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云南学派的中国化历程与经验

马良成，穆佳佳

（1.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2.大理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在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深刻揭示了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从金陵学派的王岱舆、刘智，到云南学派的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学者和经师们，都在用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积极推动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民族化与本土化。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应该以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为基础，着力于新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政策与群众客观生活需求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民心相通、群众满意、国家认可、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文化有序稳健传承、合理合法和谐与共的长期而有效的创新机制，注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导之有方、有序有道，特殊问题特殊处理，尊重地区、地域民族宗教文化发展规律，兼顾长期历史以来形成的独特实践经验，确保国家和地区民族宗教生态文化良性和平发展，使之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有效构建中。

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兴起后，在早期经师的推广下，逐渐被穆斯林智识群体所接受，成为全国性的教育模式。由于在各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色，因此也出现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云南学派等说法。云南学派的发展不仅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延续性，也有“一以贯之的经学体系”与“一脉相承的师承谱系和学术传统”发展的曲折性。云南学派不仅对中国西南和其他地区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东南亚、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教学术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考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和全球化影响，也需要对云南学派的兴起、发展、历史变迁及影响加以分析和探究。

一、云南学派概念界定

（一）什么是伊斯兰教云南学派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对“学派”一词进行概念追溯。学派（School）一词在中国最早可能见载于《明史》：“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1〕但在先秦古籍中已有“学堂”（即今天的学校）、“讲堂”及“书院”的记载。有学堂、讲堂和书院，定有讲学者或授学者与受学者或听学者，二者之间存在儒学所倡导的“师生之礼”，继而建构了师生关系。《辞海》给“学派”的词条界定是“一门学问中因为学说师承各异而形成的派别”〔2〕。如此来看，先秦诸子百家当是中国最早具有这种师承关系的学派性质，特别是其中以墨家、道家、法家、儒家的“师承性学派”特性较为显著。藉此，我们发现基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不同国家、地域、民族、宗教、文化或文明、社群或社会、问题为对象而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别具特色的、兼具学术传统的学术群，亦可谓之“学派”或称之为“地域性学派”（如西方的剑桥学派、瑞典学派），或称为“问题性学派”（如重农学派）。由此观之，不论是基于汉文化为主的中国“汉学派”的形成，还是基于西方文化体系形成的西方学派，其核心要义无外乎三个因子：即师承、地域、问题，也就有了后来相互间存在联系的“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三大体系学派划分〔3〕。而“学派”又不同于“教派”，如王怀德先生根据“教派”是“某种宗教内部的派别”定义精神〔4〕，系统梳理和阐述了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特色的内部派别，包括苏非派（伊禅派和门宦）、格迪目、伊赫瓦尼派、塞莱菲耶派、西道堂、新疆什叶派。鉴于此，本文从宗教学视角来探析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派问题。

自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明中后期的数百年间，随着元末明初回族共同体的形成，伊斯兰教在各方面已经体现出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征，亦可称作“伊斯兰教本土化”。随着陕西胡登洲开创的经堂教育在中国的出现，以及在东部沿海以南京王岱舆、刘智为代表、在西南以云南马注为代表的伊斯兰汉文译著经学的兴起，进而因为师承关系、学术传统、地域与文化差异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基于陕学的“精而专”的“陕西学派”、基于鲁学“博而熟”的“山东学派”以及基于滇学而又兼具二者特性的“云南学派”。马佳认为：“严格来说，这种由于经堂教育的不同而区分的‘学派’，本质上是一种教学流派，如穆斯林学者庞士谦所说：‘然中国回教之所谓派别，实非在学理上之派别，乃习惯之不同而已’〔5〕。一直以来，学界阐述中国伊斯兰教‘学派’的概念多为以经堂教育教学传统差别为基础的表达。‘学派’的兴起是伊斯兰教本土化、中国化的产物，凸显了伊斯兰教努力适应区域传统文化的尝试，而‘学派’一经形成，将会反过来导引、推进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6〕真正超越“立足经堂教育”而对中国伊斯兰教因经堂教育师承关系、经学思想、学术传统、地域文化等差异进行较为深入的学理层面研究的应该是自21世纪初开始，如2006年姚继德教授从“以儒诠经”和“回儒对话”的视角提出了“云南伊斯兰学派”〔7〕；2005年、2009年，米寿江教授从西北“门宦制度”，中原“经堂教育”以及江南“以儒诠经”运动等视角提出了“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8〕。

