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
——基于GSIM模型的分析

尹 峻 庞一璞 党敬淇

(1.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2.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58)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国家发改委联合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1)以下简称为《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顶层设计趋于完善。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预示着这一重大倡议的推进和部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和丰富的农林牧渔资源，在世界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对外农业合作和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对象。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7.3万亿元，占据了同年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的1/3以上；同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为4 390亿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的8%以上。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农产品贸易伙伴，2005—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中国农业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约18%增加至26%，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5%以上，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了2005年的 6.5 倍(见图1)。新时期，随着中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上升，探讨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资源和市场，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对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

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研究及决策支持系统海关统计数据库(http:∥trade.drcnet.com.cn)。

目前，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等测算工具，从贸易双方资源禀赋、市场结构、贸易模式和技术等方面考察中国农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两种性质对未来双边贸易发展的不同影响。何敏等[2]和詹淼华[3]系统性地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孙林等[4]和荣静等[5]分别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出口相似性指数得出了相左的观点，前者发现中国和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以互补性为主，而后者则认为以竞争性为主；吕玲丽[6]认为这两种性质共同存在，且因产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样的研究结果也出现在孙致陆等[7]对中国和印度农产品贸易的考察中；陈俭等[8]从比较优势和技术构成的角度，发现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之间存在“技术顺差”，姚海华等[9]、韩永辉等[10]在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中也考察了相似的内容。

另外一些研究则基于新贸易理论，通过固定效应回归、广义矩估计和倍差法等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聚焦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及未来可能的政策措施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如进出口结构及流量、二元边际效应和对国内农业的促进作用等。孙致陆等[11]指出，2010—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10%，逆差状态有所改善，农产品贸易空间逐渐增加；张会清等[12]认为，由于贸易互补性的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会进一步加强；孙楚仁等[13]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和对于不同产品的异质性影响；黄杰等[14]利用二元边际分解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存在较大波动，并且扩展边际对农产品出口的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

虽然上述文献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相关问题，但针对与双边贸易密切相关的贸易壁垒的分析明显不足。大多数研究仅分析了关税的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15-17]，并未包含非关税壁垒、信息壁垒等其他难以逐一测算的贸易壁垒类型，而“边境效应”则能够全面准确地刻画由一国边境的存在对其与他国双边贸易的负面影响，涵盖了双边贸易中所有的负面效应。这一效应刻画了由于国家边境的存在，地理邻接的两国之间贸易量远远低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贸易量的现象[18-19]。边境效应可以反映贸易壁垒及双边贸易流量的变化，其变小说明贸易壁垒对双边贸易的负面影响变小，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双边贸易增加[20-27]。因此，对边境效应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壁垒的变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丰富有关中国双边贸易中的边境效应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和经验事实，通过构建一个具备区域农产品双边贸易结构特征的全球模拟模型(Global simulation model，GSIM)，利用2005—2018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贸易与经济数据计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相关参数及其校准值，并测度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初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前期规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以2018年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成熟和具体政策措施的持续推进为背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需求偏好变动等，设置模拟情境分析“一带一路”倡议长期内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本研究旨在系统全面地刻画中国各个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量与贸易壁垒的现状、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为政府部门和企业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与相关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1 模型构建

由于影响区域内农产品双边贸易的因素众多、机制复杂，现有的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不仅难以刻画政策的全局效应，而且缺乏对未来政策效果的预测；而一般均衡模型需考虑全部市场出清，方程组、数据和参数规模庞杂，不仅运算繁复、灵活性较差，且易出现系统性的“合成谬误”导致计算结果准确性降低。本研究构建的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以边境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局部均衡分析框架，系统性地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影响的效应大小和机制，既能够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对区域农产品贸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影响和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又能聚焦于贸易和产品市场，提升计算与模拟的效率和准确性，分析更加全面、严谨，更具前瞻性和政策意义。

