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代维摩诘经变中的珥貂大臣

赵燕林

一、敦煌唐代维摩诘经变中的珥貂大臣

敦煌莫高窟现存唐代“维摩诘经变”共计33铺，除漫漶不清的四铺和唐初的七铺相对简单的旧式维摩诘经变之外，其余22铺均以新样维摩诘经变的形式呈现①。此种与南北朝图像有着比较紧密关系的维摩诘经变，②又被称为“长安新样”或“贞观新样”维摩诘经变（后文简称“新样维摩变”）③，最早出现在开凿于唐贞观十六年（642）的莫高窟第220窟中。此外，初唐时期绘制有新样维摩变的还有第332、335窟，共计三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三窟新样维摩变文殊菩萨一侧下部的中原帝王出行图队伍中，都不约而同地绘制有本文所论之“珥貂大臣”形象。

1、莫高窟第220窟新样维摩变中的珥貂大臣

莫高窟第220窟开凿于唐贞观十六年（642）④，其东壁绘制有敦煌首例新样维摩变。在该经变文殊菩萨来问一侧下部的中原帝王出行图中，一身头戴平巾帻右侧珥貂的大臣紧随帝王之后第一排右侧（图1）。该人物着“曲裾单衣”，方心曲领，委貌冠或进贤冠前部右侧插一貂尾，笏头履，手持一卷子。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段文杰先生认为此人物当系唐“‘掌规谏，赞诏命’的中书令或右散骑常侍”⑤，叶贵良先生认为应系“常侍”⑥，盛朝辉先生认为极有可能是“中书令”，而非常侍或其他⑦。对比各类文献资料来看，前贤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且均未论及有相似人物形象的初唐第335和332窟，此值得关注。

2、莫高窟第335窟新样维摩变中的珥貂大臣

莫高窟第335窟北壁新样维摩变绘制于圣历年间（698～699年）⑧。在该经变文殊一侧帝王前部有二身珥貂侍臣，似为前导（图2）。此二身珥貂侍臣皆着“曲裾单衣”，方心曲领，委貌冠或进贤冠前部左侧插一貂尾，且冠前均垂“白笔”，手持一卷子。

图2：莫高窟第335窟珥貂大臣（二身，左侧珥貂）

3、莫高窟第332窟新样维摩变中的珥貂大臣

莫高窟第332窟为李克让功德窟，其建窟时间不早于光宅元年（684），但其北壁新样维摩变绘制于圣历元年（698），与第335窟凿建时代相当，同为武周时期⑨。与第335窟形式相似，其北壁亦通壁绘新样维摩变，在文殊一侧帝王前部亦有二身侍臣形象。因此画局部漫漶，无法很好辨识帝王前部二侍臣是否珥貂。但经数字化处理该图之后，隐约可见此二人亦头戴平巾帻且左侧珥貂的痕迹（图3）。这表明，第332、335窟维摩诘经变系同一粉本而成，此二珥貂侍臣身份应与第335窟头戴平巾帻且左侧珥貂的人物相同，属同一职官。

图3：莫高窟第332窟珥貂大臣（二身，左侧珥貂）

总的来看，此三窟在时代分期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第220窟为初唐前期贞观十六年（642）前绘制而成；第二，第332、335窟北壁为初唐中后期的圣历年间（698～699年）绘制而成。前者和后者开凿时间相距半个世纪之多，内容与艺术风格存在差异应在情理之中。

二、貂蝉冠及其历史

唐代前期的高祖、太宗、高宗、武周、玄宗等朝，服制屡有变化，有关珥貂大臣的文献记述也不尽一致。

根据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珥貂大臣之冠应为“貂蝉冠”。所谓“貂蝉冠”者，实为在武弁上加饰貂和蝉而已。一般来说，“貂蝉冠”又名“赵惠文王冠”，此冠起源于北胡，始于战国时期的赵国武灵王和惠文王时期，发展于秦汉，滥觞于魏晋，转变于隋唐，延续至明末。