近年来关于上述学派研究成果较多的是“金陵学派”。如白友涛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学派可分为经堂教育学派和金陵学派两大‘派’。而经堂教育学派始于胡登洲，清中后期定型；金陵学派始于王岱舆，清中后期鼎盛。近代以来，他们都逐渐转型，纵深发展，但地域性特征都不明显，不宜再细分学派。总结中国伊斯兰‘学’两大‘派’的特征可表述为‘述’与‘作’。‘述’主要表现为以‘教学’为要，师生相传，口授笔录，以阿文、波斯文为载体。完善的教材和课程设置为主，以‘传承’为重，以理解经训原文为主来培养穆斯林经师。‘作’主要表现在汉文译著上，通常重视跟非穆斯林人士的沟通，与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及主流意识开展对话；个人思索与创作为主导，重于‘革新’，以促使伊斯兰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更加深入地植根中国主流社会”〔9〕。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在清初西北门宦制度建立、明清之际陕西胡登洲经堂教育向外传播（主要向华北、中原一带传播）、东南“以儒诠经”的伊斯兰汉文译著文化运动开展之际，西南方以马注为代表的“经儒两通”思想的倡导，至清中后期马德新、马联元述作并重，因地制宜地改革和开创了云南经堂教育“经书并授”“中阿并授”和“经书两通”的经师教育教学思想传承体系，以及形成了“以儒诠经”和“回儒互补”的学术研究传统与经学传承体系。这两种体系交互并存、相互影响，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延续至今；不仅在学术思想和经学理论层面，而且在实践方面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仅形成了有别于“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与“金陵学派”的自成体系、思想鲜明、视域独特、学术传承脉络清晰、学术风格务实的特点，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进程，并成功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云南的本土化和民族化，进而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独特的学术派别，本文延续前辈学者研究，将其称之为伊斯兰教“云南学派”。

（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要求，也只有在中国这一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才能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这一“中国化”是一个历史和时间的过程，具有近六百年的历史，而明清时期的经堂教育和伊斯兰汉文译著巩固和深化了这一历史进程。从各朝代尤其是明清时的清真寺、拱北、道堂、麻扎、民居等建筑格局来看，我们可见凡是有回族聚居的地区就有“围寺而居”“以寺为坊”的建筑和生活格局，而且它们都在不背离国家法律和伊斯兰教基本核心精神的前提下，独具特色和开创性地将中国其他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因素美轮美奂地融入其建筑当中〔10〕。本土化与民族化并非改变伊斯兰教内核的基本要求，而是为其添附某个地区和某个民族的文化元素。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是在其所认可的规则和限度内，为满足新传播区域民众的精神生活，甚至物质生活的需求，做出某些折中的调适，以便与本土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信仰相融、相合。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是一个漫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为实现这一过程，客观上需要其自我调和、自我完善，以便更好地在中国存续与发展。其外在形式表现为主动吸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并使之两相匹配；而其内在思想则表现为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兼容融通，并使之和谐〔11〕。

伊斯兰在宗教多元、民族多样的云南的实践，不仅是回族与各少数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保留并传承自我伊斯兰教文化的客观需要，也是回族不断学习、变通、兼容并接受和传承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抉择，回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的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学术史观。