本研究构建的GSIM模型仅需考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市场的局部均衡，因此包含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三部分：考虑到研究对象仅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被合并为一个主体；同时，为考察中国国内不同地区间边境效应变化的异质性特征，基于国家信息中心针对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标准进一步将中国划分为东北、华北、东南沿海、中部和西部5个地区(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2)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省(市)；东南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西藏自治区(省)。；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28]标准来确定。

基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与价格理论，本研究中的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的主要框架为：1)通过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推导出产品的需求函数；2)通过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得到产品的供给函数；3)根据供给与需求相等的产品市场出清条件求得模型的局部均衡解[29-30]。最后，在局部均衡解的基础上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考察某个政策或外生冲击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囿于篇幅所限，以下仅介绍模型的基本框架结构和核心假设，并列出涉及贸易均衡和边境效应的主要计算公式(见表1)(3)完整的模型计算公式、程序和算例等可参见Francois等[29-30]，Balistreri等[32]和Anderson等[22]。。本研究基于Armington假设：在一个开放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国内各地区和其他国家可生产同类产品，但产品差异主要来源于产地的不同，即不同国家或地区生产的产品之间不可完全替代[31]。

表1 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主要计算公式

若开放经济中存在n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口国从出口国进口同质但不完全可替代产品，则进口需求量可由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除该出口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同类产品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以及进口国对进口该产品的总支出3个变量来刻画，其函数形式见表1中的式(1)(式中字母表示的变量含义如表2所示，下同)。基于Armington假设，可以对式(1)应用希克斯和斯拉茨基分解，从而推导出进口国市场中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式(2))和源于不同出口国产品之间的交叉价格弹性(式(3))。

假设出口国对国际市场的产品供给是其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价格的函数，而该价格受到产品在进口国市场中的价格、进出口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包括进口国对出口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和运输成本等)以及出口国产品的技术效率3个因素影响，见表1中的式(4)～(5)。结合(1)式进行微分，可以得到：1)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市场中的价格变化率取决于出口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化率、出口国技术效率以及进出口国家之间贸易成本的变化率；2)出口国的产品供给变化率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率和供给弹性的影响；3)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价格变化率和除该出口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同类产品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变化率共同决定了进口国对出口国产品的需求变化率。

根据以上假设和推导，可以得到最终国际市场对出口国产品的需求变化率由出口国产品的价格变化率、替代产品的价格变化率、出口国技术效率以及进出口国家之间贸易成本的变化率决定。通过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市场出清恒等式，可以得出全球贸易的均衡条件(见表1中的式(6))，从而求出双边贸易在不同情境下的均衡解以测量边境效应。

边境效应的测量方法是基于Anderson等[22]提供的改进引力模型推导而来：首先利用包含多边阻力的引力模型表示某一地区的贸易状况，进而建立起有无贸易壁垒情形下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最后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计算双边贸易的边境效应，这一过程见表1中的式(7)～(10)。式(7)是包含了贸易阻力的引力模型，由于双边贸易量不仅和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有关，而且和两国与各自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壁垒也有关，传统引力模型由于未能包含贸易阻力项，导致在模型估计和边境效应的计算上出现偏差。鉴于此，本研究的比较静态分析依式(9)进行，边境效应可以表示为式(10)，其中BH表示进出口国之间的边境效应，BB可由基期数据得到，NB则通过模型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模拟求出。

