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意蕴*

王秀梅， 刘传春

(1.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武汉 430070；2.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4)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的客观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整体化发展趋势，坚持“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的正确选择”[1]，将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紧密结合，谋求世界在相互搭便车中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式的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开创了中国对外合作关系的新局面，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国际影响力。

一、 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的主体内容

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是国家间为实现共同利益而采取的相互协作行为。在和平与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的新时代，中国在发展与世界高水平合作关系的实践探索进程中，围绕国际合作的理念、动力、途径和目标，创造性形成了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

第一，以中国和平发展为立足点，共同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的指导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以和平的合作方式崛起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新时代，中国始终不渝坚持和平发展，将“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2]的共同发展理念融入和平发展这一核心问题之中，创新了国际合作理念。共同发展理念突出中国对外合作关系从“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走向“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是指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增进人类福祉为宗旨，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动力源，据统计，2012-2017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3]。共同发展理念意味着中国对外合作关系将在“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实现着中国与世界的联动发展。联动发展主要是指根据世界各国发展蓝图与中国“两个百年”发展任务的契合性，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实现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效对接及融合发展。共同发展理念强调中国对外合作关系将在中国与世界的联动发展中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尽管经济崛起于世界，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世界的合作中，中国坚持继续学习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国内可持续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二，以中国责任为主线，谋求深度交融的共同利益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的根本动力。

四十余年的对外开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中国已成为世界之中国。新时代，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中国与世界利益的高度融合为基础，中国将责任纳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之中，努力“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1]，发展利益交融的合作空间。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承担着自我稳定发展的责任，这就是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面对经济的下行压力，中国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增长。2012-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99.1万亿元，年均增长6.5%[3]。中国以大国的担当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这主要表现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重心，中国拟定并实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乡村减贫、救灾援助、优惠贷款、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特定领域的合作基金、南南合作基金等计划。在世界和平稳定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2016-201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第三大会费国，承担7.921%的联合国会费、10.2%的维和摊款。作为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市场，为世界提供发展机遇。2018-2033年的15年间，中国将进口商品24万亿美元，吸收境外直接投资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4]。

第三，以打造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区域合作大网络为导向，互联互通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的基本路径。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向北从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向西从中国经中亚、西亚至地中海，向南从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至非洲，“一带一路”倡议将打造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横跨亚欧非的区域合作大网络。联结区域合作大网络的纽带是互联互通。通过道路通、贸易通、货币通、政策通和民心通为内容的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创新了对外合作路径。道路通是互联互通建设的优先领域，重点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建立陆海空大联通。贸易通是互联互通建设的核心，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重点建设包括中蒙俄、孟中印缅、中巴经济、中南半岛、中西亚、第二亚欧大陆桥在内的六大经济走廊。货币通是互联互通建设的抓手，通过建立亚投行等融资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资源开发、产业和金融合作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打破互联互通缺乏资金的瓶颈。政策通是互联互通建设的保障，通过建立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稳定合作关系的机制，实现政策协调。民心通是互联互通建设的纽带，通过加大文化交流，推动民众的相互了解，增强观念认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加强年轻人的交流与培养，中国致力于资助沿线国家青年人到中国来留学和培训，2015-2020年，中国计划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赴华研修和培训名额。

第四，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要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现有世界因财富分配不平等、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全球问题层出不穷等因素造成的世界发展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国谋求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商是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推动世界各国通过坦诚交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共建是尊重各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通过搭建合作平台、制定合作规划、督促合作规划的落实，充分利用各自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精诚合作；共享是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在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基础上中国努力建设利益共存、责任共担、价值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存是建立各国福祉共同增长的互利共赢关系结构，责任共担是建立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协作共赢关系结构，价值共享是树立以义为先、先义后利、多元共赢的全球价值体系。

二、 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新发展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国际合作业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发展需求和历史使命，着力探索国际合作发生发展的本质及规律，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日俱增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新发展。