二、伊斯兰教中国化视域下云南学派的发展历程与实践

从早期陕西胡登洲开创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并向外传播、演变以及与此同步的金陵学派之中国著名伊斯兰汉文译著家王岱舆与刘智，到云南学派的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学者和经师们，都在用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积极推动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民族化与本土化。而这一进程，我们从云南学派的经师传承和伊斯兰学术传统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一，经堂教育发展与云南学派经学传承体系中存在问题与问题解决。自陕西胡登洲开创经堂教育以来，云南以马举、蔡璿等经生为代表北上求学问道以及陕西经师冯伯菴等南下云南设帐开学，尔后在基于经堂教育的伊斯兰经学层面经黄观海、蔡璿、纳之秩等经师对云南经堂教育的奠基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12〕；再到云南学派先驱马注首倡“经儒两通”、改革经堂教育和云南伊斯兰教发展衰微现状。但云南经堂教育发展仍然不具完整、成熟之规模，局限于几个著名的经堂教育中心。至清中后期，云南学派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马德新将其所学加以实践，“述作并重”，首倡“经书并授”的经堂教育改革。但是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这一主要思想局限于滇中玉溪、昆明等地而未能在全省贯彻实施和推广。咸同事变后，云南回族伊斯兰文化遭受重大的创伤，清廷进行善后处理之际，云南学派的倡兴者马联元朝觐归来，临危受难之际担起复兴云南伊斯兰文化教育的重担，承先启后，改革传统经堂教育，在马德新“经书并授”基础上，首倡“中阿并授”。但这种改革依然比较局域，仍未能完善与普及。民国时期，云南学派的完善者，回儒兼顾的马安义、马安康、田家培、王家鹏等经师对“中阿并授”思想和经学理念的承继与完善，加上此时新式回民学校的创办、回族团体会社的建立等，经堂教育处于传统与转型期，促使了他们与同后来云南学派的开拓者、著名经师纳润章、沙平安、马瑞图等“中阿并授、诸科分进”经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传承以及云南新式回民教育的实践，使得云南学派的发展规模扩大，培养和造就了众多的“中阿兼具”“经书两通”“回儒兼通”的人才。民国后期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派处于既注重经堂教育人才培养和谱系承继，如著名阿訇马新三、马云从、马恩信等对优秀传统经学思想的维新与发展；又有从经堂教育走向世俗社会，具备回儒思想和先辈学术传统与经学思想的白亮诚、马坚、纳忠等对云南学派的发扬与光大。再到改革开放后，经学思想和学术传统一如既往，持续不断，但是在现当代云南学派发展也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

第二，云南回族教育及云南学派发展进程经历了五个阶段。①元明之际，云南回族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注重礼俗、生活习惯与信仰理念塑造。②明中期到清中期，依然维持自我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明末清初，陕西经堂教育传入云南，教育主要在于伊斯兰文化的延续，以培养宗教人才为主，但此阶段，随着回族形成后，很多回族子弟“远离寺院学习”选择“走科举入仕途”，以致习儒者居多，经堂教育却衰微发展；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从元代的“侨民文化”（礼俗层面）趋于“儒化”（理论化），再到“回族化”（伊斯兰教的回族化与回族化的伊斯兰教）三个阶段的逐一转化进程〔13〕，出现以马注为代表的“回儒兼修”的伊斯兰学者。③清中叶至清末民初，云南学派形成与发展时期，此时经堂教育遍及全省，有固定的教材、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和经师传承体系（但也存在如学制不确定、教材过于传统等不足）。培养目标上，主张造就“经书两通”人才；教学方法上注重“经书并授”与“中阿并授”；学理上着重加强伊斯兰经学理论和思想传承、研究。④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学派的经堂教育形成了一套学制完善、教材多元统一、培养目标明确、办学规模大的办学体系。云南经堂教育坚持“中阿并授”理念，首开由传统教育到新式教育转变的先河，其目标不仅要培养回族经师，也要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其伊斯兰学术化过程，体现的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⑤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经堂教育在延续和坚持“中阿并授”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同时加强了阿语实用性人才培养；恢复开办经堂教育，发展伊斯兰文化教育。此后云南经堂教育学校渐渐向现代阿语学校转变，依然强调“中阿并授”，同时偏重阿语的实用性。进入21世纪，鉴于中阿经贸的不断开展，各中阿学校在对阿语的重视程度上达到空前的高度〔14〕。

