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频时代的脉搏：2020年，与《作品》在一起

洪艳

2020年，始料不及的事情太多，多到睁眼闭眼间觉得虚幻似梦境，又真实到残忍。2020年《作品》一如既往，像一个提灯人走在时间丛林里探寻，沿途皆是风景，落目之处皆有深情。如何归结这一段行走的路程，或许该俯拾些落地成珠的晶亮和随风轻盈的翎羽，以便注目、审视那被改变和仍在继续的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他的文字。

同频时代的脉搏

2020新冠肺炎年疫情之下的我们，生活碰撞到的艰难、繁复、惊惧、忧虑……从未如此这般刻骨铭心。在跌宕的日子里，我们与《作品》在一起，内心似乎前所未有地渴望“文学性”，希冀借助文学感性的力量充盈我们的内心，以抵达想要的生活境界。

2020年，《作品》专设了两期《抗疫专辑》，从熊育群的散文《庚子年的疫情》开始，到燕茈的《闹春》跟进，到彭定旺的《一个湖北人的封城笔记》、欧阳在衷的《一个普通中国抗疫志愿者的一天》、刘益善与刘蔚的《为了大城重启》三则非虚构文本的现实还原，再到唐一惟的《2020滞留美国实录（一）（二）》延展，以及王家新、黄礼孩等诗人的一组抗疫主题的诗歌补白，可谓全景式地把新冠肺炎疫情到来的个体生存状态与国家历史命运紧紧相系的样态展现出来。《作品》是始终站在了反映时代风貌、人民心声的立场，将文学作品作为镜像，作为旗帜，作为“武器”，与抗击新冠肺炎的伟大战争的“勇士”们一道共同投入到抗疫斗争中，也借由文学之光同时传递出人间温情、播散人间大爱。

“庚子鼠年如以往一样一天天挨近。人们忙碌辛苦了一年，都在筹划着怎样过大年。喜庆的气氛在一天天加浓。谁也想不到武汉出现的几个病人，新闻里语焉不明，突然间就变作了一件天大的事！一个从潘多拉魔盒跳出来的魔鬼，魔影迅速笼罩了九州大地，人们连家门都不敢出了，到处是封闭、隔离，这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事，而是遍及一个国家的公民。近乎痴人说梦的一幕在庚子年春节发生了！”这是熊育群在《庚子年的疫情》开篇的第一段，他用个人日常生活细节之变，将2020年这个绕不开的宏大话题的坐标缩小到广州的“我”身上，并以“我”为原点画出了各条射线去链接起家人、朋友、新闻中的陌生人、国家、民族、历史的变动轨迹。熊育群使得我们在自以为坚固的日常安定的生活硬壳碎裂中，真切地体味生命的脆弱、卑微不堪，或许还有一点对不可拯救的妄自菲薄的审视。他笔下的文字显出的关于生命内核的探究，虽被日常琐碎所掩盖，但始终是理性而冷峻的，他说过：“生命的内核是生命意识，而它的底色就是如何面对死亡。生死造就了生命的实在与虚幻，造就了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贱、好与恶等精神现象，一切意义都与生死相关。”的确，这《庚子年的疫情》恰是如此这般，让我们的生命除了触目可及的你我之日常，还显出了广阔的社会内涵与价值。

所有人都会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在应对这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到国家，小到“我家”，所有的紧迫性、复杂性和棘手性，都落到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悸动中，如此背景之下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哪怕其中的点滴变化都被细腻关注与合理放大。彭定旺的《一个湖北人的封城笔记》从荆州家庭团年饭的热闹中冷静下来，静到封城中对于肺炎的恐惧、封楼的紧张、值班的见闻、严防中的小区、宅居中与儿子的对饮泪谈。欧阳在衷的《一个普通中国抗疫志愿者的一天》记录了连州一名普通老师加入抗疫志愿者队伍中的一日见闻。燕茈的《闹春》以客家人过春节的习俗介入，疫情下的河源别样之闹春中的人们所行所感无不与防疫有关。《抗疫专辑》中这四篇作品各有侧重，可以看作是整合了兼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地域特色的疫情小“史记”了。

刘益善、刘蔚的《为了大城重启》踏入诗人阎志的卓尔企业，构筑了一家控股集团在跨国医用物资采购、捐建应急医院等的抗疫诗篇，见证民族企业的脊梁之刚健。唐一惟的《2020滞留美国实录（一）（二）》以访问学者妻子的身份，记录了新冠肺炎疫情下身在异国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与心路历程和美国民众身上呈现的各种情态，向我们展示了2020年的这一场灾难给生活带来的深重影响。唐一惟的书写还原了人们因来势汹汹的疫情亟须面对的问题的各异性与相同性。一样的是疫情带来的不安与惶恐;不一样的是相异的国度、国情之下，希望光束的强度、角度有所不同。她借助细腻的记录笔法、隐忍的叙事笔调，将疫前、疫中留美学生、在美华人的众多状态做了一一呈现，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展现出了异域的环境、文化、人文、种族观念、人际关系、风土人情、政治理念与立场……使得许多没有迈出国门的读者，在时间、空间的错位中，获得了一种阅读的期待和阅读的满足，也在一种文学的审美焦虑中撞击出了心灵的颤动和思想的火花。

