的疼痛，我常常在阅读写作时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其实衡量一篇好作品很简单，就是读者被打动。

这几年，我一直在写关于乡村老人的生活，以父亲为题的就有《父亲在自己的夜晚》《父亲的迷藏》《父亲背走的秋季和冬季》《父亲的声音》等，正在修改的一个中篇也是写乡村老人的。我的母亲是1986年去世的，去世时50多岁，母亲走后父亲一直独自地生活了几十年，后来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在父亲最后的几年忽然感受到老人身上的好多东西，他的孤独、无望、无助、怀念、依恋……我想象他这么多年自己做饭的时光，每一次一个人在小锅里添那么一点水，看着水顷刻间就会沸腾。到老了，他对和我们在一起有了企求，那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无奈……在乡村像父亲这样的老人有很多，关于乡村老人的题材我还会写下去，社会进入老龄化，乡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是我为此挂念和想书写的。

你聊到的关于乡村伦理或伦理重建的问题，我的很多小说都牵涉到了，这也是我想在下一步创作中多去考虑的题材。谢谢你的提醒。

张：你提到文学作品也可能代表一种思潮，也要承担社会责任，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安：能引领思潮的作品，一般都带有一个时代的先锋性和思考性，这里所说的先锋，代表的不是怎样写的范畴，是说它在那个时代那个时期是前卫的，有带动性的作品，包括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那一大批的作品中至今还留下很多优秀的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包括萧红的出现及其作品产生的长期的影响力，张爱玲作品的恒久性……之后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这些所谓的文学时代或文学时期，是先有作品，再被命名为思潮或流派的。每个思潮都带有革命性，都是对文学形式和文学操作实质性地推进，每个时代或时期都会有可以留下的作品，凡是留下来的，都是内容比较宽泛，政治烙印不太过分和局限不大的作品，它们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人心和那个时代的变革，有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潮流，否则就没有较强的生命力，或者就没有生命力。

张：您近期有没有新的作品与读者见面呢？今后将会出怎样的作品呢？

安：我会坚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创作。我要考虑的是怎样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一个作家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突破也是不容易的、艰难的，但我一定要去努力，尽力做到，我之前的创作也算有几篇自己至今还不脸红的作品，比如《加油站》《扎民出门》《棉花棉花》《老顾头的温暖》《麻雀》《卜者之卜》等，这些大都被选载和获得奖项以及入选排行榜，但过去的只能代表过去。目前刚写好的有几个中短篇小说，正在修改之中。接下来即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我两年前创作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月亮女孩》，如果正常会在2021年的上半年出版，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是以《扎民出门》为书名的，也会在2021年出版发行。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世纪河南青年作家乡土创作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BWX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