第三，《古兰经》翻译问题与问题解决。清中后期，马德新凭借自己深厚的儒学功底和精通阿语与波斯语的优势，加之多年游学经历，结合云南穆斯林的实际需要，首开中译本《古兰经》翻译先河，名为《宝命真经直解》（文言体，五卷），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回民学习、理解《古兰经》的困难，也激励了后继者敢于挑战传统束缚、大胆尝试、因地制宜、创新性地进一步翻译《古兰经》。随着云南经堂教育的复苏与开拓发展，为满足广大穆斯林的实际需求和更好地传承伊斯兰文化，马联元除主持木刻《宝命真经》外，也将其部分章节选译为《亥听解译》（汉—经堂用语）。《宝命真经》和《亥听解译》的木刻与刊行版后来被云南一些主要回族地区经堂教育所使用；民国时期，由于云南学派比较重视“中阿并授”的教学传统，加之云南回族历来重视汉文化学习的优势，通过经堂教育和新式回民学校造就了一大批有如马坚等的经学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也为了让更多的教内教外人士能理解《古兰经》、了解伊斯兰教，马坚先生承继云南学派的经学传统和古兰翻译传统，翻译了全球通行版《古兰经》（中文译解），其影响巨大。正如学者高发元所说：经堂教育以及后来的“以儒诠经”、木刻版《古兰经》和汉译《古兰经》，是历代云南回族先贤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为保护传统而主动适应生存环境、化解危机的智慧之举。主持刊刻与汉译《古兰经》是马联元对推动伊斯兰教本土化的重要贡献，而汉译《古兰经》的重要举措，对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意义超出了民族和宗教的界限〔15〕。

第四，清代云南著名伊斯兰汉文译著刊刻与民国报刊发行。随着经堂教育在云南的兴起、传播与发展，明清之际形成了云南早期的经师谱系与经学体系，尔后云南学派先驱马注的“回儒兼修”成果《清真指南》得到时任云贵总督蔡毓荣支持刊刻①马注《清真指南》的刊印先后有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由成都马大恩刊刻，第二个版本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广州濠畔街清真寺刊印，第三次则分别刊印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的成都和昆明，成都刻版被中国伊斯兰学术界称为“宝真堂刻本”，昆明刻版被称为“云南藏版”。其中昆明刻本的木刻版片至今仍保存在南城清真寺藏经楼里。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成都宝真堂刻本和云南藏版的《清真指南》，因收文最全，在昆明和云南各地清真寺及回族穆斯林民间都广为流传，成为今天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界用作校勘的权威蓝本。参见昆明宗教事务局《昆明伊斯兰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78-79页。。清中后期，是云南学派的发轫及处于繁荣和发展阶段，除了时任云贵巡抚徐之铭、总督吴存义，云南巡抚张亮基、云南提督马如龙等地方官员支持马德新《四典要会》等刊刻；再到清末马联元主持、商界教界等支持的木刻刊印《宝命真经》外，马安礼、田家培等经师也将马德新、马联元等的译著于昆明南城清真寺得到了一定的刊刻发行〔16〕79。再到近现代时期，除了民国《清真铎报》等刊物的全国发行，先辈学者、经师的译著再次刻印刊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马坚的中译本《古兰经》、著名经师和学者的著作发表以及各地中阿学校的创刊，体现的是明清以来，云南伊斯兰经师谱系和经学体系的一脉相承性，并在近现代完成向伊斯兰学者谱系与学术传统成功转型与延续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学术成果已由早期的独立文本著作改革细化为篇幅短小精炼的文章。

