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出来的光阴

赵青航

大学毕业时，小Y没通过司法考试，只得和几个朋友一起租房准备第二次司法考试。那时候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实在太笨而考不过，就滚回老家。

那段时间他日日早出，夜夜晚归，埋头苦读，最后3个月每天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看书。成績揭晓时，他喜极而泣，以为从此能在律师之路上一帆风顺。

小Y先是在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实习，师父是他的老乡。他满心欢喜，干劲十足，哪怕整日在装订案卷都觉得获益良多。他每天听着五月天的《出头天》出门，挤着早高峰的公交，在路上解决早饭，晚上在朋友的健身房里打地铺。因为加班过度，他得了严重的胃病，一个月暴瘦20斤。即便如此，那时出现在我面前的他，仍旧是个热血青年。

3个月后的一天，一盆冷水猝不及防地泼了下来。师父说他的学历不符合事务所的招聘要求。他忍不住给我打电话，难过地哭了。离开那天，他买了两大盒巧克力，分给事务所里的小伙伴，还打趣说要回老家结婚了。

小Y回家养了两个月病，家里拗不过他，还是放他回城里了。他很感谢那时候给他看病的医生，因为医生跟他母亲说：“孩子待在家里心情抑郁，就更不利于恢复了。”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伙伴小Z的经历。那年冬天，小Z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刚下车就直接奔赴招聘会。招聘会8点开始，他不到6点就站在门口等着了。北方冬天的清晨寒风刺骨，加上第一次自主择业的迷茫，他蹲在展览馆的铁门前，感到极度的无助。他向每个与律师工作沾边的招聘柜台双手递上精心制作的简历，却瞬间被淹没在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毕业生的简历中。

北漂期间，孤独和寂寞时常侵蚀着小Z脆弱的心。他曾向一位在北京当律师的王姓老乡求助。他鼓起勇气，拨通了王律师的电话，先自我介绍了一番，再说明自己目前的处境，以为可以达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效果。不料，王律师说自己很忙，让他等电话，说完就挂了电话。小Z一个星期都没等到电话，他以为王律师确实很忙，于是又拨打他的手机，但就是没人接。一连打了几天都是如此。

再说回小Y。小Y回城后，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事务所主任告诉他实习律师的待遇会比较低，请他考虑清楚，他当即表示接受。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待遇真的很低，每个月扣除社保后工资只有500元。为了省钱，他准备了一个巨大的矿泉水瓶，每天早上带去上班，下班时从单位的饮水机接满水后带回住处，这样够他喝一晚上。

那会儿事务所刚搬至新址，还没有招聘前台工作人员，他就被安排坐前台，有当事人来咨询，他就负责接待。几个月后，他赚了一笔300元的咨询费，为了犒劳自己，他破例奖给自己一碗牛肉面，狠狠地解了一回馋。

平时，小Y帮所里的律师同事跑腿。没钱打车，他就骑着电瓶车穿梭在街道上，夏天晒个半死，冬天冻个半死。有次骑车摔伤了，他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不愿意告诉家里，结果半夜里起床上厕所时又重重地摔了一跤，坐在地上起不来。那一刻，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原来，外面的世界可以这么无奈。

因为看病养伤花了一笔钱，小Y只好搬到地下室住了。而小Z也与地下室有过亲密“接触”。他在广投简历后便焦急地等待面试电话。他最初住在城郊一栋楼的地下室，那里没有信号，担心有面试通知时打不通他的电话，他只能常在户外溜达，时刻等待电话。

后来，小Z又陆续住过好几个地下室。他最受不了的是地下室的潮湿和阴冷，洗好的衣服只能拿到地面上去晒。地面上没有晒衣服的地方，他就找一个公园，把刚洗过的湿漉漉的衣服挂在树杈上。担心衣服被人拿走，他只好在公园的树荫下站着等，直到衣服晒干。但并非每次都有空闲的树枝，去晚了，就只能把衣服放在台阶上晒，遇到下雨天就自认倒霉。

小Y也说，他很多次想放弃都市里的律师工作，想回老家，却总是不甘心。他代理的第一起案件源于他坐前台时接到的一次电话咨询，通过两个小时的沟通，电话那头的客户逐渐信任了他的专业能力，约他面谈。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小案，结果成功办结此案竟耗时两年。其间，因对方提起了反诉，又不断补充证据，他三赴福建调查取证，法院先后开了5次庭。而他仅收取了最初与客户谈好的5000元代理费。案子办完后，当事人对他说：“咱们再签一份顾问合同吧！”为这个案件辛苦了那么久，小Y总算有了新的回报。

前段日子，小Y收到几份胜诉的判决书，也签约了几家顾问单位。这几天，他搬离了律师助理专属的格子间，搬进装饰一新的办公室。

事务所的新人跑去问他：“Y律师，你业务做得很好啊，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笑着说：“熬过来的。”

（君 进摘自《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4期，刘德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