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愁演变探析
——以余光中和颜歌的作品为例

黄利花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11

在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强调，新型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镇化，存在着传统文化、民族习俗被遗忘，城市建设规划不合理，传统村落急剧消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国古村落以每天近百个的速度消亡、“城市病”泛滥等一系列弊端。因此，城镇化改革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而新型城镇化，其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即情感丰沛的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既要看得见好风景，又要立得住脚跟，而这文化之根，就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说不清道不尽的乡愁。于是，“乡愁”这个似乎具有年代感的词汇，和新型城镇化一起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乡愁”文化从时间维度来分，可以分为传统乡愁、现代乡愁与后现代乡愁。这三种乡愁之间不是简单的迭代更替的关系，而是后者在前者内涵上的一种叠加。从悠悠古诗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现代抒发思乡之情的散文诗，再到后现代的先锋类创作，乡愁的意蕴发生了变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2]。

一、传统“乡愁”文化与现代“乡愁”文化的理论阐释与具例探析

(一)以余光中为代表的传统“乡愁”文化及其书写特征

追根溯源，传统“乡愁”文化的源头其实根植于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的优秀名例，大致有节庆佳日的思念、战争动乱、家园兴废、游学出外等。其中，传统“乡愁”文化是依托存在着的具体意象，以作者个人主观的感情想象为主，从而对读者产生身临其境，同感共鸣的文学表达[3]。

背井离乡，痛别亲友，无根之所等一些因素是它勃兴的良好土壤。当“回家”的希望变成幻想的泡沫，挚亲的家人只能在梦里回想，这二百多万大陆居民患了“怀乡病”的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很多人因此酿成人间悲剧。因此，余光中作为传统“乡愁”书写的代表人物，他的“乡愁”文学写作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意以象言，象以言著。以他的成名作《乡愁》为例，诗中用“邮票”“船票”“坟墓”“海霞”四个意象巧妙连接愁绪的两端，“邮票”承载着小小离乡的母子别愁，“船票”承载着劳燕分飞的新婚别愁，“坟墓”承载着阴阳两隔的生死别愁，“海峡”承载着民族分裂的家园别愁，不同年龄的乡愁高度浓缩于四个丰富的意象，也把抽象的离愁别绪渲染得具体可感。

第二，传统意识和乡土观念始终占据主导的地位。余光中在《白玉苦瓜》诗集自序中说“土地的意义，因历史而更形丰富，人是这样，笔也是这样。少年时代，笔尖所蘸，不是希颇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也无非1842年葡萄酒。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大陆，……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这总括了余光中的创作生涯，表现了余光中的乡愁诗里的传统意识和民族感情，充满了东方的人文情调。

(二)以颜歌为代表的现代“乡愁”文化及其书写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开始城镇化探索，社会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变革，城镇化速度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有了显著提高，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探索阶段，城镇化总体水平不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尚处于一个相互抵触的尴尬局面，普遍存在着由城市发展过快、乡村建设不合理而带来的城乡经济水平差距巨大、大量传统村落被盲目破坏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乡愁”文学，以反思性和乌托邦式想象为主要特点，明显地指向精神家园。代表人物颜歌的作品则很好地凸显了这些特点，其乡愁代表作《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我们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落脚于20世纪80年代——正是那个经历着改革换代的时期。

在她的作品中，既有对过去生活的理性反思，也有着独特的乌托邦想象。对于颜歌而言，故乡是一个在眷念中渴望逃离的土地，她不想一辈子在那里生活，于是在她的早期作品《桃乐镇的春天》里，写两个小学生在四季如春的家乡桃乐镇里去寻找冬天，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村民合谋杀死了“春天”的秘密。带着羞耻与罪恶之心的两个后人从此永远逃离了故乡。中国社会的乌托邦是以“乡愁”理念作为情感表达形式，而这里的“乡”即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概念。

颜歌的乌托邦想象既有着对故乡的和解，如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以四川城乡结合部的小镇为背景，建造独属于她自己的小镇世界。颜歌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城乡结合部和故乡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有戏剧性、有冲突、有脏乱差。她写四川、写方言、写她的父老乡亲，这是她一直在寻找的方式。同时，她的作品里也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如《白马》里主人公是马和人的结晶的离奇身世、经常在我一个人时出现的只有“我”才能看到的白马、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等，都体现了颜歌的对精神家园的独特架构[1]。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愁”文化的演变过程与原因探析

