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三部曲[1]

周正兵

自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于1966年开创学科之后，文化经济学就开始其独立发展的历程，在文化经济学的诸多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构筑了学科的基本问题框架。特别是2006年，文化经济学界通过集体的努力，撰写《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并纳入爱斯维尔的《经济学手册》序列，标志着文化经济学学科的基本成型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在此之前，著名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Ruth Towse）编撰的《文化经济学手册》，则通过学术史的梳理，集中呈现了文化经济学几乎所有具有分量的“建筑物”，从而为文化经济学学科圈定了“城墙”的范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文化经济学已经走向独立与成熟。[2]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似乎缺乏学术自觉性，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文化产业”之名讨论相关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多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文化事业能否产业化的问题。[3]其实，这些讨论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即文化的产业化或经济化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问题，自然就没有多少学术的厚度。只是到了政治上关于文化产业的合法性争论尘埃落定之后，有关文化产业合理性的问题才呈现出来，学术性探讨才走上正道。这就是为什么罗宾斯在解释经济科学时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而应该搁置目的论问题。[4]而向勇教授更是据此以2002年为界，将我国文化产业学术研究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5]对于这个观点，我深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