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先的土地
—— 介绍一篇关于“北京人”的文章

柳 渝

记得少年时看过介绍周口店“北京人”古人类化石的记录片，但是当时这个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并没有激起少年的我的好奇。

在法国生活几十年后的今天，与法国古人类学者Pierre-François Puech的相遇，让我重新了解和体会了这个100年前将中国置于世界聚光灯下的古人类学事件的意义。

今年夏天在西班牙参观达利博物馆时，在展示达利关于摩西和圣经绘画的展区的墙壁上一段特别的文字吸引了我：Confucius qui nous roula comme des chinois s'éloigne du côté de la bourse au son de la pathétique de Beethoven（大意：孔子在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中从股市走过来）。

回到法国查找文献得知，此文字出自法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的学者Pierre-François Puech之手，于是我们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Pierre-François为纪念“北京人”挖掘100周年，在佛罗伦萨的Angelo Pontecorboli编辑的《人类进化》杂志12月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21年——奥托·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发现北京人化石”（1921-Otto Zdansky discovers the Peking Man Fossil），希望我写一篇短评，我欣然答应下了这个跨越我的计算机理论研究的困难而有意义的合作。

Pierre-François的文章溯源到1921年，师丹斯基第一个发现“北京人”牙齿的化石，促成这项凝聚中外学者合作的“北京人”化石发掘事件，使之成为古人类学的一个新起点，建立了后来命名为“直立人”的一个分类群！文章讲述了师丹斯基关注作者在1980-1981年间进行的“北京人”牙齿化石的磨损分析的人类学研究，此分析表明，“北京人”牙齿的化石不仅是人类的遗物，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础。

Pierre-François在文章结束时说，希望文章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望，邀请我们用北京博物馆通票去参观周口店的“北京人”，那里在当年发现之时，曾推前了人类进化研究的时间表，并将中国置于该领域的聚光灯下。师丹斯基发现的古猿人的牙齿是进入中国千年甚至百万年沉淀的历史的邀请，将个人与比自己和中国更广阔的现实联系起来了。

想象我们站在这片祖先的土地上，或许可以沉思：人类从在树上爬行，到直立行走，再到今天成为可以做任何事情的生物，这种进化攀升是人类多么了不起的福气！对此非凡之处的领悟，可以将我们的眼光从有限的“今天的历史”延伸到无限的“历史的今天”，而这样的眼光正是西方学者如法国哲学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年）所一直寻找的“基本上，我们已经失去了整体的、群体的、很长很长的时间性的眼光（‘Au fond nous avons perdu le point de vue des ensembles，des masses，des longues，très longues durées …’——Paul Valéry写给AndréLebey的信）。”

作为古人类学的外行，深恐以上几十行文字的感慨难以完整地展示出Pierre-François Puech原文的深意。应《化石》编辑部的建议，下面试将全文译出，以供广大读者品评。

笔者单位：法国儒尔-凡尔纳大学，计算机系（Département d‘Informatique à l’Université de Picardie Jules Verne, France）

原文：Puech，P. F. (2020). 1921. Otto Zdansky discovers the Peking Man Fossil.

Human Evolution，35(3-4)，191-210.https://doi.org/10.14673/HE2020341074

译文：19 2 1年——奥托·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发现“北京人”化石

关键词：北京人 周口店 智人 直立人Sinanthropus北京人信件 师丹斯基 中国 牙齿

摘要：本文讲述1921年第一次发现“北京人”化石，此发现建立了后来命名为“直立人”的一个分类群，成为古人类学的一个新起点。通过相关的档案资料和私人信件，本文讲述关于奥托·师丹斯基（Otto Zdansky）的故事，师丹斯基因第一个发现和描述“北京人”的牙齿化石而闻名，但是他关注皮埃尔-弗朗索瓦·普埃赫（Pierre-François PUECH）在1980-1981年间进行的“北京人”牙齿化石的磨损分析却鲜为人知。普埃赫的分析表明，“北京人”的牙齿化石不仅是人类的遗物，也是一个研究的基础。