最初的貂蝉冠是在武弁前插貂尾，并以金珰为饰。《后汉书 ·舆服下》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建武时，匈奴内属，世祖赐南单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黄门童子佩刀云”⑩。这里只记载了“前插貂尾”的情况，至于插在前部的右侧还是左侧并无说明，但在《汉官仪》中却有明载。应劭《汉官仪》曰：“侍中，金蝉左貂”“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珰左貂。世祖以来，专用宦者，右貂金珰”⑪。又《后汉书·宦者列传》：“自明帝以后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⑫。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可知，最初的“赵惠文冠”，皆金珰饰首，前插貂尾。至汉时，开始在金珰上装饰蝉文，并规定中常侍银珰左貂，侍中金珰左貂。到东汉光武帝时，此冠为宦官专用，但不同的是改为金珰右貂；中常侍银珰左貂；同时还作为赏赐降汉匈奴南单于的服饰。东汉明帝以后，中常侍“银珰左貂”改为与宦官服制相同的“金珰右貂”。后世文献如《初学记》《通典》也沿袭此说，不再赘述。

1、魏晋时期的貂蝉冠及其服制

魏晋时期，貂蝉冠呈泛滥之势，但依然沿用东汉以来的礼制。《晋书·舆服志》载：“武冠……左右侍臣及诸将军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⑬。同时，此冠还赏赐给一些离世或退休的名望极高的大臣。如西晋名士山涛去世，在被赏赐大量钱物、秘器、布匹等的同时，还被赐予“侍中貂蝉，新沓伯蜜印青朱绶，祭以太牢”的待遇⑭。再如，《晋书·赵王伦传》记“狗尾续貂”的典故，都说明此一时期貂蝉冠已失去昔日的尊贵程度⑮。还有，南朝宋老将周盘龙加封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时，亦被赐以侍中貂蝉冠⑯。

2、隋代貂蝉冠及其服制

隋初，依前代旧制。《通典》曰：“隋依名武弁，武职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珰附蝉，以貂为饰”⑰。但到了隋大业元年，“今宦者去貂，内史令金蝉右貂，纳言金蝉左貂。开皇时，加散骑常侍在门下者，皆有貂蝉，至是（大业元年）罢之。唯加常侍聘外国者，特给貂蝉，还则输纳于内省”⑱。此是说，从大业元年开始，以前戴貂蝉冠的宦官及加散骑常侍在门下者，均不准穿戴貂蝉，而只有加散骑常侍出聘外国时才可穿戴，但需在完成出使任务后将貂蝉输还内省。

3、唐初貂蝉冠及其服制

唐初服制沿袭隋代，但又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唐太祖武德七年颁行的《武德令》服制中。据 《旧唐书·舆服》 载：“《武德令》，侍臣服有衮、鷩、毳、绣、玄冕，及爵弁，远游、进贤冠，武弁，獬豸冠，凡十等。”而“武弁，平巾帻，（侍中、中书令则加貂蝉，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皆武官及门下、中书、殿中、内侍省、天策上将府、诸卫领军武候监门、领左右太子诸坊诸率及镇戍流内九品已上服之。其亲王府佐九品以上，亦准此”⑲。

需要注意的是，武弁在隋以前是加笼状硬壳的，故又名“笼冠”。而从隋代开始，笼状硬壳去掉了，仅用“平巾帻”承接皮弁。《隋书·礼仪志六》载陈永定元年服制：“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今人名曰笼冠，即古惠文冠也”⑳。又《隋书·礼仪志七》载：隋高祖改周制，定“武弁，平巾帻，诸武职及侍臣通服之”㉑。而所谓“平巾帻”，《隋书·礼仪志七》曰：“承武弁者，施以笄导，谓之平巾。”据此，平巾帻实际上就是隋前承接笼冠和隋始承接皮弁的平巾之别称，但平巾帻不仅可以用以承接皮弁，亦可单独使用。

