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法律思想及法律观的奠基人

本社记者 马付才

2021年，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党史题材电视剧一路领跑电视剧收视率榜单后，吸粉无数，被众多影评媒体誉之为“破圈现象”。这部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的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

在这部电视剧中，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多次在街边演讲，号召民众参与到民族解放和救亡图存中，他振臂一呼的演讲激情澎湃，极具感染力，观众很难不被李大钊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我们都知道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李大钊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法律思想及法律观的奠基人，他也是一位法学家，在出版的《李大钊法学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初期的中国民主宪制建设等诸多重大问题。

留学生涯树立起民主法治的信念

1906年，清政府百业俱失，盗贼充斥，政治腐败，百姓无所衣食。在这种背景下，立宪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无奈，清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但真正进行立宪改制却遥遥无期。

虽然，清政府立宪改制目的是为保全自身，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却预示着清政府立宪改革运动的开始。这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推行立宪“新政”，创建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07年8月，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第一届开始招生，18岁的李大钊考入了这所新创办的学校。

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以留日学子为核心创办的中国第一批官办法律学堂之一，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因此师生们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思想活跃，屡起学潮。为此，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未能实行。

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期，李大钊开始广泛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从而树立起民主主义的信念。1912年，李大钊担任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编辑部长，负责编辑学会刊物《言治》。在此期间，李大钊开始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他清醒地看到，表面上虽然旧中国从形式上由封建君主制国家转变为立宪制国家，但中国距离真正实现民主强大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1913年，李大钊感到自己的才学还不足以实现理想，于是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第一年必修的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政、应用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民法论、刑法论等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课程，这些为李大钊以后著书立说、呼吁立宪、建立民主法治国家储备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正是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李大钊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并开始撰写各种文稿，强调“民主”的思想，并且思索该以何种形式建设国家。

>>李大钊 资料图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资料图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采用极端集权主义，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约法》的民主精神。1914年11月，李大钊于日本发表了文章《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文章中，李大钊称袁世凯政府为“绝盛势力”“而盲心从同”。在这段时期，李大钊同样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不满，认为国民党过于重视政治竞争，使中国兴起了以暴力干预政治的风潮，这才导致了袁世凯政府暴政专权。

1916年1月的“讨袁运动”是李大钊在日本除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规定外，参加的最激进的活动。因为彻底破灭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幻想，1916年年底，李大钊决定弃学回国加入“讨袁运动”。当时，乘坐轮船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李大钊想起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前程未卜，一时思绪万千，悲从心中来，挥笔写下了：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

传播马克思主义撒下革命火种

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十月革命的胜利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李大钊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此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后，在1917年年初，将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进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工作。

《新青年》办刊的宗旨是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青年》认为要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救亡图存的希望在青年，而青年的希望在先进的思想。心中燃烧着革命烈火的李大钊，为此写下了名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青春》一文写道：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伴随着销量飙升，《新青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新青年》编辑部工作期间，李大钊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使他逐渐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也让他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为了更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已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设立了存放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图书室“亢慕义斋”。而“亢慕义”是德文译音，意为共产主义。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北京，李大钊等革命家也开始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仅仅两个月后的1920年10月，李大钊就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然后，这个研究会开始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主讲人就是李大钊，发起人也是李大钊。最早的成员共有19人，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

这则消息公开宣布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存在，成立这个研究会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更多的年轻人。研究会成员通过搜集、整理、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广泛的学习研究、举办公开讲演会等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入传播。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这个研究会，他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给研究会使用。到了1922年2月，研究会会员已经由最初的19人增加到63人，北京的各大专院校都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很多青年的心中就此开始种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火种。

用宪法思想倡导建设法治社会

李大钊认识到，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首先要尽快制定一部充分反映国民公意的宪法。因此，李大钊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法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以宪治国论的法治理论。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直隶同学合影 资料图

>>李大钊被捕后撰写的《狱中自述》 资料图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之初的1916年初，李大钊创办了法律刊物《宪法公言》，他在《宪法公言》第二期上发表的《制定宪法之注意》开篇写道：天佑中国，枭强自陨，议坛诸公，得以卷土重来，制定宪法，此实国民之幸运，亦吾国之转机也。

