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司礼音乐创作风格分析

刘雯雯

摘要：本文从民族精神、中国形象和军旅气质等方面着手，对军乐司礼创作风格的文化意义进行分析，并分阶段阐述建国后的军乐创作风格发展史。从总体来看，此类音乐创作风格经历了早期、成熟期和新时期三个阶段，在早期创作中崇尚淳朴自然;成熟时期创作手段越发多样，富有创意;新时期主要是对共性创作风格的继承和传扬，以音乐的形式将伟大的解放军气质展示给全世界。

关键词：解放军  军乐司礼  创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2-0060-04

早在18世纪，军乐便在西方国家诞生，其后受到政治、经济与艺术等多种影响，陆续延伸到世界各地，成为重大典礼中的构成部分。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军乐便已经产生，到袁世凯时期融入西方军乐元素，使其逐渐丰富完善，在解放战争的号角中熠熠生辉。在早期创作中，坚持国家至上的创作思想，将和谐与壮美结合起来渗透到审美品格之中，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充分展现出来;在中期创作中，军乐创作进入成熟期，创作人员络绎不绝，依靠优秀的音乐作品充分凸显外柔内刚的中国气派，将英勇顽强的军旅气质展现出来;在新时期创作中，更加注重对共性风格的传扬以及文化价值的挖掘。通过研究军乐创作史，为后代音乐创作提供重要参考。

一、军乐司礼音乐创作的文化意义

军乐司礼创作包含我军在音乐创作中的良好传统，坚持国家至上的理念，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融入外来技法、兼收并蓄，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千古流传的经典乐曲。一批批音乐硕果带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从民族精神、国家形象、军旅气质等方面体现出来。

（一）体现民族精神

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凝聚的情感特征与价值观，可通过艺术创作体现出来。军乐司礼作为仪式类音乐的一种，可将民族精神的作用充分凸显出来。早在战争年代，我国在军乐方面便开始崛起，在战争胜利中不断发展壮大，直至今日，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标杆，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军乐司礼是以指令任务为基础，经过团体研究、个人创作的方式而成，是共性创作与固化创作相结合的成果，主题旋律被深深植根于民族、大众的心中，和声写作方面也与民族特点有机融合;题材方面多为歌颂我党和有功之人，赞叹广大人民的热情与自信，展现解放军英勇无畏之举，并在庄严仪式中以团体演奏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形式。从内容与方式上看，军乐司礼的创作体现出我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统一意志，展現出强大的凝聚力，这本身便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1]。

（二）展示中国形象

主要是指外柔内刚，在传统文化积淀下形成的文化特质，通过礼乐的方式展示出来。音乐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开始便已打下基础，历经西周、东周等多个时期，礼乐思想不断深化，使后代能够有所参照。解放军的军乐司礼是对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传扬，不但属于礼乐制度的一种，用于国家重大庆典或外交礼仪，还属于艺术载体的一种，对官兵与广大群众日常文化生活带来较大影响，可见司礼功能的重要性。在音乐创作方面，将西洋大小调引入和声体系之中，通过和弦序进逻辑体现古典文化理念。古典主义的文化理念在于拥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以艺术手段开展思想斗争，为达到社会理想牺牲个人利益，是美好与真实、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也是民族精神和使命的展现，促使人类思想不断进步提升。我军的礼乐创作正是在这样思想基调下开展，并融入本民族音乐语言，使中西结合理念贯穿其中，创作手法更具协调性与规律性，充分展现出外柔内刚的中国形象。

（三）凸显军旅气质

主要是指军队独有的集体风貌与个性，属于我军音乐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包含军队整体精神状态与行为，具有阳刚豪迈、英姿飒爽的特点。在战争时期，军歌作为壮士气的工具，拥有庄严悲壮的意义。在建国之后，主要作为文化标识，在重要仪式中展现和谐壮美的文化内涵。在礼乐创作中，以进行曲为主要题材，如《义勇军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可将我军整体气质充分凸显出来。在创作题材方面，紧紧围绕着军人、军队来创作。众所周知，任何艺术品都是创作者受环境影响、在自身精神制约下创作而成的，可对人们情感与行为进行反映，军乐司礼也不例外。在乐曲题材方面，通常带有集体意志，将作曲家的军魂充分展现出来。当人们听到军乐时，常常不会关注乐曲内容，而是从形式上领悟精神内涵;在演奏时军队整齐划一、铿锵有力、斗志昂扬，以音乐形式使英姿飒爽的军旅形象得以充分凸显[2]。

