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叙事与伦理书写

刘国卿 刘国欣

总览《延安文学》2020年度的作品，一个深广的印象是题材、内容、结构和语言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仅以小说论，城市题材较乡土题材明显多了起来，内容异彩纷呈且多以情景交融为主，结构变化多端或嵌套或复调或草蛇灰线或三一律，语言丰富流畅或鲸吞长河或细雨拂面，有的文章整体美，有的文章部分美，有的件件桩桩都美，有的美可拆解，有的美不可拆解。一如以往，无论城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延安文学》注重接地气，较多反应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热切关注现实和现下的问题，关注当下的人性和人情。

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断裂与修复

《抗疫中篇二题》（刘国欣）与《青木林里青木秧》（刘梅花）带有明显的“后疫情”时代的印记。《租来的生活》掺杂了情感、婚姻、亲子关系、死亡，一切是无序的，一切又遵循着什么定律。《雨烟的良辰》摹写一段感情，隐微其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权主义互为表里，书写了女性潜意识里一直逃离生活困境，追求自由与真实生活必然付出的创伤和代价。

《青木林里青木秧》写寒素之家的人世悲欢。文章以民歌题目为题，但文本主题虽与民歌的爱情诉求内涵相去没有十万八千里，可也难说有多少旨趣同归之处。文章是温润的，在尖利的黑暗中总有一束光温暖着踯躅前行的人。于飒回来了，于风被困在疫区。疫情将人与人隔离开来，也将人与人连接起来。于飒大伯大妈、于飒妈妈、颜山子、万大夫，有一些不痛快，但也有一些柔软的东西。“青木林里青木秧，九里桂花十里香”，文章的结尾，于飒又踏上了打工的路，他“又成孤身一人了”。也许这就是文学，同时也是生活。有时候，生活并没有太多的选项，你不喜欢也不容你拒绝。“据说有些人喜欢流浪，喜欢打工。但是于飒知道自己不是喜欢这样的日子，只是因为，生活从来没有教过他还有能力做些别的事情。”

《角斗士》（盖东林）采用多重视角，限知视角和全知视角交织，众声喧哗和个人独语交错，面对面叙述、电子通讯、朋友圈、公众号、案情采访报道等多声部交相发声，共同建构还原了一桩发生在英国的家暴案。作者通过丰富的结构层次和多维的立体画面，传达出一种形势上的紧迫感，传递了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从而让人深入思考由此带来的困难命题，让读者在体察人性幽微时，一窥英国司法制度和留学生在英国的生活面貌。作者以王剪、温雅、米奇、记者为小标题展开叙述，以此构筑起四个维度。王剪是家暴案的当事人之一，其叙述指向的对象是温雅;温雅是法律系学生，王剪的同学，其叙述指向的对象是米奇;米奇是案件的唯一见证者，其叙述指向的对象是公众;记者是与案件和案件当事人均无关系之人，其报道指向公众。这四人中，前三者的叙述无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情绪和印记，惟有后者，其叙述至少看似是客观真实的。其间，作者隐匿了家暴案的另一当事人，使其只有行动，而缺乏明确的信息，将家暴案的重心从当事人身上牵引开去，过渡到米奇与王剪的角力上来。最后，留白为文章赢得了更加广阔的阐释空间。

《杨士承的戏》（王哲珠）一方面让人关注个人内心世界与公共生活伦理冲突，个人自我认知的完成和社会定义的成功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让人深思传统技艺传承的困局，除退守回非遗文化保护的窠臼里，其市场化的可能性与传承者认知提升之间的融合度。毋庸置疑，这是一出悲剧，关于天才不被他所存在的世界所理解的悲剧。但是，深层次考察这个文本，我们似乎更需要警惕陷入肤浅的同情和滑坡于“我即是他”的心理认同。木偶剧对于金雅木偶剧团的其他成员和杨士承绝不是一回事。它之于杨士承是精神性的，但对于其他成员则首先是生存性的，即其绝不仅仅是一种纯艺术的技艺，而是一种依托于社会生活的实用的技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当二者趋同时，双方对于美的认知显而易见并没有多少差异。而当二者趋异时，受众的认知无法上升到杨士承对于美的认知高度时，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冲突和矛盾。一方不愿意敞开，大众又没有心领神会的能力，沟通就变得困难，其最终结果就是双方越走越远。

