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影响路径探析

余章胜 陈建付

摘要：近年来，数字金融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5G技术的加持和政府的支持下得到高速发展。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数字金融具有多种优势，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探索数字金融如何助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数字金融 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 发展路径

一、引言

中共中央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提出了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这也是关系到国家全局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1]。如何实现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中央部署的推動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指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这无疑为发展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为建设“数字中国”而努力[2]。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推动，数字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相关产业的兴起，使得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效率大大增强，尤其是那些传统的受到信贷冷遇的经济单位。与传统金融服务相比较，数字金融的发展更加有利于发挥资金的融通功能，让更多的经济单位能以更合理成本，获取更加公平的金融服务，拓宽其投融资渠道; 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分散或规避金融风险，优化资产配置效率，提升经济收益。数字金融的这些特性，尤其是其普惠性，意味着数字金融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二、文献综述

自从长江经济带确立为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普惠金融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渐增多，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综述：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与内涵

数字普惠金融自2005年面世以来，世界一些大型的国际机构对其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其中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开放银行，但由于他们希望通过普惠金融所达到的目标不尽相同，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定义的侧重要求也不一样，在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和内容上也产生一定的差异。我国学者于2006年引入这一概念，其中，较为典型的有胡文涛（2015）[3]、白钦先和张坤（2017[4]）以及黄益平（2016）[5]等。胡文涛（2015）从法学的角度来定义数字普惠金融，认为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前提是弱势群体也有平等的参与权;白钦先和张坤（2017）从人文哲学的角度来界定，认为普惠金融是通过分享形式促进金融规范发展。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于2016年7月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国内大部分学者都以此数据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实证分析的支撑。该指数也较为客观、全面、系统地衡量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其指数于2019年4月25日进行了更新。

（二）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

詹韵秋（2018）[6]借助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从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这两个角度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量会产生抑制效应，而对经济增长质量则有着促进作用;蒋长流、江成涛（2020）[7]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得出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支持程度也能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整合文献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推动作用，为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助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

自从长江经济带确立为国家战略以来，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颇多，但主要集中于省区域或国家发展等层面。由于数字金融在国内提出的时间相对较短，国内关于数字金融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文献也相对较少，为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冀望本文的研究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三、数字金融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现状与困境分析

（一）数字金融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现状分析

1.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分析。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年更新的数据，就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发展情况形成图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从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总体趋势是逐年增加，2011年数字金融指数折线最低，然后逐年增加，2018年数字金融指数达到最高。再从区域方面来看，金融指数折线左低右高，在经济带的下游浙江、江苏和上海，数字金融指数高;经济带的中游安徽、江西等省，数字金融指数次之;在经济带的上游贵州、云南等省，数字金融指数最低。上海2018年数字金融指数最高，为377.73，2011年云南数字金融指数最低，只有24.91。

2.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现状。长江货运量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位居内河首位，且其通道是促进国内大循环重要的东西轴线，其作用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举足轻重、无可替代。从2014年中央关于长江经济带定位的提出到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优化了新时代我国发展空间格局、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举措。

长江经济带横跨全国11个省市，其国土面积大约有205万平方千米，是我国农业、工业和现代服务业重要的产区。从农业方面来看，水稻等粮食总产量超过全国的1/3，一些重点农产品产量甚至超过50%;从工业方面来看，一些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也超过全国一半的比重;从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来看，长江经济带是重要的策源地，拥有全国1/3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研发投入的成效显著，创新资源也进一步丰富，在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影响下，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性能计算机、量子保密通信等的重大创新成果，在这些创新成果引领下，造就了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已被视作“中国经济脊梁”。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2013-2019年GDP平均占到全国GDP总量的40%-50%左右，尽管近年来有下降趋势，但2019年仍旧占到全国的46.20%，这个体量不可小觑，长江经济带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区域互动合作前景广阔，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3.数字金融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现状分析。数字经济为什么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其主要机理在于，它能起到降低经济成本、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等多方面的作用。通过数字金融促进经济供需精准匹配，大大降低现行经济运行成本，并进一步激发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不断涌现，使得传统经济形态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向数字经济形态转变时成为可能，使得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分工变得更准确，结构变得更加合理。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增速均快于GDP增速的大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也不断增加，在国民经济中的总体地位不断上升，它正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引擎。2018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2万亿元，几乎占到全国数字经济总规模的一半，已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来看，长江经济带互联网的接入和用户规模都占到全国的40%以上，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最完善。再从电子信息制造业来看，江苏的产业规模最大，云南、贵州的产业规模较小;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来看，长江经济带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其中发展最好是江苏，其次是上海，发展最差的是贵州省，在全国排在22位。