二、军乐司礼音乐创作风格的历史发展

（一）早期创作——淳朴自然

该段时间为1949—1959年，属于建国初期，军乐艺术也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典礼需要临时抽调军乐演奏者组队，在人才培养与组织方面有待摸索。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创作者们继承了战争时期的传统，乐曲以淳朴自然风格为主。军乐创作体现在民歌引用、民歌改编、主题加工等方面，具体如下：

1.民歌引用

直接引用民歌或军歌创作。主要是指引用带有一定语义的民歌或者整首歌曲直接引用，依靠结构变化塑造良好的音乐形象。现有民歌都是群众熟悉的作品，当主题出现时，人们自然会产生联系，感情也会被激发。因此，从这一阶段军乐创作来看，创作者大多直接引用民歌作为主题，将勤劳淳朴的劳动者形象、军队形象展示出来，或者歌颂国家领导的功绩，如《东方红》《军队进行曲》等。以《东方红》为例，在开国大典时被直接引用作为毛主席等领导班子登天安门时的司礼用曲。全曲主题为：a主题中采用徽调式，情感深沉，营造出庄严形象;在此基础上，b主题产生，抒发人们翻身解放后的幸福情感，在八大跳后接着纯四度下行，情绪高涨。

2.民歌改编

以现有乐曲风格为积淀，将创作者个人想法融入其中并进行改编，使乐曲思想得以升华，形象更加丰满，如《骑兵进行曲》《歌唱祖国》等。以前者为例，该区域与苏联自然小调相似，结构为并列三部曲，将骑兵们勇猛矫健的艺术形象充分展现出来。在a主题中，以“d2”和“c2”为骨干音，并加入马蹄奔跑的配乐，营造出骑兵沙场杀敌的形象。b主题以弦音分解为主，坚定不移，英勇顽强。在c主题中，前紧后松，营造出骑兵将士快捷勇猛的形象，又可体现出战士勇猛机智的性格。在d主题中，由弱变强，伴随着马蹄奔放节奏，给人一种马蹄声由远及近的动态感受。

3.民族主题创作

在主题创作中，吸取带有典型民族特点的音调，塑造音乐形象，主要包括单声部与多声部两种语言特点。其中，前者主要吸收民族音调，是指主题写作中，将民族音调部分特征充分吸收，带有鲜明民族特点;后者则是音乐语言体现，主题旋律中有时未能吸收典型民族音调，如五声音阶、六声音阶等，但可通过织体因素展现音乐部分特质。对于民族音乐来说，五声音阶中没有Ⅳ级与Ⅶ级音，六声音阶中只包含一个音，而七声音阶中两个均包含。与西方调式相比，民族调式中二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当作偏音处理，但在西方调式中，二者带有明显倾向性，应根据乐曲实际需求而定，通常Ⅳ级音为下行、Ⅶ级音为上行[3]。

（二）成熟时期——富有创意

从1960年开始到1978年结束，全军文艺政策逐渐完善，我军音乐创作受到革命化、群众化思想影响，创作人才比比皆是，并成立了专门的创研组，在国家至上理念引导下，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将民族精神、国家形象与军队气质充分彰显出来，且与创作初期相比，在音乐风格方面更加成熟沉稳，还蕴含着浓厚的文化价值与创新元素。

1.重视旋律构成

主要是在旋律构成中吸纳民族调式因素，展现典型的民族风格。在旋律构成方面具有歌唱性特点，与西方音乐作品中的短小旋律有所不同，而是以气息悠长、音域狭窄为主，十分悦耳灵动。在军乐司礼创作中，旋律构成将歌唱特点与民族风格结合起来，以五声音阶为基础，有时以七声音阶为基础，但无论何种音阶构成，均整体节奏鲜明，蕴含着浓郁的民族气息。该阶段音乐创作中，旋律构成可将创作者对民族风格的追求取向体现出来，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以《检阅进行曲》为例，在a主题为曲首主题，具有庄严壮丽之感;b主题上行纯四度音程后，在尾部以八度大跳结束，结构开放，情绪高涨。后者以《葬礼进行曲》为例，a主题静寂，主音反复，下行三度跳进后回归主音，营造出庄重肃穆、悲痛的艺术基调;b主题以小调纯四度跳进为主，在音程扩张基础上，下行四度回落情绪，创造一片沉寂之感;c主题开始为纯四度上行，情绪高亢，将悲痛转化为内在力量;d主题为a与b材料的结合，结构对比明显，情绪首尾呼应。