由上可知，前代大臣穿戴的武弁之笼冠，至隋时全部改为了平巾帻或武弁。而且从唐武德七年始，加貂蝉的武弁为侍中和中书令穿戴，且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故此，要讨论与本文相关的貂蝉冠则需考察唐代侍中和中书令的服制。而与此相关的服制，在《唐会要》《通典》《新唐书》中都有明载，且三者所记基本相同。兹引《新唐书·百官二》，其曰：“隋废散骑常侍。贞观元年（627）复置，十七年（643）为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显庆二年（657），分左右，隶门下、中书省，皆金蝉、珥貂，左散骑与侍中为左貂，右散骑与中书令为右貂，谓之八貂。龙朔二年曰侍极”㉒。此即是说，隋代废除的散骑常侍在贞观元年得以复置，后又于贞观十七年改设为左散骑常侍二人。及至显庆二年又改设为左、右散骑常侍，分别隶属于门下和中书省，并规定左散骑常侍、侍中穿戴金蝉左貂之服，右散骑常侍、中书令穿戴金蝉右貂之服㉓。此在另一个层面说明，贞观元年复置的散骑常侍，隶属中书省，一人，与中书令同为右侧珥貂。而至贞观十七年改设为左散骑常侍，隶属门下省，二人，与侍中同样左侧珥貂。显庆二年又分为左、右散骑常侍，分属门下省和中书省，各二人，合为四人；再加侍中二人和中书令二人，共计八人，此即《新唐书》等文献所谓之“八貂”大臣。

总之，要讨论开凿于贞观十六年（642）的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中的珥貂大臣，就需要考察复置于贞观元年（627）的“散骑常侍”服制；要讨论开凿于武周圣历年间（698～699）的莫高窟第332、335窟维摩诘经变中的珥貂大臣，则需要考察设置于贞观十七年（643）的“左散骑常侍”及此后武周时期的相关服制。

三、考古资料所见之貂蝉冠

根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及传世绘画品来看，貂尾大多插于武弁之上，位置屡有变化，但因不同时期服制而各异。

1、考古资料中的珥貂大臣

据孙机先生研究，最高级的武冠与笼冠是皇帝的近臣如侍中等人戴的，这类冠上加饰貂、蝉。簪貂的图像最早出现在洛阳出土北魏孝昌二年（526）横野将军甄官主薄宁懋石椁上额的线雕人物服饰中（图4），唐人簪貂的图像在莫高窟第335窟垂拱二年（实为圣历年间）壁画及湖北郧县李欣墓壁画墓中均曾发现㉔，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未戴笼冠，而是将貂尾直接插在平巾帻上㉕。根据前文所论，隋代以前的武弁为笼冠，而隋代开始更改为“平巾帻”，唐沿袭之。也由此可解孙机先生谓“唐人簪貂，为什么都未戴笼冠，而是将貂尾直接插在平巾帻上”的疑惑。故此可见，莫高窟初唐维摩诘经变帝王出行图中的人物衣冠，应是依据现实服制绘制而成的。

图4：洛阳出土北魏宁懋石椁上额石刻珥貂人物像1

图4：洛阳出土北魏宁懋石椁上额石刻珥貂人物像2

另据宿白先生考证，宁懋官职不大，其职务为“甄官主薄”，甄官是属皇室少府的一个单位，掌将作（皇室工程，特别是陵墓工程），主薄又是这个部门里主管薄书的官。如果按照前论服制考证，宁懋石椁上的人物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簪貂的。但宿白先生认为：“宁懋由于职务的关系，他的石椁线雕才得到了新式样的人物形象的样本”㉖。此即是说，这一时期珥貂的情形并不严谨，并不是以真实的职官身份来穿戴的。