从传统“乡愁”文化到现代“乡愁”文化再到后现代“乡愁”文化，人们对乡愁的表述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它们之间的变化原因具体有哪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时间跨度上的差异

传统“乡愁”文化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诗词歌赋、方言戏曲等，其主要书写手法是以物载情，作家个人用感性的审美去与读者产生共鸣。现代“乡愁”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自1978年改革开放引领着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写作重点变成了对过去的理性反思和对现在的乌托邦想象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现代人在社会的重大变革中因精神流浪而无处可栖，不断地追寻灵魂的栖居成了他们最根本的目的，找寻属于他们的“吾心安处及吾乡”；而关于后现代“乡愁”文化，后现代概念产生于西方的20世纪60年代，鼎盛于80年代，但由于具体国情的不同，在中国21世纪，后现代“乡愁”文化才被逐渐提及。它的出现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高度完备、信息化社会集聚力强、大众文化普及等一系列看似“完美社会”的基础上。人们对物欲文化的无休止不满足却造成了精神文化担当极度空虚，于是他们开始消费“乡愁”，刻意“怀旧”，推崇“传统”，看似是着力于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其实是满足人们文化欲望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他的主要特征是消费性与娱乐性，所表达的不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二)空间地域上的差异

传统“乡愁”文化代表余光中，长期与祖国分离两地，在中年时期还经常寄居国外，常年忍受思家念国之苦。当他写乡愁时，全然是描写故乡——祖国。其所思、所感、所情，都是建立在传统乡愁意象上的具体表达，其乡愁是有物为载体，有实可寄托的。现代“乡愁”文化代表颜歌，这个在四川农村出生，后来到大城市发展的作家，她的乡愁之“乡”，已慢慢演变为了“城乡”。因为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传统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而他们更多愁的是无法融进城市的失意与惆怅和不知何处是吾乡的无奈；后现代“乡愁”文化代表以网络文学思潮为例，借助大数据、信息化等科技的高度发展，使得“不出一步门便览天下景”成为可能，当作家们开始写乡愁时，这里的“乡”多半是指记忆里的“乡土”，这里的乡土并不是指的简单的乡村或固定的故乡，而是每个人相同又不同的可以作为怀念的谈资且让人感到触动的柔软的神经。作家们的乡愁不再是个人的专利，而是演变成了可以供大众一起缅怀的曾经[4]。

(三)作家阅历与书写角度差异

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家也有一千种书写乡愁的方式。即使不论作家们所处时代不同、所在地域不同，即使是处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作家，由于自身的阅历不同、写作方法不同、观察世界角度不同、表达特点不同等一系列原因，也会造成他们书写乡愁的成果有着天壤之别。尽管从时间维度上将乡愁划分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个界限，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作家书写乡愁时要受时代背景和叙事方式所限。比如王蒙的《春之声》既运用了现代意识流手法来表达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骄傲与自豪，也有回顾童年故乡的留恋式抒写。将传统乡愁与现代乡愁融为一体，在把握好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在作品中进行适当创新。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愁”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现实意义

新型城镇化启动伊始就提出了“留住乡愁”的概念，“乡愁”文化作为当代城镇化发展中所主打的精神文化领域，自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因此，当代作家的乡愁作品作为唤醒人们思乡之情的直接媒介，也应当把握住时代底蕴，走好创作的每一步路。由于近些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文学、大众文学等一系列文学思潮争相涌现，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为了金钱与名誉而写作。乡愁是人类史上最原始也最真挚的情感，是绝对不允许受到消费主义、跟风现象的污染的。作家们在创作时，应当守住初心，坚守住文学的原则和底线，不要“为赋新词强说愁”。在写作手法上，可以借鉴传统与现代的“乡愁”文化，相互融合创新，从而发掘出属于自己的乡愁写作特色，创作出时代的经典作品。

总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日益蓬勃，“乡愁”文化的时代内涵与时俱进，关于乡愁文化表达的新方向笔者在后续研究过程中有待进一步挖掘和阐发。作为专业文学创作者的作家们也要看得清路子，耐得住性子，迈得开步子，才能有塑造经典文学作品的法子，进而为全社会树立良性文化循环而出一份文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