《绝症》（吕志军）采用双线叙事模式展开，摹写了一个病房里的两个家庭命运交织的瞬间，李玲和刘汉生对于他们各自配偶的病和感情态度上的转变与纠结，以及二人之间的情感流变。他们都曾想要放弃配偶，可是最终却都坚持去承受。李玲的丈夫王胜利去世了，刘汉生的妻子也在他摘来张家界的仙花时没有了鼻息。可是，他听见她深情地呼唤，“杳辽悠远，但清晰透彻直入骨髓。一转头，他的背后，是李玲深邃的目光。”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也许这是作者的希望，但不能不说为一种暂时的安慰，毕竟生活总要过下去。

《小蛮快跑》（牧北）作者借用金庸武侠主人公的名字为小说人物赋形，聚焦当下的幼儿教育问题。一切从一句“绝不能让小蛮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聪明的不服输的妈妈黄蓉不断地折腾，上演了一场又一场闹剧。最后，一场车祸阻止了她的折腾。而“我”，小蛮，像一个试验品，被妈妈黄蓉的人生进阶理论折磨得疲惫不堪。这篇像是拓着生活摹写绘制，有一种似乎随处可见平淡无奇却又振聋发聩的悲哀。

《往事的可能性》（王哲珠）和《红龙鱼》（曹鹏伟）均是通过对话和夹杂在对话中的回忆来处理记忆和时间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前者通过女孩一次次有意无意的引导，梳理了奶奶退缩的、被安排的、被动接受的、等待的一生，在奶奶“努力睁大双眼，好像看见了周围的一切，看见了过往的日子”，看见了女孩的爷爷，看见了自己的家人，也看见了平姐。那些过往，并不全然是阴暗的彷徨的，也有过光，有过温暖，有过爱。在那“日子过不下去”的过去，也有值得回味和怀想的东西。后者书写了陈惠一路去往新疆却半路下车在旅途中与“我”的交谈和“我”对往事的回忆。

《跌宕》（李子白）围绕继承抛弃自己和母亲的父亲的三个多亿的财产展开，跌宕上演了几個回合的心理大战。因意外获得巨额遗产继承的消息而喜，因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而不快，到最后遗产回来了主人公锁子已“淡然和无谓”。锁子是不幸的，有着被父亲抛弃的童年，但也是幸运的，“人生楷模”式的母亲，还有真正的朋友岗子和韶子，还有妻子儿女。得失之间，明心见性。

《右耳》（薛广玲）相嫣然的母亲去世了，相嫣然恨上了许多人，愤怒情绪彻底击溃了她的神经，她排遣怒火的渠道右耳彻底失聪了。她回忆件件桩桩发生过的事情，不原谅别人，和每个人都较上了劲。结再也无法解开的时候，峰回路转，她不是她母亲的亲生女儿，“她突然就原谅了这个世界，原谅了这一切”。故事就这么结尾了，像一出电视剧的片段。

《出租房》（许侃）环环相扣，寓意深刻，揭露了现代人勃发的欲望与贪婪造就的孽障。全文以从李存霸、马兰花夫妇的出租屋里搬出到钟山晓、惠布蝶夫妇家的两个发廊妹麦子和英子展开，像拆开了引线的线团，一点点抖露了李存霸的麻木贪婪、钟山晓的贪小利失大利、钟丽妍的急功近利和范春耀的丑恶无耻。文章有着朴素的因果思维，钟丽妍失了身，李存霸送了命。然而，药贩子范春耀毫发无损地离开，又彻底地解构了因果报应的思想。

《种菜记》（竹剑飞）钢筋水泥混凝土，建造着人类的乐园。可是，毫不节制地推进城镇化，仅仅是使农民失去土地吗？文章以小小的蔬菜为抓手，举重若轻地揭露了我们的欲望使我们失去的到底是什么，是新鲜的蔬菜，绿色的蔬菜，没有污染的蔬菜，是这一代人的味觉，是下一代人的健康。

