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形成与发展的贡献

曹洪军 苗青

摘 要：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侧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揭示了道德的物质生产实践起源、作为意识形态本质的两重性及其发展的两条基本规律;侧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论证了道德的辩证统一判断标准、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及其二元功能作用。进言之，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系统论述道德问题的第一人，明确了道德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实践价值指向，构建了道德研究的基本内容体系框架和独特概念范畴，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有机结合的道德研究方法论。因此，尽管就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形成而言，恩格斯自谦为“第二小提琴手”，但就其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言，堪称“第一小提琴手”。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内容体系;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3-0098-07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是否存在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一直争议不断。为此，本文通过梳理总结恩格斯著作文本（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合著文本）中关于道德问题的相关论述，力图证明恩格斯明确深刻地阐述了道德哲学的基本命题，确立了道德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实践价值指向，构建了道德研究的基本内容体系框架和独特概念范畴，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有机结合的道德研究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侧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

恩格斯侧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深刻剖析了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归纳出道德的物质生产实践起源和经济利益关系本质。同时，恩格斯将道德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域，通过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科学揭示了道德发展的两个基本规律。

（一）論证道德的物质生产实践起源

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关于道德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康德创立了独特的道德神学理论，虽然认识到不是宗教导致道德，而是道德导致宗教，但认为道德来源于人脑中先验存在的“纯粹理性”，个人心中的道德律令来自理性本身的善良意志。黑格尔虽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但把道德视为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产物。杜林认为道德来源于人的欲望和感觉，是人之社会愿望与观念的产物，人类具有“协调一致”的永恒道德本能和道德行为。费尔巴哈被恩格斯批判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但在历史领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化，试图用“普遍的人类之爱”代替道德上帝起源论，没有看到道德关系背后的物质利益根源。因此，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1]287 在恩格斯那里，尽管上述关于道德来源的说辞各异，但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观念或精神，归属唯心主义范畴，无法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道德现象： “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前驱者一样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1]294

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道德起源论的基础上，从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深入探究了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背后的物质性和实践性，从而科学阐述了道德的真正物质生产实践来源。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通过生产劳动获取物质需要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基本前提条件，而“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532。也就是说，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和自身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经济关系，进而形成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为调节利益冲突和社会关系，就逐渐产生了一些行为准则和观念规范。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524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3]99易而言之，道德不是超越于物质现实的天启神明、人性精神、先验存在或主观臆想，而是人类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调节人与人、社会及自然关系的直接产物，与经济基础、社会实践、现实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道德是产生于人脑中的观念意识，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50-51。就此，恩格斯揭开了一直以来笼罩在道德表面神秘莫测的面纱，揭示了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展现了道德产生的社会实践来源。简言之，道德来源于产生物质利益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

（二）揭示道德本质的两重性

总体而言，道德是规范个人行为和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治理工具，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恩格斯认为作为意识形态本质的道德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之别。所谓道德本质的一般性，即道德作为服务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不带有阶级性和政治统治的性质。恩格斯强烈反对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空洞道德说教，认为道德本质上是基于经济基础和物质利益，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而概括出来的行为准则规范，直接目标指向是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根本目标是调节利益关系。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生产力极端低下，生产资料公有，平均分配劳动产品，个人高度依赖集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原始社会要求氏族和部落成员人人劳动、自由平等、团结互助，把无条件服从和维护共同利益视为神圣道德义务。因此，主要通过风俗习惯、禁忌传统和宗教戒律等形式呈现的原始社会道德，是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只是随着社会分工出现，特别是随着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渐趋激烈，此时的道德才具有了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恩格斯指出，到了未来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作为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工具，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这时的道德才是“真正人的道德”。

