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以人为本”与治理实践

赵映林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成熟的杰出政治家，有史家赞之为“英明” 皇帝。翻开有关这一时期的史籍，他的很多作为的确是前无古人。他不到20岁即南征北战，驰骋疆场，27岁发动玄武门之变，迫使父皇让位，自己从容登上九五之颠，留下光辉一页。在他执政初期的贞观三年（公元639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1];至四年，“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2]。唐太宗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他做皇帝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源于他怕亡国。他最担心的是隋亡的历史景象再现，遂“以百姓之心为心”，从而造就了流芳百世的“贞观之治”。

“以百姓之心为心”

顺乎民心，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3]。唐太宗目睹隋的灭亡，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水“覆舟”，责任在“舟”。魏徵还进一步引孔子的话让唐太宗清楚：“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4]唐太宗认识到，隋之所以短命而亡就是炀帝不以百姓之心为心而贪得无厌，横征暴敛，且穷兵黩武。唐太宗说：一个王朝的气数长短，“福善祸淫，亦由人事”[5]。也就是说，王朝的兴衰、君主的作用更重要，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因此，“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6]简言之就是一个杀鸡取卵还是养鸡下蛋的问题，总之治国理政不能如隋炀帝那样干竭泽而渔的事。为了解民间疾苦与政事得失，太宗命令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能随时召见，“皆赐座以语，询访外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