《风筝》（蔡晓妮）景芝、秀云、蒙蒙三个女人三代人的情感交织和各自的情感故事、人生际遇……

这些作品，书写了因为公共生活断裂，私人生活相应发生变化的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疫情的突然到来，一切似乎打上了一种与传统不一样的印迹，不只是生活形式，包括人的情感和思维。文学作品里，作者试图呈现这种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断裂的现象，但同时也是一种修补或修复，在试探各种可能。首先是一种记录，其次是一种呼吁和改变吧，在一种共同的灾难前，人类甚至整个社会是有一个共同命运可言的，而且这是肯定的。在这些作品里，既书写时代变迁下的不同际遇，又书写着一种“相同”与“相通”，探讨一种公共与个人和谐共存的可能。这些作品，一起呈现了世俗生活的各种景观，指向是一致的——疫情下的日子看起来处于非常态，但吃喝拉撒仍是常态，文学走向多元，人性可以共通。

历史、传统和现实中的人情嬗变

鲁迅说：在中国没有上帝，唯有“礼”所代表的世俗之见君临一切。《煎饼》（王延昌）《粉坊家》（贺绪林）中的人物形象身上有着中国礼俗社会的影子;《腰斩》（丁梦远）《震动模式》（芦芙荭）《爱情诗》（张可旺）《二姐，二姐》（薛雪）等人物命运也受着礼俗的影响。

《煎饼》《粉坊家》讲的都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前者讲述了抗日英雄杨靖宇和煎饼店老板的爷爷的故事，后者围绕粉坊家讲述了陈广乾、杨明华、安随喜、虎娃的故事。生死存亡之际，国难民生关头，有人取义，有人取利。然而，美好终将照进人心。

《腰斩》有些人来这世上原是成全别人的。不是没有深情，只是与漫长的生活相较，一些情会消散，一些人会走远，一些情灭，一些情生，生灭有道。命运捉弄，蓝彩云失了夫，樊家太失了妇。缘分因生计而起，却因情而延伸。而那个失去姐姐关春英的女子关秋萍，曾那样帮着张罗过姐姐的后事，又因维护姐姐的死亡赔偿金与哥哥关茂盛生出龃龉。她那样的不接纳姐夫樊家太再婚也是因对姐姐的惦念吧。倒是关茂盛，先是妹妹尸骨未寒就打上了妹妹死亡赔偿款的主意，更因之恼恨上了妹夫，“见地上的樟木箱子，想也没想，操起一把斧子就要劈”，情分凉薄，可见一斑。文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个次要人物——陆书记，满声满口都是情，满心满眼又是什么呢？没有人是错的，只是牙齿咬了舌，舌痛了。

《震动模式》美兰和尚财说起来似乎也没碍着人們什么事情，恐怕连伤着什么风化都谈不上。但就是这么两个人，热热腾腾向往着过上好日子的两个人，被世俗人情裹挟着以看病为名跑去遥远的省城去约会，遇上警察查房被罚去了5000元。文章的结尾“两个人竟然笑了起来”，倒使人不知该叹息还是也该跟着笑了。

《小哥》（柳笛）陈老太年轻时因丈夫出轨准备投河寻死不成却失去了孩子，晚年得着个灰喜鹊勾起了母性，给灰喜鹊起名叫“小哥”，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它，最终在寻找灰喜鹊的路上滑落进了河里，独留下那个害了老年痴呆症的丈夫在人世。失去孩子是在雨天，失去“小哥”还是在雨天，雨天失去的要在雨天里去寻找，最终自己也失去了性命在雨天，这也许就是母亲、母性，万物相通又不同。

《狼剩饭》（田华）加西莫多式的人物形象。一个从狼口里活下来的可怜人，一生为他人而活，忍受着污名，忍受着孤独，依然善良的活着，活到七十岁临死还要被训斥。倒是死后尊荣，因培养了两个高官而丧礼隆重。