表2 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主要计算公式中的变量及含义

2 数据来源与模型参数

本研究构建的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所需实际贸易和经济数据包括2005—2018年相应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进出口数据及消费数据、GDP数据、贸易成本数据和农业技术效率数据。其中，中国及5个区域农产品进出口数据来自国际贸易研究及决策支持系统(DRCnet ITRDS)海关统计数据库①，选择2位HS编码01～24涵盖的产品进出口额作为农产品贸易流量，5个区域的农产品贸易数据由各省数据加总而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②；中国及5个区域农产品消费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农林牧产品销售额数据[33]，5个区域的农产品消费数据由各省数据加总而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消费数据则利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③中的农产品产出额+净进口额近似计算得到。中国及5个区域GDP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33]，5个区域的GDP数据由各省数据加总而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④。本研究将贸易成本主要分为关税和运输成本，其中世界各国关税数据来源于世界综合贸易方案(WITS)数据库⑤；运输成本则根据Whalley等[34]和宫同瑶等[27]的估算方法，采用进口额的5%近似计算得到。各国农产生产技术效率则来自Gong[35-36]的农业生产率计算结果。为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边境效应的变化情况，将上述数据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时间划分为“2005—2013年”和“2014—2018年”两期，所有数据在加权基础上依均值压缩(Collapse)。此外，为通过反事实分析求出NB，还需利用实际数据模拟不存在边境效应情境下的农产品贸易数据⑥。表3和表4分别提供了主要研究对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实际农产品贸易额和贸易量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变化情况。

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中最关键的参数为进口需求弹性、出口供给弹性和产品替代弹性参数。根据进口需求弹性和出口供给弹性在GSIM模型中的定义并结合Kee等[37]和Simonovska等[38]提供的方法，本研究利用农产品贸易数据根据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求出；产品替代弹性参数则基于Gallaway等[39]和Feenstra等[40]已有文献利用农产品贸易和消费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回归模型求出⑦。上述所有弹性具体数值如表4所示。模型中的其他动态份额参数等根据实际数据通过校准(Calibration)得到。在上述模型各参数的±0.25区间内进行了100次随机取值测试以确保模型最终计算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使用GAMS软件构建模型，采用混合互补问题(Mixed complementary problem，MCP)策略解决模型中线性和非线性方程组的混合求解问题，最终通过GAMS中的PATH求解器得到所有均衡解。

3 边境效应分析

本节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通过上述构建的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利用2005—2013年和2014—2018年共14年两期农产品贸易和经济数据计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初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农产品双边贸易的影响，进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2005—2013年)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构建和政策实施初期(2014—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壁垒及其变化情况；第二部分以2018年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的成熟和具体政策措施的进一步深入推进为背景，同时考虑世界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产品区域间需求偏好变动等实际情形，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随时间变化趋势，设计了四种不同的模拟情境，模拟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长期内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①DRCnet ITRDS数据库 http:∥trade.drcnet.com.cn。

②UN COMTRADE数据库 http:∥unctadstat.unctad.org。

③FAO数据库 http:∥www.fao.org。

④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⑤世界综合贸易方案数据库https:∥wits.worldbank.org。

⑥假设不存在贸易成本和双边贸易壁垒，各地区按其收入占世界收入的比例消费来自所有地区的产品。

⑦根据定义，进口需求弹性φij=dlnQij/dlnPij，Q、P分别表示进口需求量和进口价格；出口供给弹性δij=dlnqij/dlnpij，q、p分别表示出口需求量和出口价格；产品替代弹性σij=ln(Qij/Qi*)/(ln(Pij/Pi*)-ln[(1-μ)/μ])，Q*、P*和μ分别表示国内产品需求量、价格和市场份额。

表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变化Table 3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trade val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表4 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替代弹性取值

3.1 边境效应测算

在校准模型参数和敏感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GSIM模型计算出的模拟数据集作为无边境效应存在情形下的反事实，来替换真实数据集校准的对应参数，求解理想状态下的均衡贸易流NB；进而利用表1中的式(10)测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区域经济的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2014—2018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相较于2013年之前降幅超过48.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2014—2018年间我国国内各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双边效应、进口边境和出口边境效应都产生了明显下降：倡议提出前中西部地区原有边境效应大，边境效应降幅也较大；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原有边境效应较小，边境效应降幅也较小；东南沿海地区原有边境效应最小，而边境效应降幅较大。除华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外，其他地区进口边境的降幅普遍高于出口边境的降幅。

具体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双边效应由2005—2013年间的15.3，下降到2014—2018年间的7.9，这意味着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发展和完善以来，构成区域间农产品贸易的障碍减少了48.5%，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壁垒下降和双边贸易额增加有重要促进作用；而进口边境相对于出口边境更大的降幅说明五年间中国农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增长高于出口贸易增长，反映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完善，农产品区域进口依存度逐渐增加的趋势。

