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先生的家国情怀

朱希祖，历史学家、教育家、藏书家。1913年被聘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1915年改为本科教授，直至1931年。在北京大学首开“史学史”课，为“史学史学科创立者”。朱希祖治学一生，笔耕不辍，在国语运动、构建史学教育体系、历史档案整理、历史遗迹调查、南明史研究等方面贡献多多。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史学通论》《汲冢书考》《史馆论议》《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补》《明季史籍题跋》《朱希祖日记》《朱希祖书信集》《郦亭诗稿》等著述传世，另有大批未刊手稿。其诸多贡献根于其家国情怀，每当时事变故更能显示一位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文史大家朱希祖（1879年—1944年），字逖先，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史学系主任、国学门导师。并曾任教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处。一生勤奋治学，严谨著述，家国情深。我们学习朱先生的著作，认识朱先生需以朱先生的方法：“知人之术，首观其志，次观其学”。[1]那么，朱先生的志趣、志向是什么？他说：“我志在春秋。”[2]“希祖生平亦最嗜史学，与先师平日谈论亦以史学为多。”[3]朱先生志在史学，如何观其学呢？朱先生说：“摘其言论以表其学。”[4]本文即以朱先生的言论为主线以展其学，朱先生之学是求真致用之学，其源在“吾魂魄犹思故乡”。

昭明二伪之逆迹以警醒国人

1934年7月20日，朱先生读《宋史·高宗本纪》，见有关济南知府刘豫降金，金人立刘豫为帝，国号大齐的记载。[5]立刻将此等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策划“东北行政委员会”、建立“伪满洲国”等现实联系起来，感到“事有与今相似者。”[6]“近年日本侵我往往袭金故智以和为饵，而使我失其防御，彼则以兵继其后。”[7]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蓄谋经营多年之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于1932年2月成立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国、完全独立，并改名“满洲国”，年号“大同”。在朱先生看来，金人册立张邦昌为帝，僭号“大楚”与册立刘豫为帝，国号“大齐”一样，“皆承辽之旧策，无非以中国人杀中国人而已。”[8]由《伪齐录》等史籍所记史事，朱先生看到“伪国之责，不在保守已得之旧境，而在开辟未得之新疆……吾为此惧，故既考证《伪齐录》，又辑补此《伪楚录》，以昭操纵伪国者处心积虑之险，而同国之自相屠戮者，愿各鉴此前车焉。”[9]

历时半年，《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等完成。其间，朱先生查阅了《宋史》《建炎以来袭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金史》《金史详校》《大金国志》《金文最》《金史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大金吊伐录》《金佗粹编》《中兴小纪》《金源纪事诗注》等大量史料，相互参核、辨别，纠正讹误。不仅参考广博，而且仔细校勘，甚至對读：“以《刘豫事迹》与《伪齐录》对读，……所见之本不同，故互有脱略，正可藉以互校”[10]。有时读书摘记到深夜，“夜略睡即起，又摘记。”[11]张邦昌的伪楚只存在了三十三天，刘豫的伪齐也只有八年时光，朱先生下此大力校证、辑补，是因为“此虽小史，所以不惮劳瘁，为之考订者，良以伪齐之事，今世可资借鉴，强邻狼吞于外……吾愿读此书者，潜神默会焉可也。”[12]朱希祖认为，自日寇建立伪政权以来，内则摇动民心，外则迷惑国际。正如北宋之时，金寇侵宋，封建张邦昌伪楚国、刘豫伪齐国一样，日寇建立伪满伪汪政权。朱希祖愤而撰成《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补》，藉以揭露日寇之奸心，昭明二伪之逆迹，以警醒国人。一位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历史担当呈现眼前。

呼唤民众觉悟，奋起保家卫国

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岁月，朱希祖心系民族存亡国家安危，希冀通过保存史料，编纂国史激发民众的保种卫国的士气，强调国可亡，史不可亡。1939年1月，朱希祖拟撰由张继、吴稚晖等十三人联署提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中指出：“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盖吾族自有其历史，决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亡国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欲续历史，不可不设国史馆;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设档案总库。”[13]表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敏锐和历史担当。

朱先生读到1943年1月7日重庆《大公报》社评《中国必收复台湾》时，感到“实足以代表全国人心，至为钦佩。”面对美国人主张将中国领土台湾划为托管地的谬论，该报认为应归还中国，可惜该文“历史部分材料太少，深恐不足以杜外人之争执，”一位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驱使他即刻动笔撰写了《中国最初经营台湾事略》一文，急送报社。《大公报》1月9日即为刊出，可见作者和报社态度之积极及朱先生史学积累之丰厚。但朱先生并未放下此事，于是又撰写了《补充中国最早经营台湾事略》长文刊于2月2日《大公报》上，文中列举郑和、林道乾、郑芝龙、颜思齐、郑成功等人发现、经营台湾之不易，称赞他们“实为吾中国立不朽之大业者也。”[14]中国人是最早发现、经营、治理台湾的，无可辩驳地论证了台湾是中国领土。值得指出的是朱先生此时身体常出状况，不断住院出院，病体虚弱、病情缠绵的境况下顽强为文的。这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朱希祖一贯关心国家领土问题，早在1922年，有鉴于“葡萄牙人自清光绪十三年与吾国缔结条约以来，常不遵守约章，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剥夺我主权，蔑视我人种，横暴无道，至今日而尤烈。”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朱先生愤而撰《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历数葡人割据澳门之略史，葡人种种恶行;列举废约收回澳门之理由等，认为我国人宜群起向政府请愿。同时，呼吁：“我国民宜群起驱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朱先生看到政府的无能，寄希望于人民“吾国民宜速奋起，以为外交当局之后盾。”[15]