《梨花又开放》（杨奇）一幅风景画、世情画、人物画。作者以两次送面饼来终结两段感情，展示了九十年代矿工的生活样貌及其间的人情义理。辛瑶母亲童淑娴的第一个爱慕者其父亲辛建军是沉默温情的，辛瑶母亲童淑娴的第二个爱慕者何平是张扬而深情的，这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这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的丈夫死了，她与何平又隔着世俗成见、公众舆论，可是，他也死了。“我”叫他何叔了，人们也原囿了他们的情感。梨花开放了，“整个凤凰岭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秋桐》（刘爱玲）秋桐的命运让人叹惋，那个“手上卷着一本书”像个“清爽的大蝴蝶”的姑娘，就那么在岁月的深处被婚姻和生活压缩得只剩下了热情和“大嗓门”，然后，被折了翅膀。

《哈雷彗星》（王延昌）一本杂志牵引起了两代人的文学梦，前一个湮灭了，却拖出了后一颗更绚烂的星星。人生的际遇，可谓处处充满巧合。

《爱情诗》（张可旺）爱没有原罪，但书写起来人得面对生活的规训与文学的审判，爱有时就“有罪”，爱就有了伦理性和边界性，甚至“合法性”。不合法（合伦理之法或生命之法）是要被审判的，或来自外界，或来自内在。

这些篇章，不光具有文学价值，还展示了一种史学意识，以文学的名义把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体验呈现出来，呈现了时代变迁下很多人的情感轨迹。绝对的大善和大恶在普通人身上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很难呈现，日常呈现的都是一些小奸小滑小善小恶，但也就是这些，逐渐钝化人心或让人生出温暖和死于心碎。

权力与资本渗透下的生存困境

《不见波澜》（程多宝）暧昧游离的市井生活，波澜壮阔的职场生涯。欲望是个饕餮，卷挟着它的膜拜者们前仆后继献祭。在权力关系中，审视人性的各个侧面，展示环境和人之间挤压与反抗的关系，展示人与人之间在微妙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的复杂心态。

《石痴》（张佳羽）某局副局长翁曦红爱石成痴，翻箱倒柜把妻子留给儿子上学用的三千元钱全数拿走，后因筹钱被朋友设局陷害，又因拒绝为朋友谋求不合法利益被停职反省，但好在老婆理解了他，他也因之有所醒悟，从买石头转而开始捡石头。其情可悯，其行可敬，石痴不愧为石痴，如石刚硬不阿。

《马可求职记》（高涛）下岗后的尴尬，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本就岌岌可危的生活，一旦遇上病灾就摧枯拉朽地坍塌了。马可的命运何尝不是我们的命运。

《长夜》（陈联）老徐死了，但他憨厚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不死。他是中国千千万万民众中的一员，平凡而伟大。

《失眠者》（王秀琴）作家焦虑，商人焦虑，农人焦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焦虑，他们时而交织，时而分离。在分离与交汇中，竞相推出职业世界和乡村世界的景象、镜像。

《人生有个星期天》（孙晓燕）循规与逾矩，在现实的沟壑间，在思想的桎梏和身心的欢愉里颠倒往复。尹嘉丽的婚姻是现实一种，启发人思考两性关系和男女平等这古老的命题。

《那人不是我》（罗勇）女性情感困境与情感伦理，试图探讨一种在认同与反抗中曲折前进的务实性道路，以解构非此即彼的简单诉求，迎来一种真正的和谐共处的情感关系。

这些文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但是令人感觉统统指向一个现实，生存体验的物化现实。这些文章的优点在于提供了一个权力样本，不同层次不同面相，彼此互照，指向一种共同的困境——人们摆脱不了权力透射下的生存恐惧，时刻感觉焦虑和压抑，但是作为人，仍然在试图摆脱这种阴影。

习俗人情浸淫下的葱郁热土

乡村，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当中，其意义重大非同小可，即便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乡村之于整个国家的战略意义也不可忽视。乡村连接着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无论是集体化的乡村建设时期，还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时期，构成乡村建设的基本景观是中国大地的一幅基本世俗生活图景，其对于国人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的影响深远。乡村社会和乡村变迁，不仅关系着中国的过去，关系着中国的现在，同样关系着中国的未来。书写乡村，把握中国近百年的乡村经验，绝不仅仅是对土地良辰孤往的怀恋，而是有着切实的现实意义。