师丹斯基

人们常见到赞扬考古学家的主要发现，比如奥托·师丹斯基（Otto Zdansky，1894–1988）的名字与他在1921年夏末在距北京城区48公里地方发现的“北京人”联系在一起，但很少有人提到他对在周口店遗址出土的直立人的牙齿化石所进行研究的兴趣。师丹斯基送给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这些牙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在1980年对我来说变得很重要，因为当时我正试图了解古人类的生活。师丹斯基发现并描述的三颗原始牙齿自1923年以来一直作为ZKD（周口店）藏品陈列在乌普萨拉大学：右上M3（1921年），左下P3（1923年），右下P4（1952年），反映出人们对1920年代在中国发现的“外围”人类进化陈迹的日益浓厚兴趣（Black 1926；Zdansky 1927，1952）。1980年1月，我联系了师丹斯基，纳入他们的研究，我从1976年开始使用一种方法，对在显微镜下检查的牙齿磨损情况进行分析，以便推断出人群不同的食物选择。师丹斯基用斜体字写的信的节选和摘录再现了发掘“北京人”第一块化石的故事。

考古研究的浪漫故事

我们两年的通信（1980年至1981年），现在仍然保留在academia.edu上（academia.edu是一个免费和开放的文章资料库），其中师丹斯基讲述了他在1921年夏天来到中国，“安特生教授（J.G. Andersson 1874-1960），瑞典人，是调查策划人和管理者，建议我去周口店，在那儿他曾在采石场工人工作的旁边，发现许多小小的啮齿动物骨头，在那里工作将使我有机会了解中国的情况（Puech，1983；Puech，2018）。”

安特生于1914年来到中国，当时他是民国政府于1912年设立的国家地质调查局的采矿顾问，并在地质（采矿资源）和古生物学方面取得了许多发现。他意识到1918年周口店的化石潜力，并开始研究“鸡骨山”，现在将其称为“周口店六号地”（安特生，1919年；维基百科，Wikipedia，Johan Gunnar Andersson）。为了进行全面的发掘，他请乌普萨拉古生物学教授卡尔·威曼（Carl Wiman 1867–1944）派遣一名学者来领导化石的收集。师丹斯基于1920年春季至秋季在古生物学系做实习，冬季回到维也纳在古生物学家奥特尼奥·阿贝尔（Othenio Abel）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答辩后，他于1921年3月21日发表了古生物学论文：“关于乌龟头骨的颞骨区域”，他于1921年春回去清理并整理安特生送往乌普萨拉的中国化石标本。然后，安特生问他是否愿意“去中国三年，以便照料处理化石，迄今为止，这些化石是由不熟悉必要技术的人收集的。”

师丹斯基发现Sinanthropus牙齿的地方是在北京西南部，沿着华北平原西部丘陵脚下周口店镇附近的河流之畔。师丹斯基通过安特生，得到周口店与北京柳里霍铁路支线的帮助，顺利来到这里。安特生于1918年3月22日至23日曾在妻子陪同下检查化石的沉积，正如McGregor Gibb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其中许多保存完好，属于鸡骨山采石场的鸟类化石。1921年8月，他与美国博物馆的首席古生物学家沃尔特·葛兰阶（Walter Granger，1872-1941）在中国进行联合考察时，拜访了师丹斯基，并有了新的发现。

当时下雨了，天气非常热。熟悉中国乡村生活的师丹斯基在周口店河东岸当地的寺庙里建了一个营地（现在用作当地的学校），访客发现他在工作，而后他们从那里去了过去的采石场“鸡骨山”（Andersson JG，1922年）。“当我们三个人在我的工作地点时，一个采石场的人来了，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费力，因为附近一个旧采石场的骨头更大，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我找到了北京人的第一颗牙齿……粘土基本上是柔软的，易于处理，但在钙质结核中局部浸渍且相当坚硬，化石很多。”

1921年8月的这次访问的续集非常不寻常，Boaz等人叙述（2004a）的细节如下：“的确，在龙骨山最初令人兴奋的发现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大片云层覆盖了天空，然后又下了暴雨，流经小镇的小周口河泛滥，冲走了桥梁，使学者们逃离了他们的新址。安特生和葛兰阶无法去火车站，安特生说，他和葛兰阶‘被无助地淹没了’，因为那条小溪流进了周口店天河谷，在前几天那是微不足道的小溪，现在变成了一条狂野的山溪，没人敢穿越大暴雨继续向山谷灌入的河流。三天时间里，科学家们缩在寺庙里，讲故事和喝酒，直到雨水散尽。为了在第四天逃离周口店，安特生和葛兰阶不得不‘几乎赤身裸体’地过河，将他们的衣服和鞋子高举过头，无疑引起许多城镇居民的叽叽喳喳议论。在这些事件中，让人看到了巨龙的力量，这使外国人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让他们灰溜溜撤离了周口店”。而中国人在肥沃的河淤泥中生长，死后则被葬于河水漫过的土地里，祖祖辈辈。