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总是把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德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道德，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判，深刻揭示了道德本质的特殊性。所谓道德本质的特殊性，即道德具有阶级性，是体现和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论及阶级社会的道德时，恩格斯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3]99-100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尽管在阶级社会中同时存在着统治阶级的道德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但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这种道德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这一特殊性常常被统治阶级蓄意掩盖： “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5]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指出，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把道德变成统治的工具，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550。易而言之，在经济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同时在道德领域也占据统治地位，一定社会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必然反映该时代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三）归纳道德发展的两条基本规律

恩格斯通过深入考察道德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透过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揭示了道德发展的第一条基本规律，即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呈现出随经济基础改变而改变、随社会发展而总体上不断发展进步的规律。恩格斯认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因为人类社会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所以道德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 “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得说是有进步的。”[3]100恩格斯详细考察比较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相对于原始社会道德而言，奴隶制社会道德有了进步，它改变了原始社会中的食人之风、氏族复仇等野蛮道德，“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3]189 。其次，恩格斯分析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因追逐私人利益造成了该时期的道德具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由、平等、博愛等进步的道德。最后，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道德“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3]99，这种道德体现了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有机融合，以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代表了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总之，道德不是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的派生物。归根结底来说，道德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具有一致性，社会生产力水平是不断提高的，道德也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总体上不断进步的。

恩格斯通过分析考察道德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呈现的先进性与落后性杂糅并存、停滞倒退等现象，揭示了道德发展的第二个规律，即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呈现出在曲折中发展的规律。具体而言，道德除了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总体上不断发展进步之外，还会呈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现象。恩格斯在给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6]669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分析指出，虽然奴隶制社会改变了原始社会的食人之风等野蛮道德，体现了道德的进步，但是奴隶制以对奴隶的人身占有为基础，出现了鄙视劳动、唯利是图、偷盗欺诈的恶劣道德，丢失了原始社会崇尚平等、自由的“纯朴道德高峰”[1]113。资本主义社会不但依然残留着封建道德的痕迹，而且封建道德中的唯利是图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演变成了无尽的贪婪欲望和极端的利己主义。由于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道德总是占统治地位，而统治阶级总是刻意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1]197。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明确指出，虽然统治阶级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整体道德的发展进程，但无法逆转发展大势：“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298

二、侧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论证了道德的判断标准、双重属性及功能作用

如果说恩格斯在揭示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问题上主要是秉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话，那么可以说，恩格斯在考察道德的判断标准、双重属性和功能作用方面则侧重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一）论证道德判断的辩证统一标准

由于大多数道德学派都把善恶作为道德的评价标准，因此通常认为关于善恶的评价标准实际上就是道德的评价标准。但问题是，片面强调善恶标准的统一性，则会形成道德绝对主义，而片面强调善恶标准的对立性，则会产生道德相对主义。恩格斯则秉持唯物辩证法，明确指出人们的善恶观念既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从而科学阐释了道德判断的辩证统一标准。关于道德判断标准的统一性，恩格斯认为，其一，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判断标准具有统一性，这些道德基本属于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底线道德，通常不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其判断标准通常不会随阶级和地域的不同而变化。其二，即便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也有“共同的道德戒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具体举例分析封建贵族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时指出：“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3]99

恩格斯除了论证道德评价标准具有统一性之外，还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和杜林等人关于善恶评判标准绝对统一、永恒不变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善恶标准存在流变性、差异性乃至对立性。首先，恩格斯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对善与恶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那么关于善恶争论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实际上“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相互直接矛盾的”[3]98。 这就是说，善恶的标准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同一件事物的善恶评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其次，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社会且永恒不变的道德标准，恩格斯举例说：“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3]99这是因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偷盗他人财物的现象不复存在，因而偷盗作为道德的判断标准也就不存在了。最后，恩格斯强调不同阶级的道德是各自利益的外在表征，而阶级之间是对立的，因此，不同阶级对善恶的评价标准更是常常截然相反：“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1]294总之，恩格斯认为，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文化差异、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抽象谈论善恶标准，必须秉持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善恶标准的对立性与统一性，进而掌握科学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揭示道德具有的双重属性