2、传世绘画品中的珥貂大臣

在传世绘画方面，戴貂蝉冠的人物形象还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唐阎立本《王会图》（摹梁元帝萧铎《职贡图》）“虏国”使臣图像中（图5）。但与唐阎立本《王会图》出于同源的传为五代顾德谦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图》（图6），却将“虏国”写为“鲁国”，而且不见插于弁冠上的貂尾。可惜的是，据传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宋摹本《职贡图》中的此国使臣图像已失㉗，使得不知原作究竟为“虏国”还是“鲁国”，或是其他。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阎立本《王会图》和五代顾德谦《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为真的话，则传为阎立本《王会图》的“虏国”则属较早的传摹本，一般应按时代较早者认定为妥。根据《南史·陈本纪》载：“童谣云：‘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自晋宋以降，经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㉘，据此可知虏国即北魏国，南朝称拓跋魏为“索虏”或“魏虏”。罗丰先生认为，隋唐以后，人们的正朔观念有所变化，并不以胡人建立的北朝为异己，故将原“虏国”雅化为“鲁国”㉙。既然如此，原本被视为“虏国”的使臣图像著貂尾，而后雅化了的“鲁国”使臣图像却不见貂尾。那么，无貂尾的鲁国使臣图像是否也可视为被雅化了的“虏国”使臣图像呢？此值得关注。

图5：传为唐阎立本《王会图》之“虏国”使臣像（左侧珥貂）

图6：传为五代顾德谦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之“鲁国”侍臣像

四、结语

根据前文所论，唐代莫高窟维摩诘经变中的珥貂大臣服制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者，为中原职官服制；二者，为北魏使臣服制。而据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的基本构成情况来看，一般文殊菩萨一侧全部为中原帝王及其侍臣等人物，绝少有胡人形象，故可排除已经融入中原民族“虏国”使臣形象的可能。但需要注意的是，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文殊菩萨一侧帝王身后第一身为右侧珥貂大臣（图7），而332、335窟维摩诘经变文殊菩萨一侧帝王前部却出现了二身左侧珥貂大臣（图8）。依据外国使臣图像中很少有同时出现二身服制相同人物形象的缘由，我们可排除第332、335窟二身珥貂人物为“虏国”使臣像的可能性。故敦煌初唐新样维摩变中的珥貂大臣，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中原侍臣，而非“虏国”使臣。但需要指出的是，莫高窟维摩诘经变中的珥貂大臣与阎立本摹萧铎《王会图》“虏国”使臣像虽非一系，但无论现存传世绘画还是考古资料，此类图像最早者当属宁懋墓线刻宁懋像和《王会图》之“虏国”使臣像。故我们推测，莫高窟维摩诘经变中的珥貂大臣形象应与萧铎绘《王会图》之“虏国”使臣像及宁懋墓线刻宁懋像关系密切，或为原本“虏国”使臣之粉本，至少应存在一定的承续关系。

图7：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维摩诘经变》之帝王出行图

图8：莫高窟第335窟北壁《维摩诘经变》之帝王出行图

故，完成于贞观十六年的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帝王出行图中的一身珥貂大臣，当系唐贞观元年复置的散骑常侍。因为贞观时期可以穿戴珥貂的大臣，有中书令、侍中和左、右散骑常侍，但中书令和侍中皆为二人，此与画面人数不符，故可排除。而据《新唐书》所谓：“隋废散骑常侍。贞观元年复置，十七年为左散骑常侍二人”的记载来看，贞观元年复置的散骑常侍，应为一人，而至贞观十七年才改设为了左散骑常侍二人。同时，此时散骑常侍隶属中书省，又中书令历来右侧珥貂，而隶属中书省的散骑常侍此时也应右侧珥貂。所以，绘制不晚于贞观十六年的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中的右侧珥貂大臣，只能是贞观十七以前设置的“散骑常侍”，而非其他。