第五，云南学派“一以贯之的经学体系”与“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云南学派经堂教育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特性。有传统与革新，有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也有直接转型或过渡为正规国民教育体系。云南学派后代学者和经师们一直秉承着先辈的优良传统和学术精神，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经堂教育尚未形成全省通行的教育体系和经师传承体系时，云南回族学子更多的是向外学习，不仅汲取国内几大学派著名经师和学者的经学与教育思想，而且主动负笈求学于国外。在承继陕西学派与山东学派经堂教育优势的同时，不是死守与模式照搬，而是创新性地将所学、所思、研究理论与云南独特的地理特性、民族性格、回族分布格局、儒学传统、历史遭遇等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倡导“经书并授”与“中阿并授”的教育教学理念；在吸收金陵学派汉文译著思想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云南的实际情况。清代，学者马注、经师马德新、马联元，以及近现代以来云南著名经师（如马安义、马安康、马瑞图、纳润章等）、著名阿訇（如沙平安、马云从、马恩信、马新三等）、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如马坚、白亮诚、纳忠、沙儒诚等），注重“回儒兼修”的传统和精神，积极铸就自我与培养他人为“经书两通”之才；他们中有的在朝觐、留学期间主动拜师访友，以求答疑解惑；他们归国后，并非因循守旧完全照搬国外思想与教育模式而是创造性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将其所学所思加以总结、借鉴、尝试、革新和实践，最终以适应云南穆斯林的经学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而形成滇省通行的经堂教育教育体制和经师传承体系。

三、云南学派的经堂教育经验与理论模式

作为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传播、交流、发展中心之一的云南，其云南学派在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经师和学者的引领下，“既注重理论构建、又注重功修实践”“既述又作、述作并重”的学术传统，为构建本土化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实践基础。以持续百年的学术传承，开辟了一条适应主流文化、积极变通宗教观念、注重自我表达的本土化路径，把“伊儒会通”发展到了新的历史广度和高度。整体而言，也正因为有他们及至近现代一批“经书两通”的知识分子们的引领与实践，使得绵延数百年的云南学派的思想光辉、学术体系、学术风格能够发扬光大，传承完善。云南学派倡导的“经儒两通”“回儒互补”与“中阿并授”及其实践活动，承继“以儒诠经”运动，在坚持伊斯兰核心义理原则的前提下，不断调适、融合、吸纳儒家主流思想，做到“不背乎教亦不泥乎教”，同时构建和完善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成为“伊儒通和”的集大成者。其在伊斯兰教中国化与本土化进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享有的历史地位、带来的启示意义、积累的学术经验仍需深入挖掘和探究〔6〕。

第一，云南学派“精而专”与“博而熟”兼具，三语施教。在中国经堂教育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学派的兴起相较“精而专”的陕西学派和“博而熟”的山东学派都要晚，也正因为如此，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和学术传统，使云南学派得以有序发展，以马注、马德新和马联元等为代表的经师能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博采众长，多方游学、拜师会友，不是死守域外经典著作，而是独具中国文化和思维视角地将它们加以全新解读阐释，使之更加适合云南穆斯林的需求。他们不仅精读细究伊斯兰经学典籍，深刻理解诠释认主学、教法教律学、经注学，注重“精而专”；而且三语并重（阿语、波斯语、汉语）教学与著书立说，注重“博而熟”。

第二，云南学派基于“五大本”实施“三级教学”制度。自清中后期经师马德新开创云南学派以来，再经马联元等经师对经堂教育的改革完善，其管理模式、办学层次、教学内容、教材使用和穿衣毕业等具有地方特色，完全不同于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如教材使用上，云南学派自始至终没有沿用“十三本经”，而是通行“五大本经”，自编教材，加学天文历法、科学等，诸科分进。在办学层次上，不同于西北和华北注重小学和大学层级，云南全省各回族聚居区经堂教育中心共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即为小学、中学和大学〔16〕59。而且每一层级都有明确的教学内容、考核要求、基本学习年限等。至清末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穿衣”（即毕业，北方俗称“挂幛”）制度——《公订考试清真经学生穿衣节略章程》。