中国：生生不息的国度

自从安特生到中国，他就“对在药店出售用于医疗目的的化石骨骼（龙骨）产生了兴趣，并且通过患者调查成功地追踪了骨骼的来源”，他被神话中的中国龙及龙骨的魅力所吸引，从阅读1925年有关中国龙的考古历史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特别注意有关‘龙骨’的报道，因为对于Haberer和Schlosser的早期发现，他知道它们可能揭秘化石遗址”（Boaz等人，2004a）。“龙的后裔”几乎可以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他还从霍曼省的瑞典传教士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掌握了这些信息后，他开始了一次搜集活动，自己做了一些工作，但很多收集工作是由中国人为他服务的，在瑞典的关系中，他成功地成立了瑞典中国委员会，以进一步发展中国化石的收集。1919年在周口店首次出现的化石沉积吸引了科学界人士，正如我们在Boule于1921年的报告（1923年英文译本）中的一般结论中所读到的那样关于“人类古生物学的化石元素”。

1920年，英国科学院向自然史标本的收藏者发出了一系列建议。G. F. Hill回忆说，考古发掘的目的是收集新信息，以扩大和纠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信息，从而使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更加完整和有用。自从1891年欧仁·杜波依斯（Eugène Dubois）将爪哇人因颅骨容量为950立方厘米（黑猩猩和现代人类之间的中间值）描述为比尼安德特人更早的人类之前，有关史前人类的思想就一直在发展。马赛琳·布尔（Marcellin Boule）当时认为：“除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考古事实以外，我们几乎不了解亚洲人类古生物学。但是，从我们特别感兴趣的角度来看，在这一大陆上仍需作出巨大努力。如果通过某种魔术艺术，我们可以挖出表层沉积物的大量覆盖，那么我们应该发现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地质学家的最新工作，“黄土”或黄土的巨大大陆形成不仅是近期风作用的结果，像南美的潘帕斯山脉一样，它代表了由不同起源组成的复杂的地层，最早的始于第四纪以前，其中包含各种哺乳动物的丰富遗存。完全有理由希望这些动物群包括人类，有一天或其他时间，科学将能够对其进行研究。”

师丹斯基和他的两名中国助手在整个1921年夏天搜索了位于洞穴沉积物高地层地平线上露头朝北的斜坡上巨大口袋状古生物学沉积物（称为位置1），而该洞穴沉积物远不是古代洞穴的一部分。正是从这些后来称为“ Locus A”的矿床中，回收了Sinanthropus pekinensisBlack 1927的典型标本。原来，这些洞穴无非是像师丹斯基这样雄心勃勃的化石猎人的天堂。他挖掘了几只已灭绝的脊椎动物的化石，但在1921年夏末，他赢得了终生大奖：在这里师丹斯基找到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宝藏——他本能地感觉到其意义。当奥地利人盯着他刨下、刮下的土壤时，令他惊讶的是，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突出的石化边缘上，这无疑是人的牙齿。也许这充分证明了人类起源于中国，他把牙齿放在口袋里——知道他可能找到了过去最古老的人遗迹。在与1982年乌普萨拉大学科学史教授托尔·弗朗斯米尔（Tore Frängsmyr（2012））的口头交流中，师丹斯基明确表示，他在将这颗右上第三臼齿包装在运回乌普萨拉的猪牙中时，保证了这颗牙齿的隐蔽性：“了解发现的消息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并担心整个洞穴动物群的描述都将从我这里取而代之，而是托付给其他人，因此我将发现的秘密保密。……回到北京后，我第二次出发前往周口店，继续挖掘，直到被告知瑞典中国委员会的资金已用尽，因此活动不得不结束。那是在1923年秋天的深夜。11月底，我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回到欧洲。……我发现，在我第一次访问期间从周口店收集的材料的修理物中竟然出现了第二颗人类牙齿，我将其清理出来并与发现的第一颗牙齿一起藏起来。”这颗牙齿是下颌的恒久前臼齿，由J. G. Andersson于1926年10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这一惊人发现，以纪念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后来的古斯塔夫六世国王）随后访问这座城市。威曼曾在乌普萨拉要求师丹斯基描述仍未发表的古生物学发现，以使这一特殊的“中国地质调查”活动具有更大的科学兴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立即在《自然与科学》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笔记。

