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张远山

□李 更

我其实是不敢随便参加学术性会议的，但仍然选择了张远山的这次“神仙会”。如果说江湖，他比我要更懂江湖，因为我就算心在江湖中，也还是有点“伪江湖”，所谓的“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而张远山一直是身在江湖，心也在江湖，身心合一，这可能就是庄子的灵魂在他身上返现的明证吧。

有人说，张远山的文学起步有些像我，从吵架开始。我一直认为我写的是文学批评，却被一些人委屈成吵架。批评，通常在我都是一头热，吵架则必须是两个人以上的行为。但是张远山好像就欣然接受这个“吵架”概念。他应该不是刻意要把高雅的事情往俗里说，这一点我非常欣赏。他和我一样，也是这么十几二十年一直处于一种吵架中，只是我已经吵得很疲倦了。

如果张远山的文学确实开始于吵架，那么他的吵架就是一种百家争鸣。虽然吵架很是书面，火药味却是非常现场。韩石山曾经把这种吵架调侃为“谁红跟谁急”，其实就是关于一种文学批评的定义。专家层面是把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严格区别的，学院派常常把他们的评论看作为真正的工作，而把来自江湖的批评视同插科打诨。

我认为张远山是上海文化人的异类。他年轻时是不折不扣的杂文家，没有温良恭俭让，批评的锋芒毕现，直接点名点筋点穴。如果说以前海派评论家是温和的说书人，那么张远山式的评论家就是犀利的相声，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

诗人食指记忆深刻的一次关于当代文学的讨论，就是张远山给他留下的。那个时候，张远山还是张志平。具有诗人气质的张志平显然是打上门去了，并且得到食指的称赞。张志平的文学批评，我认为源于对中国文坛以及社会现状的挑剔。他所批评到的各色人物，居然都没有接招的，相当于对天空射箭。山谷中没有回音的寂寞，我也体会过。也许那种寂寞让他接近了庄子。

我没有见过刘文典，但是我认识张远山。我们现在还知道刘文典，是因为庄子。同样，我认为张远山的庄子也一定会流传下去。民国的作家很多同时也是学问家，有自己的学术专著。今天到这里来，第一个非常高兴的是看到了晋如兄、远山兄两本新书的首发，两位都进入了学术的范围，像晋如兄这种布衣风格的简装本，与远山兄的这么豪华的精装本，形成有趣的反差。我特别注意到远山这本精装书的出血效果，这种制作是非常花功夫的。我在二十多年前也是做书商的，我很佩服现在的天地出版社，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就是锦衣不能夜行。我们要有一种仪式感。现在出的书，不光是阅读，更重要的，我觉得还能收藏，作为一种文化的仪式感保存下来。远山兄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以个人之力，做到这样的美轮美奂，说明他具备这种能力。

通常，笔会、研讨会之类，出席的基本上都是各个方面的头头脑脑。个人主办的笔会，以前我没有参加过，但自从张远山的个人笔会开始，我感觉到个人笔会与所谓官方笔会有明显不同，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正襟危坐、居高临下，特别像今天这个又文化又风情的笔会，让人可以在非庄重的氛围中意识流一下。

我一直在拿广东的一个学院派人物跟远山兄做对比。像张远山这样二十多年如一日写了二百多万字专业性强、学术价值高的书的人，如果他是在学校里，该拿到多少课题费啊。这个记录，就是学院里的那些教授，也是达不到的。一对比，我就发现人跟人有很大的不同。张远山为了专心研究庄子，不惜辞去很好的工作。这种出世的态度，和我说的广东的一个人的入世精神，形成巨大反差。那人的每一级台阶都踏得非常精确，先到都市报找到一个好平台，借助新闻舆论的影响，提高社会知名度，然后再从报纸跳到作协，拿到作协分配的一座大房子，然后又到名牌大学去拿课题费，自己还不是博士时就当上了博导——可谓钱理群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践行者。

从背景来看，远山兄是上海的，那位是农村的。农民兄弟一步步往城市走、往上面进，张远山却是一步步退出现代工业文明，为了研究庄子，几乎放弃了一切，不仅不要工作，甚至还离了婚，连“无后为大”这条“古训”也不管了。我就觉得，这不就是当代中国的梭罗嘛。我一直认为，梭罗这个美国“躺平主义”的先驱，在瓦尔登湖的森林里过着极简主义的日子，每天研究覆盆子之类，有点被迫的意思。今天在座的余世存当年也是在云南大理一带耕种读书，和一批当代陶渊明，濯足洱海畔，悠然看苍山。今天得见余兄及家人，显然，他已经彻底“还俗”了。

我们今天出现的“躺平”现象，忽然让我有一种感觉：这不就是张远山吗？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已经“躺平”了；甚至远不止二十年，应该是从1963年他出生的时候，就“志在躺平”了——当然这是一个笑话——那时的张志平，应该是“志平天下”的意思。据说，张父当年摸着他的小脑袋，励志道：将来我坐小轿车就靠你啦！

我对庄子的理解，从来是一种无厘头。先秦诸子时代，文化人就热衷于在名利场混，孔子也不例外，还有屈原，都是想捞个一官半职，身边还必须有个南子、婵娟什么的红袖添香。但是到了庄子，一切都不是事儿，工作不就是为了像广东人说的那样“赚两餐”嘛，据说庄子因此锻炼了他的挨饿“功夫”，可以像骆驼一样半个月吃一次。有人以为他是像后来的诸葛亮在隆中等人招工那样，摆大咖身份。结果楚威王派人来请，把国家大事要交给他。搁别人，机会啊，可是在庄子这里，就不好使了。人生短暂，图的就是逍遥自在。庄子无疑是中国第一个“躺平”的人，只不过他是自觉自愿的“躺平”，并且因此而成大师。

今天的“躺平主义”者其实都是被迫的，是抵抗不了现实的一种放弃。而张远山是主动的，是庄子式的。他应该是远离那些物欲横流的文坛山头，让自己成为一种山峰。他是要自愿与现在的文坛做个切割，做自己的事。我觉得这是高度吻合庄子的精神的。

还有所谓的断离舍、不消费。疫情之前，我每年都会到日本去转转，觉得日本那么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下，他们的年轻人反而什么都不要了。日本人的居住空间很小，但寺庙却建得很大。这好像有什么寓意：物欲小小的，精神大大的。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什么也不追求。这不能怪他们，他们就是对现实失望，所以就采用一种不合作主义：我不跟你玩，我也不参与“内卷”；反正也搞不赢你，干脆就跟你切割。

远山兄写庄子，就是写他自己，他自己也是一个庄子式的人物。庄子研究出狂徒，如刘文典，居然在昆明“跑警报”时挖苦沈从文，说：我是为庄子跑警报，你是为什么？内向的沈从文竟然一时语塞。要我，马上就能回答：为湘西！

刘文典的自大，是他认为庄子研究在他之后必无来者。

结果不仅有来者，还就有了张远山。张亦狂，但辞令有度。为了庄研，他辞职了，二十几年靠稿酬生活，可谓“躺平圣徒”。

刘文典狂傲，我感觉张远山内心比刘文典更狂傲。这种傲，缘于自己终于可以留下作品的信心。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他学习。

另外要说，张远山对于伏羲的研究也炉火纯青了。他的伏羲学粉丝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他的庄学粉丝数量。他认为，庄学涉及“三观”，容易打架、撕裂，而伏羲学不然，是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

我觉得张远山有点日本人的劲头——住小屋，建大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