第三，云南学派注重“中阿并授，经书两通，研学述作”。明中期到清中期的云南经堂教育主要在清真寺开办，除基本经典的教学外，还要学习阿语和波斯语文本的伊斯兰文化、历史等，鲜有汉文课程。学习“汉学”，除家学外，要到府州、县乡举办的社学、书院、乡塾等学校。这样在穆斯林中就形成了基于儒学的普通学校教育和基于伊斯兰经学的经堂教育两相并存的局面。这也使得“念经人”在教内受到敬重，在教外却无相应的地位；“读书人”能步入仕途，融入公众社会，却多少会受到穆斯林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回族文人这种二元分化及其矛盾在明末清初渐趋激化。这也正是清中后期云南学派兴起以后“中阿并授”“经书两通”教学实践的基本动因〔16〕51。清中后期，由马德新开创，再由马联元等发展、充实的“云南学派”，承继了先辈的经学思想和学术传统，主张“中阿并授”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经”指的是在中国传统经堂教育中普遍使用的阿文、波斯文伊斯兰经学典籍及相关教材。“书”指的是经堂教学中基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儒学典籍，其中包括自马注以来，在“回儒兼修”的学术传统基础上，以通俗的汉语将伊斯兰经学思想用儒学思想加以注解、诠释的译著，尔后在云南经堂教育中推广〔17〕。在教学过程中，经师马联元学教并重，精研经典，大胆创作；强调三语授教，注重汉语学习和教学；研究著作上已经超越域外传统经学典籍的学习和使用，译著更加具有中国人思维和文化元素的伊斯兰经学典籍，对推进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贡献较大。自马注以来，云南学派的经师始终既“述”（教传）且“作”（译著），也就是“经堂教育”与“汉文译著”相结合发展，把经堂教育与学术教育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有别于陕学偏重教学而轻译著，有别于鲁学重视波斯语教学而汉文化教学薄弱，以及金陵学派偏译著而轻传承〔18〕。

第四，云南学派注重“延续传统，朝觐游学，中阿互动”。传统需要承继，也需要革新，才能与时俱进、有序发展。有史料可考，早在明朝前期，云南就有穆斯林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前往麦加朝觐，如著名航海家郑和之父、祖父就曾赴麦加朝觐，荣获“哈只”称号〔19〕。随后也有见载及未见载于史料的一些回族先民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前往麦加朝觐，但其目的主要属于个人宗教功修的完善与升华需求。所不同的是，自元明以来，无论是早期的家庭教育还是后来的经堂教育，云南回族聚居区都培养了一些优秀的穆斯林精英。马德新和马联元等的朝觐已经完全超越了以完成个人主命功修为己任的前辈学人，他们更多的是从本民族的整体发展和中国伊斯兰教育事业的社会使命考量。不仅注重学习并翻译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经学典籍，也主动向域外介绍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文化发展及教育现状；不仅深思熟虑地研究域外经学，也因地制宜地将其所学融入已有经学体系，并通过述作并重将其传承给后辈学者和经师。也由他们开启了中国与现今中东阿拉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学术交流与文化往来，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其影响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第五，云南学派注重“兴革异端，阐己正教”。明末清初之际，中华大地，异端左道盛行。而云南亦是异端左道最易渗透和藏匿之地，这不仅源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也跟多民族多宗教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中回族又是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特殊群体，而马注却能够应时而出，坚毅执着地“革异端，阐教己道”，挽救伊斯兰教的衰微之势；再者，其高度认可儒家思想的正道性，在《清真指南》中多次引用儒家思想和学说，并首倡“回儒互补”和“因教”的思想，主张穆斯林积极融入儒家主流社会和文化圈；对待异端左道，他认为应该理性和客观，明辨是非，绝不能随波逐流；应该主动与地方当局合作，通过法律途径和正当手段治理社会乱局，绝不能勾结异端联合叛乱，也不允许动武和民族互害。在马注之后，异端左道同样引起了经师马德新的重视，从其《四典要会》卷四《正异考述》中可以获知，针对云南再次出现的异端，与马注一样，马德新也以伊斯兰正统派穆斯林的身份提出了很多防异端的举措，主张“行圣人之教，远离异端左道”。

第六，云南学派注重“回儒互补，回耶对话”。明清鼎革之际，马注不仅在宗教功修上做到“知行合一”，而且在伦理道德方面，皆能娴熟利用伊斯兰伦理道德观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充分阐述和论证，真正做到“经儒两通”，互为补充与完善自我。其深厚的儒学功底，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儒家主流文化也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所需要的，穆斯林各阶层必须主动融入由其主导的社会。籍此，马注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诸多思想和理念深刻地融入并充实进伊斯兰文化，这为后来云南学派“中阿并授”和“经书两通”教育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清中后期，马德新、马联元除坚持先辈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的“回儒互补”和“以儒诠经”，也积极开展与基督教的对话。如从马德新的《推理质证》和马联元的《辩理明证语录》可以看出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云南学派著名经师们的“回耶对话”之典范。