（二）数字金融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困境分析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金融基础，在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便捷性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是在进一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

（三）贫困地区人群金融知识匮乏，数字金融接受程度低

在长江中上游的不少地区，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村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造成对普惠金融政策和相应的金融知识了解不足，而金融机构在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符合大多数村民愿意接受的金融产品方面也存在差距。另外，这些地区村民的支付观念也较为保守，大多数农民只接受现金交易，各种形式的数字化支付工具很难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当地居民未能享受到数字金融带来的福利。

（四）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地区，特别是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其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甚至一些贫穷地区的移动通信、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还不能完全实现覆盖，为这些贫困人口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也明显不足，农村智能手机网民数量与城镇人口手机网民数量相比较仍有一段距离，造成这些地区数字化支付便利性差，金融服务成本高。

四、数字金融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

（一）优化长江经济带的金融资源配置

数字金融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能破解普惠金融理论的潜在悖论，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有关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信贷规模、金融市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即从金融深化的视角去考量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推广和应用，有部分学者开始从金融的广度视角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数字金融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入融合，数字金融因此具备数据存储、信息共享、多渠道汇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基于大数据的征信体系，能够有效降低资金风险、增加中小企业融资途径，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优化资金配置。数字金融是把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结合起来，构建一种全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其金融服务的成本更低廉、服务更广阔，能更加全面地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经济的发展赋予新的动力。数字金融借助这种新的动力优势，让资本流到更多亟待发展的领域，使经济结构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提升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保持长江经济带经济的平衡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地将大量优质金融资源注入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中，并惠及绝大多数弱势群体，对区域内资源起到合理配置作用。

（二）缩小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

传统的金融服务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明显的收入歧视现象，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资金需求方需要一定的准入条件，且其提供的金融服务成本较高。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居民可抵押物少，利用金融服务意识低，从而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带来的高回报率，这种歧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差距。由于长江上、中、下游有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各省市出台金融政策的差异，金融发展出现不平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长江经济带人们收入之间的差距。而数字金融自身的特性，如低门槛性、低成本性和可得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金融对落后地区农民的排斥问题。数字金融立足于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使得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得到提高，数字金融的这一便捷性，帮助了偏远地区及农村地区的发展，金融覆盖率因此而得到提高，帮助更多的群体能够获得便捷的金融服务，缩小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

（三）建立动态数字金融监管平台，强化区域性数字金融中心作用，促进各省市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借助数字技术的进步得到快速发展，其较强的灵活性、创新性被广大受益群众青睐。目前，数字金融机构、平台众多，在提供丰富金融服务的同时，不同金融机构、平台之间的服务标准、产品质量存在不同标准，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金融欺诈风险上升。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应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金融机构和平台行为。监管机构应加强技术创新，建立动态数字金融监管平台，对不同金融机构进行差异化监管，完善信息保护、预警机制，提高金融监管能力。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数字金融中心，发挥辐射效应，聚集流域内普惠金融机构和形成普惠金融市场，吸引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本和集中各种生产要素，协调各省市资源配置，重點发展偏远和贫困地区金融，减少城乡差距，缩小长江中上游与下游城市群发展差距，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四）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服务全面发展

数字金融覆盖率提高，可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快推进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数字金融自问世以来，其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协调发展，减少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发展差距，发挥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应加快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金融机构入驻和建设网点，提高银行网点和金融服务覆盖度，推动金融服务全面发展，让数字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社会主义论坛，2018（10）：5-9.

[2]池宇，数字经济：江苏高质量发展新动能[J].群众2020（6）：8-9.

[3]胡文涛.普惠金融发展研究：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01）：91-101.

[4]白钦先，张坤.再论普惠金融及其本质特征[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32（03）：39-44.

[5]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年）[R].2016（4）.

[6]詹韵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J].征信，2018 （08）：51-58.

[7]蒋长流，江成涛.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03）：75-84.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