就中国内部地区差异而言，相比于2005—2013年，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所有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的边境效应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中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由2005—2013年间的95.6下降至2014—2018年间的29.1，意味着中部地区双边贸易壁垒下降了约70%，西部地区的双边贸易壁垒在2014—2018年间也下降了61%左右，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西部地区与相关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其他地区；虽然东南沿海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贸易壁垒最小，但双边贸易壁垒在2014—2018年间的降幅达到了51.5%，高于华北地区的34.9%和东北地区30.7%，体现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产品贸易潜力，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同样有助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领域对外贸易的活跃。

表5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Table 5 Border effect of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就单边效应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进出口边境相较于2013年前分别下降了约53.3%和44.8%，说明在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双边贸易整体增长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有利于中国的农产品进口。这意味着中国进一步通过进口来满足农产品需求的同时，也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反映了区域农产品市场分工和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的过程。国内各地区的单边效应变动情况与全国整体基本一致，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农产品进出口的促进作用均较为明显，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边境效应降幅更是分别达到了约80.3%和53%，一方面表明中西部地区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所拥有的农产品资源禀赋的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和“一带一路”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表明沿海地区对区域农产品贸易的政策敏感性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对农产品进出口需求增加；东北地区出口边境和华北地区进出口边境相对于其他地区较小的降幅既可能由于这些地区在农产品供需偏好、经济发展水平或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等稀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也可能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初期，配套政策不完善以及政策实施的地区失衡降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促进作用。

3.2 模拟情境分析

上述两期的边境效应测算结果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和提出后5年框架构建初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壁垒及其变化情况。为了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本研究结合《愿景与行动》提出的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愿景和具体政策措施，以2018年以后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沿线贸易伙伴国家一定时期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生产技术的普遍提升和各国各地区农产品本土偏好下降等情形为依据，分别设计了四种不同的模拟情境(如表6所示)，利用上述构建的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来模拟分析和预测不同情境下中国各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边境效应的变化，藉此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表6 农产品贸易GSIM模型模拟情境设计

已有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具有显著影响，贸易成本减少会降低双边贸易壁垒进而导致边境效应减少[23,41-4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框架的逐步完善和政策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愈发密切，贸易成本将明显降低，故本研究首先考虑模拟短期内贸易成本下降对边境效应带来的影响，贸易成本的变化通过模型的贸易成本影响因子T来反映。其次，中长期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农业技术进步会通过进口替代等政策效应和农业产出增加等生产效应作用于农产品贸易，进而影响贸易的边境效应[21,41,44]，故考虑将长期经济增长和农业技术进步纳入模拟情境，分别通过式(7)中GDP数值y和农业技术效率影响因子A的变化来反映。再次，农产品的本土偏好指的是消费者由于成本、文化习俗、口味等原因更倾向于消费本土生产的农产品，并且已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本土偏好对双边贸易边境效应可能产生的影响[22,26,34,45]，故考虑模拟长期各地农产品本土偏好的变化来考察其对边境效应的影响，本土偏好通过模型需求函数中的份额参数θ来表示。表7报告了以2014—2018年间实际数据为预测基期的4种模拟情境预测结果。