第七，云南学派注重“国际视野，时代使命，跨境求学，跨区教学”。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和传承，必须主动与域外民族、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互动和交往，偏安一隅最终只会导致狭隘与落后。特殊的地理结构和民族宗教文化，以及中国面向东南亚与南亚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使得云南穆斯林在国民性格和社会融入等方面也与其他学派影响的回族聚居区明显不同。主要体现在云南穆斯林知识分子不仅秉承先辈们的优秀经学与学术传统，更能够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勇于担当；并且能够在特殊历史遭遇时，大胆改革创新经堂教育。明末清初以来，为了更好地发展回族伊斯兰文化，云南穆斯林学子主动向外学习，如先辈马注，可谓是中国游学时间最长（近20年）、拜访名师最多、跨越区域最大的穆斯林学者，这一学习传统为后来经师和学者所承继。清中期，鸦片战争之际，马德新除主动向陕甘求学外，也更具国际视野地赴麦加朝觐、8年游学；清后期，杜文秀起义后期，马联元沿着马德新的路线，赴麦加朝觐，拜师会友，10年游学；民国时期，民族和国家内忧外患之际，马安真执教缅甸和保山、马瑞图执教广州等；学者白亮诚坚持“中阿并授”传统，改革经堂教育，改良宗教，著书立说于缅甸、泰国等地；马坚等8年埃及留学。从马注“立志回儒，遍学全国，阐扬正教”，到马德新“壮游川秦，诚意朝觐，开创学派”，再到马联元“天方游学，教育改革，力挽危局”以及马坚“留学埃及，执教国内，中阿交流”等特殊时代的经师和学者们，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使命和眼光。他们始终能够知行合一，逐渐超越民族、跨越国家和地区、独特的国际视野，站在更高的历史维度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来促进民族团结、文明对话、国家富裕，宗教和顺。

第八，云南学派“博采众长，敢为人先，影响海内外”。云南学派不仅坚持传统经堂教育中的优秀成果，大力改革传统经堂教育，摒除阻碍民族宗教进步的陈规陋习，实施“回儒兼修”“以儒诠经”“回耶对话”“经书并授”与“中阿并授”等全新经学教育理念和方法。不仅注重传统经堂教育与近现代新式国民教育的紧密结合，改良宗教与教育体制，提倡“诸科分进”的教学方针〔20〕，而且兼顾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科学、宗教与国家法制等发展的关系，促使云南经堂教育持续性的发展至今。不论是早期经师马举、保善、蔡璿、纳之秩、王云从等，还是后期的各位经师和学者，他们的一大共性就是主动赴外（包括省内省外、国内国外）求学，有的是受业于多位经师、阿訇，求学于多个地方、学校（有的是纯粹传统经堂教育培养模式，有的是新式国民教育模式，还有的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待他们学成归来，授业一方，造福一方，真正做到“学教并重”；培养学生强调视野开阔的重要性，主张“诸科分进”，根据学生的需要而取长补短，自编教材、翻译（包括阿语、波斯语、汉语的三语文本转译）教材、注解教材；自创教学方法，经学教育与社会密切联系，不唯经堂教育，也重视国民教育，在现当代的经堂教育中我们发现其所培养的人才已经大大超过了清末民国时期的“经书两通”格局，更加具有务实的社会融入性。近现代以来，云南学派再次创新性的大胆改革传统经堂教育，不在单一培养经学人才和宗教人才，而是在培养“经书两通”人才的基础上，以国家需要、民族发展需求为己任，突破狭隘的宗教、民族和地域观念，承继传统，选派留学生赴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深造；翻译中阿伊斯兰经学典籍、儒学经典以满足教内教外各民族学习和使用；发挥云南穆斯林的文化纽带和地域特性，推动中阿文化交往。可以说，通过几代穆斯林学者和经师们的辛勤努力与付出，在博采诸学派及其他经学体系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同时也独创性地将云南学派的影响跨越国内，远及海外。

