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坤,林树高,王有小
(南宁师范大学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在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地域差异大和分布不均衡的基本国情下,耕地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而被侵占、耕地质量下降的严峻形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自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出台实施以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对该政策进行了研究,例如在实施模式的研究上,王君等[1]、谢琼等[2]、赵芸逸等[3]学者按增减挂钩的实施主体将其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农村集体主导型3 类;在挂钩方法的研究上,周小平等[4]、林国斌等[5]和严惠明等[6]学者分别采用了级差区域指数、挂钩潜力系数和多因素修正系数法对山东省东明县、天津市和海南省的挂钩潜力进行了测算;在政策实施效应的研究上,姚树荣等[7]、谢致红等[8]学者分别从农民自主型和市场主导型2 种增减挂钩模式分析了政策实施取得的成效;在阻力与对策的研究上,李震等[9]认为实施增减挂钩政策可能导致耕地质量难以保障、耕地污染、土地撂荒及简化耕地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吕云涛[10]认为存在增减挂钩运作程序规范性不强、补偿机制不完善和融资模式创新性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对应的规避对策。当前有关增减挂钩政策的研究已较丰富,但从制度演化的视角分析增减挂钩政策演变的相关文献较少,现有的文献多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