《悦见山》（许仙）凭空抓物，而不架构故事，以一场死别展开，描摹了浙东山区里不一样的风俗世情。林家漾、灵魂树、饮泪花……慢慢的翻卷过去，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长毛造反时投河的三十年时光流逝后容颜依旧的祖姑奶奶、清末最后一个秀才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的柏君的前世他的三爷爷，也看到了孤高自许的柏君对于生活对于婚姻的不负责任。尽管松子也因缘际会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树，尽管“我”那样宝贵柏君生前写下的只言片语，但是，与浙东山区愈加遥远的都市生活中到底该坚守什么呢？“风生在树的心里”。

《石桶麦田》（吕先觉）偏脖子对种咩子有种偏执，任凭村干部他的远方孙子怎么想把她挪到福利院里去享清福，甚至上了县镇村三级联席会议，县上精准扶贫工作队的曹队长软硬兼施，她都不愿意离开她的“四分多地”。她对土地的情感、对麦子的情感已经深深融入她的血液之中。她死了，眼睛都是瞅着麦子地的。

《新生活》（罗尔豪）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的破灭。进入现代性的历史当中，我们遭遇到了巨大的社会肌体的巨变。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一大批诸如孟三省、朱十八等人的思想实践者，但他们的摸索不是受限于历史的局限无法功成一隅，就是受限于功利的指导思想而功亏一篑。一旦脱离了现实的土壤，植根于金钱王国的和植根于理想之邦的都将归于毁灭。

《葫芦瓶祭》（高转屏）一个瓶子影响了两个人的一生，念念不忘的是人世最温暖的情。最后，春枝死了，瓶子碎了。

《去马家河》（高鸿）姐姐的爱情筑造在虚幻的英雄美人意象上，马飞像吗啡，是其甘之如饴饮下的毒，却因之送了“我”的一只脚。幡然若醒，浪子回头，是一场可期待的梦。

《映山红为什么这样红》（赵志伟）大时代浪潮下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生产生活景观，体现了时代弄潮儿在时代变迁中的大胆改革和锐意创新，及彼此间的帮扶和相互间的体谅。

《牛郎湖》（茅震宇）展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简单粗暴的景观复位和阵风式的农家旅游乱象，让人体认到乡村振兴的灵魂性部分不应只是孤立的割裂的直观的经济上的举措。

《白果樹下的儿女》（程宏安）菊花嫂、老左、容容她大、承明，热气腾腾的乡民，热气腾腾的生活。

《净红苕》（云岗）集体化时期少年人视野下的乡村生活图景。

《送礼》（孟学祥）书写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以真心真情换民心民意。

以上这些篇目都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境遇是现代的，但情感则与传统遥遥呼应，写作者们给出的方子，传统有它的安全可靠处，未来的出路在于创新，也许还在于这种“日日是好日”，未来就是现在，也是过去，回到日常的道路上，回到传统上，回到习俗浸淫的旧路上，推陈出新，有着切实的意义。

逃离的主题原型意蕴

生活的指向也是文学的指向，逃离。逃离是文学书写的一个母题，也是一种书写策略。

《二姐，二姐》中的二姐失踪了，《借题发挥》（冷启方）中的水母失踪了，《危楼》（武秀红）中的老杜失踪了。整个世界不断分崩离析，包括记忆的沦丧和感情的沦丧。一切都在坍塌，主人公们就那样消隐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果说二姐的逃离无法探知其是否有过犹疑和预谋，那么水母和老杜的逃离就明显地展露了主人公逃离之前的摇摆与纠结。两位作者通过对水母和老杜平静皮囊下藏着的骄傲、激情、悲伤、怨恨、自卑、胆怯、焦虑和恐惧的细致解读和剖析，展现了促发他们产生逃离行为和心里的动因。然而，逃离困境，去往异乡，就真的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获得了真实的幸福吗？逃离这个主题原型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着什么启示呢？