由表7可知，在情境一的假设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边境效应相对于2014—2018年间出现明显减少：双边贸易成本降低20%，使得全国整体双边效应减少近30%，中部和西部地区减少最多(约40%)，东北地区减幅最小(约14.8%)；单边效应也有较大程度减少，且除华北和西部地区外，出口边境效应减少普遍多于进口效应。这意味着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与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导致双边贸易壁垒进一步降低，反映在边境效应的大幅度减少，并且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中部和西部地区减少幅度较大，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小；模拟结果同样也反映出随着政策实施、贸易成本下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逆差依然存在但差距缩小，说明中国农产品区域进口依存度降低。在情境二的假设下，同时考虑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经济增长，边境效应依然减少，但幅度相比情境一较小：全国整体双边效应减少约21%，国内各地区减小幅度均低于30%，东北地区仅有9.9%的减幅；进出口单边效应也呈现出相似的结果。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双边贸易壁垒上升从而增加边境效应，可能由于其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收入水平提升更多作用于国内消费和投资，或者中亚和西亚等整体欠发达国家在获得经济初步增长后更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等，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情境三的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带来了情境二的前提下约29.7%的中国整体边境效应减少，与情境一相比减少幅度增加了1%以上，国内各地区边境效应也均减少20%—40%，除东南沿海地区外其他各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且整体进出口边境效应基本相当。这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改善了农产品的生产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优势农产品对外出口，使得国家之间利用贸易活动实现更高效的产品流通，这也会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农产品贸易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本土偏好降低也即情境四的假设意味着各国家和地区同种农产品异质性的减弱，这导致中国整体和国内各地区的边境效应继续减少约45.6%，并且使得全国层面出口边境效应小于进口。

综上所述，4种模拟情境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较2014—2018年间均出现明显下降，说明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框架的完善和具体政策的深入推进和持续实施，区域间的贸易壁垒会进一步降低，农产品双边贸易活动趋于活跃，贸易总额将持续增长。4种不同模拟情境对双边效应降低的贡献大小排序为情境四(-45.6%)>情境三(-29.7%)>情境一(-28.4%)>情境二(-21.0%)，据此可得影响边境效应的各因素变化对双边效应降低的贡献大小排序为贸易成本下降(-28.4%)>本土偏好降低(-15.9%)>农业生产技术进步(-8.7%)，而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则导致边境效应上升(7.4%)。不同地区间边境效应模拟预测结果差异较大，反映了地区间贸易水平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水平迅速发展，而东北地区弱于其他地区，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种差距也将逐渐缩小。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农产品贸易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GSIM，利用2005—2018年相应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进出口数据及消费数据、GDP数据、贸易成本数据和农业技术效率数据，计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的相关参数及其校准值，测度双边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及其变化趋势，进而分析2014年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同时，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成熟和具体政策措施的持续推进为背景，并考虑世界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产品区域间需求偏好变动等实际情形，结合“一带一路”实施时间变化趋势，设置4种不同的模拟情境，模拟分析“一带一路”的实施长期内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表7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情境模拟

两期边境效应测算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2013年之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相关政策实施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效应下降了48.5%，也即“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壁垒，结合这一时期的区域贸易市场和政策变化，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对双边农产品贸易产生了促进作用。第二，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单边与双边效应之间变化均呈现一定差异，中西部地区边境效应的减少多于东部地区，进口边境效应的减少多于出口。4种模拟情境结果表明：第一，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完善和政策实施，双边贸易壁垒会进一步降低，农产品贸易活动趋于活跃，贸易总额将持续增长。第二，贸易成本和本土偏好下降及农业技术进步均推动了边境效应的降低；地区间贸易水平的差距将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逐渐缩小。与其他现有相关研究对比，本研究基于农产品贸易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GSIM的边境效应分析结果更加全面、准确，更加接近真实的双边贸易情况；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相应条款、国际经济和贸易状况设计的情境模拟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于未来农产品双边贸易变化趋势的有效预测。

4.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可以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提供4点政策启示：第一，贸易成本是阻碍农产品双边贸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完善和政策实施，中国应采取能够降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边境效应的政策，并在提升运力、规范货物通关程序和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等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农产品双边贸易可持续发展。第二，农业技术进步可以显著降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边境效应，因此中国应加大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促进农产品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以降低贸易壁垒，增加农产品双边贸易。第三，中国应通过培育知名农产品品牌和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等方式，提高中国农产品品质和形象，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农产品的偏好，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第四，国内地区间边境效应的差异制约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双边贸易，国家应整体统筹规划、优化布局，形成地区间的贸易帮扶机制，促进各地区之间农产品生产、包装和运输等环节的分工协作，同时发挥本地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提高各地区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区域农产品双边贸易增长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