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谬”表象之下的战争隐语
——论《潘多拉之匣》的叙事策略

孙萌

引 言

《潘多拉之匣》(パンドラの匣，1945)是作家太宰治(Dazai Osamu，1909-1948)在友人日记的基础上改写的一部书信体小说，于1945年首次发表在《河北新报》上。若从这部小说创作时间来看，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家文学创作中期与后期的分水岭。这篇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记叙了于战争时期身患肺病的“我”在一个名为“健康道场”的疗养院里所闻所见所感。纵观国内外先行研究，对于太宰治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不胜枚举，基本上集中于其中期代表作《奔跑吧！梅洛斯》，后期代表作《斜阳》《人间失格》等作品。以《潘多拉之匣》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寥寥无几。在为数不多的先行研究中，日本文学研究界对《潘多拉之匣》的评论呈现出了褒贬不一的局面，而中国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主要基于叙述者对战后社会乐观的叙事判断(周婷婷，2015：113-115)，对于文本中贯穿故事首尾充满悖谬之处鲜有研究者提及。而作品中的种种“悖谬”正是与太宰治本人的战争体验最息息相关的部分，文本中的时间及场景、疾病，包括登场人物在内虽都有原型可寻，但太宰治却以此作喻，将种种原型上升为带有隐喻色彩的、看起来充满“悖谬”的隐语符号，在进行文化管制的特殊时期，隐含地传达自己对于战争以及战后社会的态度与立场。

这部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方式、紧凑的结构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少年成长史”，同时也在创作手法、创作题材等诸多方面为日本战后现代小说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考察贯穿整个文本的“悖谬”意识，试图更为全面地解读《潘多拉之匣》的双层文本，揭示经历过战争时代、却又游离于战争之外的特殊战时共同体的内在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