师丹斯基的发现激动人心，以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了对周口店洞穴的深入研究。1927年春天，比尔·步林（Birger Bohlin）从事了两年的研究工作，负责实地古生物学工作，他根据形态学特征复原了左下臼齿，从而有可能辨别中国猿人的一般状态。该牙冠釉质较厚，但有微小的根状颈，并有宽阔的冠髓腔。它来自师丹斯基发现的下前臼齿的同一地层，并被确认为来自一个未成年人的同一颌骨（Boaz et al. ，2004b；Black，1927a；Black 1927b；Black 1933 cited by Colini，1933）。

师丹斯基1921年发现的三颗“北京人”的牙齿

从1928年开始，位于周口店的1号地点发现其他的人类化石，直到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并波及北京。所有收集到的化石，也就是大概48个，但除了乌普萨拉的牙齿外，在1941年12月8日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Jia and Weiwen，1990)。“北京人”的化石曾“随京汉铁路南下，而且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它们到达了长江，然后发生了什么是个谜。在布莱克之后，魏登瑞和冯·柯尼斯瓦尔德发表了关于‘北京人’的论文。史前化石人类学不是我的本行，我没有再处理化石，只是描述了第三颗牙齿，这是我在1952年回到乌普萨拉后，在整理维曼作为无趣的复制品而存放起来的材料时发现的，这颗牙齿我在一篇小论文（1952年2月4日）‘Zoologiska Bidrag frän Uppsala’中描述过。”

乌普萨拉有三颗师丹斯基发现的牙齿，2011年发现的第四颗牙齿，自20世纪20年代被挖出后，一直未被动过，被装在一个印有字母ZKD（周口店的缩写）的木盒中，存放在乌普萨拉进化生物学中心的地下室（Kundrat et al.，2015）。这样，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PMU）古生物馆收藏的周口店北京人牙齿今天分别是：第一颗牙齿（乌普萨拉1号右上第三臼齿）PMU M3550；第二颗牙齿（乌普萨拉2号左下第三前臼齿）PMU M3549；第三颗牙齿（乌普萨拉3号右下第四前臼齿）PMU M3887和第四颗牙齿（右上犬齿）PMU 25719。

牙齿如何揭示我们的过去

对第一代智人的史前研究表明，古生态学模型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对饮食偏好，由于我们对当时动植物群的缺乏了解，所以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齿微磨损分析重建食物的方法。我曾对人类从直立人进化过程中牙齿表面存在的痕迹进行过比较，这些证据分布于非常不同的地理位置。在比较了大约68万年的Mauer人和45万年的Tautavel人的结果后，我们建议将这些结果与师丹斯基收集的50万至23万年前的北京人牙齿上的结果进行比较（Puech et al, Puechet al.1980；Wu al.1995）。

师丹斯基于1921年在周口店1号地点发现的“北京人”，是现在通常被归入直立人类群的标志性人种。周口店发现的直立人广泛分布于中国，并与非洲、亚洲和欧洲发现的许多化石相关联。由于空间分布广泛，物种维持时间相当长，直立人化石表现出多态性，可以用各种迁徙和物种进化的长期性来解释。自Weidenreich对“北京人”的经典研究(1937a,1937b)以来，区域性特征一直被用来无可争议地证明，除了Weidenreich所说的眶后凹陷外，Pithecanthropus和Sinanthropus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Black，1934；Boule，1937；von Koenigswald et al.，1939）。

为了通过研究保存在乌普萨拉的三颗原始类人猿化石，获得更多有关“北京人”的信息，1980年4月，我来到了保存牙齿的实验室，与师丹斯基约见。我想进行的这项具体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是通过仔细检查牙齿的表面损伤特征来确定牙齿的过去历史。首先用肉眼检查牙齿，它们显示出以前的研究中提出的东亚中更新世H.erectus典型的牙齿特征，如颊侧表面适度凸起和粗壮的“柱状”牙根。