第一，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是顺应人类已进入命运共同体时代需求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来认识国际合作现象发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力跨越国家边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建立了相互依赖关系；列宁指出经济全球化推动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是“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5]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因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一体化发展趋势而开启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对外开放。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视经济全球化推动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国际合作的动力。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这使世界由“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6]进入到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相互依存，人类历史走向“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阶段。顺应人类已进入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求，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始，至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再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视合作共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并将其根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之中，从合作的理念、动力、途径和目标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创新，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唯物主义根基。

第二，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是立足于中国特色大国地位发展对外合作关系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才能实现和平的合作；列宁主张社会主义国家能以租让制等形式的经济合作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中国共产党人在谋求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而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并走出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至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国家能以和平的合作方式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者、维护者和保障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1)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议题上提出合作倡议，这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公平正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正确的义利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亚洲新安全观，等等。(2)举办主场会议制定合作方案，包括APEC北京峰会(2014)、G20杭州峰会(2016)、“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金砖国家(BRICS)厦门峰会(2017)，2018年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3)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从积极扩大进口商品规模和对外投资规模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从开办经济园区到资助留学生交流计划，从增加联合国会费到建立和平基金会，从朝鲜半岛核危机到促进阿富汗和解进程。以上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合作者形象。

第三，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是搭建点、线、面有机统一的国际合作网络而进行的理论创新。

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以及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中的核心问题。苏俄时期，列宁基于共同的经济关系，充分认识到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即苏俄有资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资金和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租让制的形式进行合作。也正是在把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经验而中国有市场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于1978年启动了中国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也有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中国可以大力推进互取长处的南南合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中国将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相统一，与世界各国构建了点面交错的国际合作大网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经济结构的优势互补为基础，中国谋求合作的点更多、合作线更深、合作面更广的对外合作关系，合作的点更多的是以产品贸易为核心而大力拓展合作领域，在面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产能合作的同时，着力推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性合作，更是大力开展网络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能源的合作，形成层层深入的合作关系。合作的线是指将“点”的合作领域有机串联起来，如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1+2+3”合作格局、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1+3+6”合作新框架、中巴经济走廊的“1+4”合作布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3+5”合作格局等等，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合作关系。合作空间是指中国与更多国家、区域集团与国际组织相联，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被置于优先地位，由中国周边国家向西延伸至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再由中国周边国家向东构建横跨太平洋两岸、惠及各方的地区合作框架，从而形成更广泛的合作关系。

第四，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是以建设公正国际秩序为宗旨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贫富差距的不公正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276的本质属性。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以和平为国际原则的“新社会”[7]308，至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地坚持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公平的国际秩序。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依然很大的当今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通过合作相互输送动力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对现有国际秩序形成强大的冲击，而且使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公正现象得以凸显。对此，一方面，习近平的国际合作思想强调当今一切国家间的纷争都应该通过合作来寻求解决方案，这包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所蕴含的和平诉求，坚持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义利观所体现的和平意愿，坚决摒弃“己所得定为彼所失”的零和游戏、通过做大共同利益蛋糕扩大合作关系的和平行动，完善全球治理的和平远景，等等，这更加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和平属性。另一方面，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坚持“以公平原则固本强基”[8]，通过增进政治互信、增强经济互惠、建设合作机制来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为民主、多样、共赢的国际合作关系赋予新内涵的同时，将推动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

三、 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开创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发展的新局面

(一) 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发展面临着三大挑战

1.利益交融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发展的动力，但因国家间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而使中国受到“谋求强权”的指责。利益交融来自于经济全球化推动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但相互依赖是非对称的，即依赖程度强的国家处于更脆弱的一方，依赖程度弱的国家则处于更强硬的一方，也正是因为依赖程度的强弱对比，崛起的中国受到“谋求强权”的指责。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旧面临着西方大国的强权干扰，其主要表现为美国利用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以及科技优势对中国崛起进行压制，这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中美贸易冲突就可窥见一斑，对中国崛起的质疑是中美两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而且“这一难题很难在短期内得以解决”[9]。另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大都建立了利益交融的相互依赖关系，但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尽管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这些国家依旧担忧因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为外围的等级秩序，中国可能会运用强权插手、干预地区乃至相关国家内部事务。中国既面对西方大国的强权遏制，又面临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可能发展成强权的担忧，这样的困境阻碍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交融的深入发展。