完成于武周圣历年间的莫高窟第332、335窟维摩诘经变中的二身平巾帻左侧珥貂大臣，应为贞观十七年改设之后的“左散骑常侍二人”。因为武周朝虽多次更换前朝官职称谓，但依然沿用了前朝官制。画面中的二身左侧珥貂大臣与 《新唐书》所谓“显庆二年，左散骑与侍中为左貂”“属门下省”的记述相符，且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和“四夷朝见，则承诏劳问”之责㉚。另从冠服形制来看，此二人所戴平巾帻前还著有“白笔”（图2、图3），此符合《通典》所载“侍臣加金珰附蝉，以貂为饰”“文官七品以上毦白笔，八品以下及武官皆不毦笔”的相关服制㉛。综上，结合莫高窟第220窟相同服制人物为“散骑常侍”的先例，此二人物只能是贞观十七年改设之后的“左散骑常侍”，而此亦符合此二人作为帝王出行前导且手执卷子的人物身份形象。

总之，敦煌新样维摩变帝王出行图中的人物构成极为复杂，其构成与文献资料的吻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敦煌新样维摩变帝王出行图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和写实性都需要审慎对待。而这一人物身份的识别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唐代不同时期的职官服制形式，以及敦煌壁画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

1、图5、6采自刘芳如、郑淑芳主编《四方来朝：职贡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2、图4采自《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石刻线描》，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3、其余用图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注释：

① 赵燕林：《莫高窟唐代<维摩诘经变>中的帝王像及其冕服研究》，《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1期，第135-148页。

② 于向东：《6世纪前期北方地区维摩诘经变的演变——兼论与南朝佛教图像的关联》，《艺术设计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页。

③ 荣新江：《贞观年问的丝路往来与敦煌翟家窟画样的来历》，《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页。

④ 莫高窟第220窟东壁门上墨书愿文榜题一方，末署“贞观十有六年敬造奉”； 北壁《药师经变》灯柱题有“贞观十六年岁次壬寅”。据此可知，贞观十六年（642）已画完该窟东壁和北壁。

⑤ 段文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0-275页。

⑥ 叶贵良：《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貂尾”大臣非中书令、亦非右散骑常侍》，《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23-25页。

⑦ 盛朝晖：《也谈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貂尾’大臣之身份》，《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77-84页。

⑧ 贺世哲先生根据向达先生上世纪40年代的记录，发现第335窟北壁隐约可见的“圣历二字”，推测该窟北壁绘制于圣历年间（698～699年）。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

⑨ 前引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第203页。

⑩ [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506页。

⑪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第六册卷六八八《服章部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91页。

⑫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95页。

⑬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6页。

⑭ 山涛“以太康四年薨，时年七十九。诏赐东园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五十万、布百匹，以供丧事，策赠司徒，密印紫绶，侍中貂蝉，新沓伯密印青朱绶，祭以太牢，谥曰‘康’。”《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第808页。

⑮ “改元建始……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晋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第1061页。

⑯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九《周盘龙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66页。

⑰ [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七《赵惠文王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13页。

⑱ [唐]令狐德棻：《隋书》卷十二《貂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86页。

⑲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21-1322页。

⑳《隋书》卷十一《礼仪六》，第159页。

㉑《隋书》卷十二《礼仪七》，第176页。

㉒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94页。

㉓ 关于唐初设置散骑常侍的时间，《唐会要》《通典》《新唐书》所记基本相同。与《新唐书》《通典》不同的是，《唐六典》载：“武德初，散骑常侍加官。贞观初，置散骑常侍二员，隶门下省。明庆（显庆）二年，又置二员，隶中书省，始有左右之号。”本文从多之说，对此不做讨论。

㉔ 湖北郧县唐嗣濮王李欣墓仅在甬道西壁残存一个戴进贤冠饰金蝉珥貂的侍臣头像。高仲达：《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第91页。

㉕ 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㉖ 宿白：《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㉗ 宋摹本《职贡图》临摹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至神宗熙宁十年（1077）之间。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文物》，1960年第6期，第14-17页。

㉘ [唐]李延寿：《南史》卷九《陈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页。

㉙ 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第47页。

㉚ 前引《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二》，第793页。

㉛ 前引《通典》卷第十七《赵惠文王冠》，第1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