此外，朱希祖有关祖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如《后金国汗姓氏考》《大金国志跋》《西夏史籍考》《云南濮族考》等，涉及祖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各地。他从民族源流、姓氏演变、政治、经济、语言、风俗、地理、国防等方面，以充分的史料说明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为巩固边防、保卫家园提供依据。

家国永在心中

朱希祖自小熟读经典，传统文化修养深厚，“家”“国”“祖宗”“乡里”等概念根植于心。幼年时长辈赐其诗：“努力诗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勉为大器成松柏，期望深心画里传。”希望他能像晋人祖逖，幼有报国大志，闻鸡起舞，常欲光复中原一样，努力诗书，奋发有为。朱希祖，字逖先，名字谨遵此意，一生爱家、爱乡、爱国。所以，只要他不与家人同住，即以书信关照，来往家信编有号码，其他信件则无。几天接不到家信他会焦躁恍惚：“下午因家信及各处信不来，心甚忧念，不能读书，用心恍惚，迷离半日。”

由家及乡，朱希祖对故乡文献及先贤敬爱有加，他收藏有海盐文献三百余种，但担心其散佚，致信张元济：“希祖久蓄此意，以为吾二家所藏邑先哲遗著，凡未刻稿本及已刻少见之本，均当互相借抄，俾多留一分，或可不致散佚。”张元济积极响应：“借书互抄，昔人尝行之，况为保全故乡文献之事，弟极愿遵办。……乡贤遗著，断不可交臂失之也。”于是大量的互借、互抄、互相赠送持续多年。朱希祖崇敬家乡先贤彭孙贻，欲将其著述刊刻，惠及后人，并自担其责，在1921年10月2日致同乡张元济函称：“彭茗斋先生著述宏富，学问高出于羡门先生之上，宜将其全集汇齐集资刊刻，亦邑后学之责任无可旁贷者也。……”朱张二人不谋而合，积极进行，互通有无，相互赠书、借抄，甚至不惜高价购求相关资料。1924年2月，朱希祖以十五块大洋从北京文英阁购得《茗斋诗初集》，颇为感慨“文英阁每逢海盐人著作，价必特别高，亦无办法也。”[16]他们辛苦搜求、整理十几年，终于在1934年12月《茗斋集》得以面世，为故乡的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希祖浏览文献、报刊，看到有关家乡海盐的消息，就会抄录下来，“且有海盐故事一条，录于下。”“本日海盐为敌机轰炸，毁屋二百余间。” ……《朱希祖日记》中在在可见。

1931年9月，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很快东北三省沦于敌手，国破山河在，到处为家不是家。一个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其历史责任与担当永在心间。1932年暑假后，朱希祖就任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一路之上所过之处，无不引起他的感慨：“过明太祖孝陵，……太祖破纳哈出，平定东北，丰功伟烈，实可钦佩。今则不战而将东北三省之地拱手纳于异族，诚对明祖有愧矣。”“过吴淞口，遥望炮台及附近吴淞镇，败瓦颓垣，凄惨满目，此间与日本战事最烈，炮台多平毁，吴淞全镇战时无人烟，死者在颓墙破壁间臭腐，无人收拾，可谓残惨矣。”赋诗四首以记：《过吴淞口》：悲歌兵燹动牢愁，大沽吴淞竟等俦。击楫乘风起壮舞，一声汽笛浦江秋。《过舟山群岛》：觥觥监国建行朝，水殿君臣蹟未遥。不谓胜朝夸舵手，竟将脔禁替人标。《过台湾海峡》：延平从此辟天荒，杀尽红毛志未央。二百年来陈迹渺，台澎何惜属他邦。《过香港》：和约未成先割土，弹丸小岛不须论。岂知地险倾天下，锁钥南洋竟莫论。

时时处处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忧国忧民，无时或忘。朱希祖到了广州之后，时常阅报，关心时事，而看到的多是坏消息：“九时阅报，知冷口又失，长城及滦东均危，平津又受警，心甚忧之。”“阅报知滦东危急，喜峰口似亦不守，北平颇不能保，心甚忧之。”“阅报知秦皇岛不守，滦东将全失，心甚忧惶。”[17]