2．“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发展的主要途径，但因合作中的差异、分歧而使中国受到“扩张势力”的指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支撑中国想创造一个中国为中心秩序的大国野心”[10]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在东南亚，中国与湄公河五国通过正式建立澜湄合作机制而推进合作，但又面临湄公河地区由此成为“中、美、印等大国角逐的所在地”[11]的指责；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长期面临中国在中亚扩大经济影响力、与俄罗斯争夺“主导权”的指责；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面临着中国通过互联互通“凌驾于或者削弱其他国家的主权”[12]的指责；中国与阿富汗、西亚国家的合作，面临着“渴求石油资源与增强地理政治优势”的指责[13]；中国领头筹建的亚投行，因中国是最大股东而指责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作用超过了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中的美、日等发达国家”[14]。为此，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形象问题”[15]，互联互通建设因此也受到制约。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关系发展的目标，但却面临着中国能力与意愿的质疑。就质疑中国能力而言，是指国内面临着2000多万人脱贫艰巨任务的中国能否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质疑中国意愿而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外帮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者”[16]、“中国搭了30年的便车了，且一直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17]等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国际社会流传。特别是2020年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因中国被视为最早爆发疫情的国家而受到一些别有用心国家的无端指责，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 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开创的新局面

尽管面临着上述诸多的挑战，但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依然开创了中国对外合作关系发展的新局面，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通过建立、发展、深化与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世界利益关系日渐深度融合。2013-2019年，中国已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并发展着伙伴关系(见表1)。

表1 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地区伙伴关系情况表

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中，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突出了双方共同行动的协作特征。中国和巴基斯坦决定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体现出双方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紧密性；中国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3)，展示出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相互依存性。同时，中国力促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建立伙伴关系，提出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13)、亚太伙伴关系(2017)。随着中国与各国伙伴关系的建立、发展与深化，中国与世界利益关系日渐深度融合，以中国进出口额为例，由2013年的25.82万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0.5万亿元，6年增长了18.13%[18-19]；对外投资净额由2013年的107.8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43.04亿美元，6年增长了32.64%[18-19]。

其二，“一带一路”建设收效显著。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来看，2013-2020年，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同时，中国已与包括联合国的工业发展组织、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见表2)。从“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内容来看，在道路通方面，一个包含铁路、港口、管网为内容的“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20]在贸易通方面，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超过6万亿美元，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占比由25%提升到27.4%[21]。在货币通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106个项目提供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初具规模。在政策通方面，通过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和加强已有合作机制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政策协调。建立的新机制包括互联互通伙伴对话机制(2014)、澜湄合作机制(2015)、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6)、“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2019)，已有机制建设最为典型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成员的扩员(2017)。在民心通方面，中国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相继举办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交流活动。总之，“一带一路”倡议已促进“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合作逐渐形成”[21]。

表2 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与国际组织

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进展。一方面，2013年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共识，相继与中国达成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目标。这主要包括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3)、中阿(阿拉伯国家)命运共同体(2014)、中拉(拉丁美洲)命运共同体(2014)、中巴(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2015)、中非(非洲国家)命运共同体(2015)、澜湄命运共同体(2016)、中老(老挝)命运共同体(2017)，等等(见表3)。同时，中国在各个合作领域也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如气候命运共同体建设(2015)、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2015)、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2016)、海洋命运共同体(2019)、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0)，等等。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2017年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安理会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2344号决议；2017年3月23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2017年11月2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联大一委)会议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

表3 中国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

四、 结 语

立足于中国特色大国地位，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现实需求，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的形成，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内涵及研究范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方学界基于人的理性所构建的霸权合作理论的作用，推动国际合作理论由西方化向全球化变革，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国际影响力。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推进，有必要将中国对外合作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国际合作思想的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