《二姐，二姐》写得是被亲人情感绑架勒索的二姐孙秀娟的一生。美丽的名字却有着被辜负的人生。和大姐的果敢果决相比，二姐在成亲一事上明显是懦弱的。然而，二姐真的是懦弱的吗？她放弃“打对面”、赶走李宝玉甚或后来的出走行为一点也不懦弱，也是相当果敢果决的。她的软肋，不过是情，因情而受累，为情而殒命。她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也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情知是个无底洞也要把自己投喂进去。无望的原生家庭的负累她受着，同样“失去造血功能”的李宝玉的家庭她要帮着。比及大哥二哥冷酷的不近情理的控制和李宝玉被赶走后的自暴自弃，二姐的情深而绵长，其人也可谓勇而有担当。作者先剥去中国家庭外表上温情脉脉的那层面纱，露出底下彼此仇恨的关系，然后又继续剥去这层彼此仇恨的关系，露出尚未完全折断而只是隐藏更深的亲情的纽带。作者固然无情地暴露了人类感情遭破坏、被扭曲的悲剧，但也努力挖掘人类修复固有的爱的联系的希望所在。“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

《借题发挥》水母极力想逃离泉水县城去往樟城买房并专职写作，但他离开后，却被认定是进了传销组织，他百口莫辩，还被褫夺了贷款的资格，一切只因他的二弟不想他家过得比自己家好。而他的妻子、小姨子、小舅子还有自己的三弟，统统认为自己步入了歧途，连远在渝城读书的儿子也被拉入游说的大军。被否定到极致，他就顺势消失了。两年后，儿子归来，看到他曾经在樟城的真实的生活、被肯定的生活，才意识到大家合力做了什么。文章时间点的错置，使得读者有一种恍惚的错觉，这一切是发生过的吗？水母真的去了樟城吗？还有他的失踪是现实发生的事还是一场想象中完成的事？

《危楼》楼塌了，老杜和小常躲过一劫。为了封口费，老杜老婆步步逼迫老杜，让老杜多要钱。老杜心里不得力，想寻求女儿的安慰，可女儿只关心苹果新款手机。然后，老杜不见了，一个人隐匿了起来。

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指向逃离，有些是行动上的，有些是精神上的，但都来自一种生活的创伤。在生活中，很多人会通过逃离来摆脱现有的枷锁，逃离作为一种方式应该是可取的，但也给人缺乏面对生活的勇气和能力的疑虑。逃离题材显示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危机，但这种题材容易让人更快捷地体察到人性的艰难和生之不易。

总之，综览本年度《延安文学》小说板块，乡村叙事，更多的裹挟着熟人社会的色彩;城市叙事，更多关注个人情感的起伏变化与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一种张力。有将民歌嵌套进入文本的表达手法，也有以人物视角结构的表达手法，或以时间为线串联事件，或以事件为体展演人物各面。有的关心中国社会和中国家庭的感情维系，有的关注个人在公共话语空间下的精神面目，有的着墨乡村社会和基层社会的权力关系，有的着力考察每个人与每個人的关系，有的展现逃离与无法逃离的复杂心态，有的探究事件的因果性和关联，有的审视人性，有的省察人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构筑了不同文本的复杂多义，使人认识到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也使人在人生解剖后获得真正、深厚的悲悯情怀。光焰朝上，泪痕朝下，踏踏实实地生活。如果说有可批判处，就是这些文章大多弥漫着一种单一认知，过度依赖底层叙事，依赖“诉苦”的圈套话术，构建“卖惨”景观，而没有做到对“苦难”进行文学升华和观照，陷入为叙事而叙事的困境，为苦难而苦难的书写。大约这是现下文学环境的一种整体的思维困境，尤其涉及城市题材的书写，更多在于一种模式化表层化的批判，对于贫富、权钱、上层与下层……无意识就陷入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困局，充满狭隘的偏见和空泛的呐喊，而不能深层探讨，以一种理性的考量来观察城乡的生存图景，立足当下观照未来。

责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