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和“瘟疫”的启示
——玛丽·雪莱两部小说的生态批评解读

原玉薇

引 言

1991年，利物浦大学教授贝特(Jonathan Bate)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 华兹华斯与环境的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开启了英国浪漫主义批评向生态研究的转向①。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科技和工业发展如火如荼，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疏离和断裂。人们的生活开始充斥着机器噪音、工厂烟雾和拥挤的城市街道，宁静美丽的自然逐渐变成一个遥远的梦想，无论在身体还是在精神上，人类都从自然整体中脱离出来。包括贝特在内的很多批评家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着最早的生态思想的出现②。如詹姆斯·麦考斯克(James McKusick, 1997: 123-124)在《华兹华斯文学圈》(TheWordsworthCircle)杂志创办的特刊《浪漫主义和生态》的前言中说：“很多浪漫主义作品都绝望地意识到了人与自然世界的疏离，努力在人类和我们居住的脆弱地球之间重建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关系。”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开始抗议科学中的机械自然观对自然灵性的扼杀以及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扭曲。如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et al., 2013: 58)反对机械论指导下的科学对自然无止境的研究和探索，侵犯自然的神性，他称科学家为“一个揭秘的奴隶/一个竟然对母亲坟墓进行窥探和样本采集的人”，辜负了“自然赋予”的“甜蜜知识”，“歪曲”了自然“美好的形象”(华兹华斯，1986: 116)，济慈(John Keats，1983: 204)则谴责机械化的科学剥夺了自然本来的诗意和灵气，他称之为“冰冷的哲学”“剪去仙人的翅膀”，让“我们知道它(彩虹)的纬线，它的组织”，于是把彩虹也“列入普通事物的沉闷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