在清洁牙齿并在低倍镜下检查其表面后，我在原件的选定位置获得了正的环氧树脂和负的硝化纤维素清漆剥离印模片。这些透明的印记允许通过双目显微镜（×20，×30）检查表面损伤，如果复制品的表面在扫描电子显微镜水平（SEM）下进行金属化处理，则可以在更高的放大倍率下观察表面损伤，其形式为以下类型的标记：片状、凹坑、微坑、划痕、沟槽和具有不同来源的磨损抛光（Puech，1977；Puech et al.，2014）。

师丹斯基在1927年和1952年报告的三个发现中，没有一个是在牙槽骨中发现的，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我们必须对表面遗迹进行检查，以确定和判断在生活中产生的正常牙齿磨损基础上增加的触觉损伤。周口店类人猿的集合体整体上有许多触觉特征，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乍一看是被动物改造过的集合体，这些动物留下了咬痕或产生了断裂，可能的原因是啮齿类和鬣狗（Pei，1934）。对该遗址战前动物遗迹的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些研究评估了食腐动物的主导作用（Binford等，1985；Binford等，1986）。“考虑到地点1中类人猿骨骼遗骸的空间和背景关联，也有助于解释该地点的埋藏学。这种关联有说服力地反对用笼统的洞顶坍塌和沉积挤压来解释化石的破碎（例如一号地点）。这个地点显示的骨质散布模式很符合鬣狗取食类人猿遗体来解释。……类人猿遗迹的另一种保存模式——孤立的牙齿缺乏其相应的下颌骨或颅骨——可能也可以根据鬣狗的骨改造来解释。……这种化石沉积模式的第三种更可能的解释是啮齿类动物啃食，我们和其他人（如Pei，1938年）在周口店的非人猿化石骨上观察到了这种证据（Boaz等人，2004b）。”

我们观察到，右上M3（乌普萨拉2号，PMU M3550）和右下P4（乌普萨拉3号，PMU M3887）的根尖缺失，在门齿侧面有缺失的切屑和不寻常的宽浅凹陷，出现来源不明的沟槽，但我们没有发现动物牙齿作用的痕迹。尽管事实证明，食腐动物的活动是影响周口店化石分布的重要因素。在von Koenigswald收集到的一些Sinanthropus officinalis牙齿上，齿痕被很好地识别为豪猪的齿痕，豪猪是中国洞穴中积聚骨骼的一种动物（Puech等人，1991）。任何由伴随咀嚼活动或在地面被践踏产生的划痕，其大小和方向都不太规则。珐琅质定向良好的条纹显示了被颊部压缩的食物栓所经过的路径，它们在被牙齿冠侧咀嚼时以圆周运动方式传动，并与摄入的磨料颗粒直接相连。如果我们承认Binford等人（1985）所说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饮食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洞穴中的用途”，从使用磨损研究中得出的推论必须谨慎接受，那么，条纹分析指出周口店和陶塔维尔人的牙齿使用情况类似，他们和所有游牧或半游牧的人群一样，主要喜欢吃狩猎动物的肉，同时他们的菜单中包含了大量的植物，而毛尔人的条纹的不同排列则表明他们的饮食有些不同（Puech，2016）。

乌普萨拉3号，乌普萨拉进化博物馆古生物馆藏PMU M3887。左边为齿釉质表面微磨损（×20），右边为扫描电镜下痕迹（×1800）

周口店河岸的直立人

中华文明的摇篮

最后，有关表征和解释的问题，始终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将“北京人”纳入其中应该很有用。如果没有一幅构成共同世界的祖先的图画，围绕这个话题进行研究是令人沮丧的（Wang et al.，2000；Wu et al.，1995；Puech，2019）。尽管周口店猿人原始骨骼丢失了，但1937年Franz Weidenreich（1937 b）和他的助手所做的猿人头骨的石膏模型，为人们对已成为标志的“北京人”的理解提供了期待。我们利用这个表象，在周口店河岸的重建场景中产生了一个猜测的面部形态。

希望这个介绍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望，并促使我们重新打开师丹斯基的考古档案，用北京博物馆通票去参观周口店的“北京人”。在当年发现之时，“北京人”推前了人类进化研究的时间表，并将中国置于该领域的聚光灯下（Cheng，2017；Etler，2006），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中国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这样。师丹斯基发现的古猿人的牙齿是进入中国千年沉淀的历史的邀请，将个人与一个比他自己、比中国还广阔的现实联系起来，通过周口店河河畔的“北京人”肖像，将新中国的想象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