1934年2月，朱希祖离广州赴南京出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考察古迹。面对六朝陵墓，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总离不开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分。到玄武湖朱希祖写下七律：“习战昆明得胜谋，江山半壁不须愁。金陵王气绵千载，玄武余威压五洲。夕照台城萦蔓草，晚烟钟阜锁灵楸。渔歌亦识兴亡恨，横海楼船与共仇。”游莫愁湖，他写下七律：“美人名将两茫茫，渺渺愁余水一方。有限江山思猛士，无多岁月惜芳芗。天留故国心猶壮，月照高楼夜未央。珍重流光寻盛事，莫教空对郁金堂。”

当朱希祖看到1934年11月28日《中国日报》上载有关于“我国官僚在汇丰存款者：二千万元以上者五人，一千五百万元以上者二十人，一千万元以上者一百三十人，连百万数十万各户一并计算，则其数字实可惊人”的消息时，惊呼“此皆吾国民脂民膏，搜刮敲剥，以致农村破产，聚而存之外国银行，……吾国官僚富翁之可杀如是。”当晚，即与在财政部任职的大儿子朱偰谈论吾国现在财政状况，得知“前年政府收入约九万一千八百万，而盐税占一万八千万;军费、债费支出占百分之九十八，而政费占百分之二，教育费不及百分之一，此中央财政之大略也。……”[18]此后，连日查阅《中国当前的财政问题》《中国经济问题》《岁计年鉴》《世界年鉴》《日本年鉴》《国际政治经济一览》等，研究中国与他国的经济状况，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关心国家命运的具体表现。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情况更糟，据朱希祖1938年11月10日的日记记载：“上午倞儿军事训练完毕，由巴县永兴乡回寓，畅谈军训情形，有名无实，军界贪污，凡百设备皆事虚报克扣。如此治军，焉得而不败，所谓上下相蒙，无道揆法，守贼民兴，丧无日矣。……学校腐败，百孔千疮，无可疗治，国家用人行政若此，亦焉得而不败？”[19]于是，朱希祖将现实与古训相对比，“搜辑《论语》孔子论政二十余条，而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一条为纲领。孔子以‘民信之矣为政治根本条件，诚为扼要之谈。孔子言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大学》言‘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正心，皆为万世不可易之理。今最高当局宠任其妻管理航空事务，所购飞机千架中不过二百五六十架可用，皆购旧而且坏之廉价飞机，漆新充数而以重价报，空战失败皆由于此。历年来航空奖券、航空捐为数甚巨，蒋氏五十寿辰，各省各界所献飞机约百架左右，大都将原有飞机漆成所献省名，字型大小，轮流替换，款多中饱（口碑载道，说者甚多，航空人员言之尤凿凿有据，最后闻褚慧僧、吴祥麟亦言此。）孔祥熙贪污尤甚，其僚婿也，而拔为财政总长、行政院长……战前受外商贿赂，如纸烟捐外商捐轻而中国商捐反重（二儿在山东烟草改良场聆烟商所言确实有据）。上海战事起，则又留难各商所进外货，任意勒索乃得放行。有若干商人因措资不及不能提货，往往数十万金之货沦于敌手，盖勒索必须现款，而银行限制提款，五六七万，十余万巨款一时不能集齐，则货全部不准提出，而终归敌手（褚慧僧在上海身受且目击）。各省农民搜刮一空，农村破产，四川尤甚，赋税预征至八九十年。重庆大都会商业为全省之冠，而街衢日有饿毙者，乡间尤多，十岁左右儿童即荷重物谋生，而战事节节失利，强牵壮丁当兵，长绳连系数十人如驱重囚过乡市者，日有数起。平日逼民不能聊生，临难责民以爱国。吾所书者不过千百中之一例，如此而欲民信任政府，舍身卫国，何可得哉？《左传》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最高当局不能正以齐家治国，使民不信，民与汝偕亡，何爱乎国？……古旧亲戚满朝，国欲治可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其此之谓乎？……”[20]

朱希祖先生认为，“古者立言，皆出于不得已，所以救生民，非以求闻达;所以抒悲悯，非以供娱乐;所以明学术，非以矜技艺;故观其文，即可以知其学。”[21]我们读来岂不是朱先生自己的写照？

注释：

①本文整理自郭建荣在2019年11月3日《纪念朱希祖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参考文献：

[1][3][4][6][9][12][13][15][21]朱希祖. 朱希祖文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0，406，347，132，353，370，366，173-174，24，36.

[2]海盐县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大家朱希祖[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136.

[5][7][8][10][11][17]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353，375，408，376，378，383，150，154，251.

[14]朱希祖.中国最初经营台湾事略[N].大公报（重庆版），1943-01-09.

[16]朱元春，朱元智，朱元曙. 朱希祖朱偰父子与故乡海盐[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3：299，300，287，288.

[18][19][20]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521，947，95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校史馆）

[责任编辑：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