2.注重和声布局

将和弦按照特定规律衔接起来便构成和声，从宏观层面上看，调性布局与和弦序进等方面存在不同。西方传统和声语言中，主要包含色彩性、功能性两种类型，其中功能性和声是以四、五、二度关系为基础，具有较强的动力性特征;而色彩性和声则以三、六度关系为根基，将和弦作用展现出来。在动力性总体设计中，通常根据大小调体系探寻和声规律，本着属调转调—下属转调—向主调回归的步骤，布设T-D-S-T的格局。從某种角度来看，功能布局最好是在四、五、二度关系调内功能下开展。在此过程中，T-D主要强调乐思开放，而下属调强调中则可贵博主题发展中的段落结构，更好地完成作者创作意图。在军乐创作中，大多以三部曲形式为主，前端热情活泼、中间悠扬婉转、后端气势磅礴[4]。

3.追求织体语言构思

通常情况下，体现军旅气质的作品大多为进行曲体裁，此类作品配备队列行进，具有较强的节奏性，能够唤起人们对军旅形象的对比与联想。在军队音乐创作中，织体构思以复调音乐为织体，形成鲜明的主次结构，且在伴奏中加入音型化节奏展现创作特点。对于主调音乐织体来说，在创作中的主次旋律、基础低音与和声等均要与主旋律相符，在整个主调环境下，局部复调对主旋律的表现起到衬托作用，使音乐创作程式化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此外，还包括音型化织体创作，主要是利用和声伴奏音型使其具备程式化特征，在军乐创作中，大多采用具象化队列展现节奏感，如《欢迎进行曲》等。

（三）新时期创作——传扬共性

1978—1999年期间，“四人帮”被粉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文艺界形式一片大好，音乐创作思维的大门被打开，军乐创作风格更加多样，一些个性化语言也由此体现出来。在新时期的创作中，主要特点是传扬共性，具体如下：

一方面，继承共性创作风格。首先是旋律风格继承，将以往创作中带有语义性的歌曲与创作风格进行继承。通过对编曲旋律的继承，创作出《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等作品，广大群众耳熟能详，十分喜爱;以后者为例，采用单二部曲结构，旋律流畅，寄托了广大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赞美之情，且富有民族特色，情绪激昂。通过对和声风格的继承，创作出《咱当兵的人》等一系列优秀作品，作品中将军人铿锵豪迈的气质展现出来，简洁有力。在织体写作继承方面，将以往共性风格体系渗透到主调织体构思中，例如《跨世纪英姿》为程式化模式，虽然在节拍重音方面有所改变，采用短促三连音，但仍可体现出对共性风格体系的继承。

另一方面，发展共性创作风格。1978年后，我军音乐创作继承了共性风格，时代不断发展，该风格体系较为稳定，一些个性化音乐语言逐渐诞生，使原创作品有所突破，使共性风格得到发展和完善，可从以下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旋律器乐化。主旋律容易受到五声风格与音调影响，出现短小乐汇的情况，例如，在《光荣的凯旋》中，主题以七声大调音阶为基础，已经改变传统五声化因素，具备主题气质。二是和声语言更加精炼。与以往相比，创作者通常会增加调性语言的表现力，将和弦色彩性充分展现出来，如《奥运之声》。三是织体创作更加规范。在织体创作时，能够更加谨慎地按照规则写作，将复调充分表现出来，层次更加丰富，创作特点更加鲜明，在对位方面也更加严峻，音乐思想得到充分表达，使创作风格实现更好地发展[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背景下，对军乐创作提出较高要求，创作者应追本溯源，对军乐创作发展史进行研究。从总体看，此类音乐创作风格经历了早期、成熟期和新时期三个阶段，在早期创作中崇尚淳朴自然，坚持国家至上的创作理念，通过直接引用或者改造民歌的方式创作;成熟时期创作手段越发多样，在旋律构成、合成布局等方面富有创意;新时期主要是对共性创作风格的继承和传扬，使军乐的文化价值更加深厚。

参考文献：

[1]段盛斌.号角声中的民族精神、中国气派和军旅气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司礼音乐创作风格及其文化价值解读[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8（01）：54-57+65.

[2]朱鹏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管乐创作进入了民族化和交响化的时代[J].音乐时空，2012（08）：119-120.

[3]陆地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厅[J].人民音乐：评论，2018（02）：04.

[4]辛福东，王世彤，李世强.国家形象——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依仗队[J].轻兵器，2011（21）：36-41.

[5]吴德广.国之灵魂说不尽的军乐外交[J].世界博览，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