无规矩不成方圆。李大钊认为，制定宪法，立下规矩，宪法的存在就是用来规范国民的行为，从而使这个社会变得井井有条，乃是国民的幸运、国家的转机。因此，李大钊不但直接创办和参与宪法学学术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以推动宪法学的学术研究与宣传，还在《言治》《宪法公言》与《甲寅》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宪法学理论和政论文章，主要有《国庆纪念》《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学会与政党》《议会与言论》《政论家与政治家》《立宪国民之修养》《受贿案与立宪政治》等一系列文章，为宪法鼓与呼。

这些文章大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立宪活动和政治实践，有感而发，有感而议，所以，其文理和观点，不仅与法理相符，还别具一番清醒与透彻。李大钊不仅注重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与价值，还特别注意宪法生成的社会基础与具体的立宪制度，如他对宪法价值、宪法精神、宪法形式、宪法功能、制宪中央与地方关系、立宪政体与孔子入宪等问题的看法，都直指问题的实质与要害。

不但自己著书从制度上思考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要进入民主法治国家，应该如何把一切政治势力纳入到宪法范围以内，而且，李大钊还翻译了许多公法理论方面的译著，有的是直接关于宪法学学术专论的，有的则是其中涉及宪法学理论方面的。其中直接关于宪法学研究的有《精琦氏宪法论》，间接关于宪法学内容的则有今井嘉幸的《中国国际法论》和中岛端的《支那之分割命运》等。

通过著书立说和翻译国外先进的法治思想，李大钊对一些宪法学基本原理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发与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与宣传。

为唤醒整个民族英勇就义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按规定，北京支部改称为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之后，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又改为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任书记。

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李大钊将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上，因此北方各地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和党组织也以工人和工人党组织为主。1921年10月，经邓中夏等人介绍，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以工人为骨干的党小组。

之后，张太雷受李大钊委派到天津创立党团组织。1921年12月，天津共产党小组成立，张太雷任书记；李大钊派罗章龙等到唐山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4月，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支部）成立；1923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弓仲韬建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这是全国建立的最早的农村党支部；1923年3月，李大钊还派共产党员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开展建党工作。1923年10月，党团合一的中共哈尔滨组（又称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建立的最早的党组织；1925年年初，冯玉祥国民军进驻张家口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李大钊决定在绥远、热河、包头等地建立中共工作委员会，由吉雅泰任中共绥远工委书记。张良翰（后为多松年）任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陈印潭（后为杜真生）任中共热河工委书记；1926年，李大钊又派李裕智建立中共包头工委，从此，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党的领导；1927年年初，李大钊提议建立陕甘区委，领导陕北和甘肃党组织工作。1927年4月，又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至此，甘肃的党员发展到了40多人。

6年多时间，李大钊通过北京党组织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到北方各地建立中共党组织，在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山东、河南等北方广大地区及西北军中建立了23个地委和100多个独立支部，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

李大钊通过这些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很多爱国斗争，于是他又成为军阀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1926年，李大钊领导学生、群众参加游行，要求北洋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则让组织者李大钊等人直接上了反动军阀的黑名单。为了抓捕李大钊，反动军警化装成车夫、小商贩，天天在李大钊家附近盯梢，就这样，北京城内白色恐怖越发严峻。

1927年4月6日清晨，根据叛徒告密，北平侦缉处处长吴郁文率军警强行逮捕了李大钊和几十名革命志士，以及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

李大钊被捕后，敌人为了逼迫其招供，使用了多种酷刑。尽管这样，李大钊仍不屈服，看硬的不行，敌人就来软的。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来到狱中劝降：“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对此极为不屑，严词拒绝道：“我就算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下令秘密杀害李大钊。李大钊闻讯后，坦然自若，从容地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年仅39岁。

现在，在李大钊出生地河北省乐亭县，于1997年8月建成了李大钊纪念馆，已经成为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而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这个李大钊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最快乐、最开心的地方——李大钊的故居也已经成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李大钊纪念馆馆长李敏告诉记者，李大钊纪念馆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接待游客的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到李大钊纪念馆参加红色研学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大家在这里接受红色教育，深切缅怀李大钊同志的丰功伟绩，表达对革命先驱的无比敬仰、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可以说，李大钊纪念馆已经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寻找“初心”力量的地方。乐亭县是李大钊的故乡，是他一生奋斗的起点，更是乐亭县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