与唯心主义思想家把道德视为纯粹的精神现象不同，恩格斯既肯定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和意识形态，又强调“人们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286，“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1]335，科学揭示了道德具有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恩格斯承认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但又明确指出道德是为调节经济关系而产生的，“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7]320。因此，物质利益相对于道德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决定性，道德的物质属性是第一性的，精神属性则是第二性的。“这一‘道德的表明……就这些影响（首先是经济的）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绝不是第一性的。”[8]在恩格斯那里，经济基础是客观的社会存在，道德观念是一种社会意识，就社会的整体结构来说，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由经济状况决定、受经济基础制约并随其变化而变化，呈现为从属性和被动性特征。恩格斯深入到了社会历史领域的最深层，从经济和道德关系的角度深刻揭示了道德的物质利益属性，明确指出谈论道德不能离开利益，否则道德说教的“动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时一碰到竞争，就又会立刻烟消云散”[7]276。

另一方面，恩格斯在肯定道德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物质属性是道德第一属性的同时，又明确指出道德具有精神属性，呈现为能动性、相对独立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但并没有说经济因素是影响和决定道德的唯一因素。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要澄清和纠正机械理解“物质唯一决定论”的错误，明确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扭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6]591事实上，恩格斯明确指出道德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交往中创造的意识观念和行为规范，出发点是服务于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而道德与其它意识形态一样具有能动性，可以“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6]598。道德的能动作用具体表现为正反两方面：当道德与经济发展同向时，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当道德保持不变或与经济发展反向而行时，就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恩格斯以奴隶社会中存在的鄙视劳动的道德为例，指出这种道德阻碍了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壮大。道德的相对独立性突出表现为道德发展并不完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有时候会落后于经济发展，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有时候会超越经济发展，成为社会革命和变革的先导;落后国家和地区可能有高水平的道德，而先进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存在低水平的道德。

（三）指明道德的二元功能作用

道德是为全体人们服务的，还是为特定统治阶级服务的？不能准确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正确全面地理解道德的功能作用。恩格斯在辩证分析道德本质的两重性时，实际上也已经明确解答了这个问题。恩格斯认为，就道德本质的一般性而言，道德是人们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是人用来改造自己和社会的，并非总是针对特定的服务对象。也就是说，道德具有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功能，即非阶级性的服务功能。具有这种功能的道德主要包括原始社会的道德、阶级社会中的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从缘起及其最初形式看，道德并不是一经产生就具有阶级性。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部落和族群为了繁衍生息，就逐渐形成了团结互助、自由平等和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道德。此时阶级还没有出现，道德是非阶级性的，主要起到维护生产生活秩序和集体利益的作用，同时调节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简单社会交往关系。到了阶级社会，除产生了直接体现和服务于特定阶级的道德之外，还依然存在并需要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最简单、最起码的社会公德和基本职业道德，即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非阶级性的、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底线道德和基本生活准则。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就要求人们“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7]14。当历史发展到未来无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时，“真正人的道德”则完全服务于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道德的阶级性就完全消失了。

恩格斯在肯定道德具有服务全社会的普遍功能的同时，还特别揭示了道德服务于特定阶级的特殊功能，着重批判了统治阶级故意夸大道德普遍功能、刻意掩盖道德特殊功能的做法。恩格斯在分析道德的阶级性时明确指出：“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的利益。”[3]100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既具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的功能，也具有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革命旗帜的功能。只是由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50，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利益与全社会的利益等同起来，于是“凡是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1]197。易而言之，统治阶级通过化身为全民利益的代表，为道德的特殊功能披上虚假的迷人外衣，使道德就此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统治和自身利益的工具。事实上，资产阶级道德已经成为禁锢工人阶级自由的无形枷锁和抑制其革命性的麻醉剂，“作为这个世界 （它受自己的规律支配） 的原则的道德正在消失，而代替本质的却是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 [9]。恩格斯明确指出，道德与法律、宗教一样，“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4]42。因此，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4]42。