四、结语

自元朝入滇回回人落籍云南，到元末明初回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传入云南的伊斯兰教在保持自我原有特点的基础上，也经历了不断与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摩擦、碰撞、共存、融入等的过程，这一过程明显体现为伊斯兰教在云南的民族化和本土化。云南经堂教育发展和经师们一脉相传的学术传统和经学思想也在不断完善，这样的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和中国化进程，经师们的思考、经学思想与实践过程就是后者的直接原因。云南经堂教育的历史变迁和云南学派的中国化发展脉络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语境，而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的伊斯兰教学术思想本身也是后者的产物。云南学派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不仅具有历史曲折性，也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延续性。

云南学派由最初的萌芽期，到兴起与发展，再到近现代的兴盛期，体现的不仅是云南穆斯林精英由传统礼俗的重视转向了伊斯兰教学理层面的研究；由坚持传统经堂教育到改革倡兴，再到传统与现代教学模式相结合；由寺学或家学传承伊斯兰文化到经学—汉文译著和现代翻译著作；由“以儒诠经”的“回儒对话”到“回耶对话”，再到“中阿对话”与“文明交往”；由单一宗教人才培养到“经书两通”人才培养，再到以国家和民族发展为己任的人才培养等。而且每一步、每一领域的发展、历史变迁，都是在循序渐进地推进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始终以“爱国爱教”为民族发展存续的核心理念，其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和一脉相承的经学体系与经师谱系发展与演进，都在践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道路。

元明清多次移民入滇，成就了云南回族“大分散，小聚居”最典型的分布格局，数百年围寺而居、与多民族世代友好，较少出现民族冲突和矛盾的居住与分布特性，在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传承与教育上，汉文化始终相伴，并非一直排斥或者完全出现“文化屏障”模式。从明末清初直至清末，云南的经堂教育与西北和华北十分相似的是，比较注重经师的经学思想传承，同时注重培养宗教人才，以便更好地维系回族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与传承，每个地方都形成属于自我的地方特色，进而辐射周边省区，但是云南学派在这里不同于山东学派与陕西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云南的经学思想不仅惠及西南诸省区，同时辐射全国，影响到了邻近的南亚印度，东南亚泰、缅、马来，以及粤、台、琼等国家和地区。自清中后期至民国，及至近现代，云南学派走了一条与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单纯地以培养宗教人才为己任，也不在狭隘意义上去培养“经书两通”之人才，而是从整个民族发展和国家需求出发，将“中阿并授”教学理念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将马注、马德新、马联元、马坚、纳忠等学者和经师的经学思想加以总结和系统化，再以改革后的经堂教育和国民新式教育并重，培养“回儒兼具”“中阿兼通”“经学—学术并举”的穆斯林人才。

从马注到马坚，云南学派的特点体现为：在云南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上，从明末清初，由马注奠定，到清中后期由马德新充实，马联元等经师加以完善，再到民国时期，由马坚等学者和经师发扬光大。在伊斯兰教本土化进程中，从明末清初，由马注对云南伊斯兰教现状及经堂教育改革，推进了伊斯兰教在云南的本土化发展，再经清中后期国家和民族内忧外患之际，马德新开创云南学派加以深化，马联元加以夯实；再到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马坚等坚持传统，继续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在文明和宗教对话上，从马注首倡“回儒互补、经儒两通”，到马德新在“以儒诠经”的基础上，首开“回耶对话”和“中阿学术交流”；再到马联元首倡“中阿并授”，坚持“以儒诠经”“回耶对话”及“中阿互动”；再到马坚等在前辈学者和经师基础上，首开现代阿语教学、坚持回儒对话、中阿交流、宗教对话，着力加强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在影响力方面，云南学派立足云南，辐射西南，惠及全国，影响海外。这不仅是基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和全球化影响的考察，也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全球化与大数据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云南学派对边疆地区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关系的构建也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