三、恩格斯的贡献总结暨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存在论证

从上文的梳理分析可知，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所谓规范的道德哲学理论体系，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本中蕴含丰富的伦理思想。特别是，恩格斯以改造客觀世界为目标，对道德哲学的基本命题作了明确而且深刻的论述，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道德哲学内容体系框架和独立概念范畴，拥有独特的道德研究方法论。因此，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是存在无疑的。

（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实践价值指向

区分不同道德哲学流派的重要标志是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价值指向。与既往的思辨道德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不以抽象的道德观念或范畴为研究对象，不是专注于构建解释世界的系统理论体系，而是遵循道德社会学的逻辑进路，致力于解决道德实践问题，改造现实世界，具有鲜明的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价值指向性。恩格斯认为，不存在适合所有时代和国家民族的一成不变的道德，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而抽象地谈论道德毫无意义。因此，恩格斯无意于构建一套新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体系，而是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道德还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实之中，通过重点分析道德与经济利益、物质生活的关系，揭示道德的阶级性、物质性和历史性，從而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个道德实践难题。如在《反杜林论》中，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永恒道德观，科学阐释了道德的来源本质、判断标准与发展规律问题，深刻批判了杜林道德观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危害;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通过实地调查的大量事实，详尽地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论证了道德的阶级性，批判资产阶级道德的非正义性和虚伪性;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婚姻家庭状况的考察，论证了私有制是导致婚姻家庭和国家不道德的根源，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建立起在自由恋爱之上并由恋爱继续维持的合乎道德的婚姻和家庭伦理关系;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普世道德理论的虚幻性，揭示其道德观的唯心主义本质。总之，恩格斯研究道德的问题指向性十分明确，以批判统治阶级虚假道德观、维护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价值目标。突出的实践性不但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后续发展确立了实践价值目标导向。

（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内容框架和独特概念范畴

规范伦理学一直是道德哲学的主流形态，是一门以道德为总体研究对象，探讨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规律、评价标准、行为规范、功能作用等问题的古老学科。规范伦理学以理论思辨为主要研究方法，强调构建关涉道德问题的完整、系统而严密的理论体系。虽然恩格斯无意于按照标准的规范伦理学要求研究道德问题，但恩格斯不仅在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等著作中论及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在独著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以及晚年通信中，对道德的来源、属性、本质、发展规律、判断标准、功能作用等具体问题都作出了不同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独到论述，形成了较为科学、系统的道德观。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恩格斯是对道德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第一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内容体系框架。尤其是，在论及道德与经济的基本关系时，一方面，恩格斯强调人们的道德观念归根结底受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劳动产品交换与分配形式等生产关系要素总和，即经济基础的决定、影响或制约;另一方面，恩格斯又承认道德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态，具有能动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乃至改变整个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实践、物质利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这些唯心主义道德理论中根本不存在的名词，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独特应用概念范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存在的重要标志。

（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研究方法论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学者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斯大林将其系统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10]因此，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论而言，也就有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之别。实际上，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机整体。只是由于恩格斯对道德不同内容的分析侧重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论，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才采用这种划分方法。同之前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基于精神层面分析社会道德现象不同，恩格斯把道德置于物质世界发展的宏观历史视域，侧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揭示了道德的物质实践起源、道德作为意识形态本质的双重性、道德发展的两个基本规律。特别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唯物辩证法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它不仅适用于自然领域，也适用于社会和思维领域。“正因为唯物辩证法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的概括和总结，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就形成了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恩格斯对这三大领域的辩证法作了详尽的论述。”[11]就道德研究而言，恩格斯侧重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论证了道德的辩证统一判断标准、道德之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和道德的二元功能作用。总之，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有机结合，不但深刻系统地科学回答和揭示了道德研究的基本命题和复杂道德现象，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9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4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10]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4.

[11]张雷声.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贡献[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