《作品》甄选了九位诗人十四首诗，零聚焦的视角写不尽人们哀恸的心绪，当然也记不全那些落墨皆是的动人心脾的事迹。所以王家新的诗行里叹息：“‘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句话，/这几天不断被人引用;/它本来是一句关于幸福的诗，/却流传在一个不幸的年代。”黄礼孩也以酒神的别一种“沉醉”之语，希冀着：“勇气是善举，也是智慧，仿佛矿井的灯盏/无意义的范畴之外，我们尝试扶着文明的墙根/走出黑夜——”诗歌从来都是时代的精神之光，一首有效的诗歌如我们的呼吸一般，冷热、轻重、起止间应和着时代跌宕起伏的震颤和生而为人的温度。

而若“以史为鉴”论，如此时代的万象，《作品》介入“疫情”之一斑，以“微创”的镜头探触了学界曾一度推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活美学”的概念，并由此引发许多作家牵着我们的目光转而向内审视生活，并俯拾日常生活的细碎纷繁填充这理想与现实的沟壑求得跨越。就像当代的我们大多数从来都只把加缪的《鼠疫》当作一个经典的文学文本无关痛痒地以审美化的研讨和虚妄的臆想解之，却未曾想这疫情之下写不尽的人间百态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概念能充盈得如此饱满。或许，待我们在思考后疫情时代该如何构建审美认知时，这些疫情时代产生的文本可作為一种回归生活的最好指引。但“日常生活审美化”绝不会是艺术精神乃至人的精神下降的假定，它是复归了艺术的最高形态亦脱离不了日常生活现实的本源实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性的标志不是仅用日常生活和艺术的同一性较量中获得的，当现实的残酷让人变得无能为力，或者人人都是英雄的时代，这现实消解的又何止是生活和艺术的界限，我们需要重新估算的审美的价值问题实在太多。一如《作品》所呈现的诸多抗疫篇什一样，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会成为我们回溯历史中永不熄灭的光。夜尽之时便是日明之际，一切灾难终有寂灭之时，愿只愿我们不仅在疫情面前逐渐学会应对虚无，还能思考追问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如何重构理性、尊严与价值。

厚重中国的故事

2020年，《作品》为“中国故事”的讲述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故事”，实则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命题。如何将中国古老悠远的文明与当代的伟大变革呈现为“中国故事”，是新时代文坛前行者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仅仅用中国经验演绎例证几个西方的经典理论命题注定一葉障目，选择性地讲一些零碎的或煽情的人和事也只不过管中窥豹。当代中国的多元性必定需要作家们在精细复杂的语境中以雄心、眼力、耐心、笔力，以在大格局的热爱、坚守、自信中展开生动具体的故事蓝图。中国从来不缺好故事，中国故事永远比这个命题本身包含着更多的寓意。

著名作家叶辛的《九大寨》以“现在—过去—现在”时态回环展开多维度的叙述，正是叶辛兼合了双重时空的叙事艺术将贵州九大寨一百年来的演变归置于“现在”“过去”进行故事构建与情感言说。叶辛用一种自叙写作的主体间性连接着故事的首尾，强化了写作的在场感，也增强了故事的真实可考性。九大寨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与人们的爱恨情仇以韦府大院为展开核心，作为百年间贵州某地域某历史时段少数民族的变迁史，既有该族群三代各异的时代背景，也有鲜明的个体生命光辉。从知青文学、上海记事的关键词视点看叶辛，其作品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是相当宏大和深刻的。而《九大寨》的价值也是无比丰厚的，从民俗学、民族学、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形成了互构性、指涉性特点的认知，在其有限的叙事空间和象征性的族群记忆中，凝结了中国人朴素的精神追求、民族信仰以及独特的审美情趣。这是在以显性与隐性社会、族群进程中的可写性尺度里，用遮蔽与解蔽的双重叙事策略构建的中国故事，具备强大的历史生命力、温暖的现实关切力和面向未来的不竭创造力。

实力作家海男的《青云街四号》以内在的广阔性和深厚度，在缓慢的时序中对语言的考究、文体的探索、哲学内蕴的挖掘上来讲述中国故事。语言上，海男以诗性的语言特质作为《青云街四号》的外在引领，呈现一种如河舒缓蔓延的讲述逻辑。以诗的跳跃性来显露小说的时间轴上的齿轮，她将中国传统诗论的特质移置到了小说叙事的关键衔接处，更以“诗言志”的中国作家创作使命构建出了属于她的独特创作个性及民族精神境域。在文体上，海男隐晦又巧妙地将文体界定做了一种模糊边缘的处理，她容纳了诗化小说、日记体小说、采访体小说、史传体小说、散文化小说、意识流、女性主义文学等创作手法承接她广阔的心理想象空间，显出了她具有“跨界”的文体智慧、深厚的艺术积淀与严苛的审美追求。这种文体跨界显露的必然是作家新的艺术思维方式，新的思想因素、文化因素和美感因素，能在更具有创造性、想象性的思维空间中牵引读者从不同的门径进入故事的阅读冲动与体验。在内蕴上，《青云街四号》的哲性光辉关涉了以生态美学的视角人存在的对价值追问，以使得人心在“青云街四号”获得救治与宽慰的隐喻中，散发出中国文化独有的豁达与风骨。也在文本地理空间的构造中考察出人生存处境与存在意义，从小说呈现的荒诞性中反思和寻求人的来处与归处该是一条纷繁又可供安栖魂灵的“青云街”。最重要的是，海男的《青云街四号》不仅文学化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当下所面临的诸种文化裂变与精神选择问题，还系统地勾勒出了当下社会的诸多生民流变与价值沉淀问题，再现的是中国学人根植于最大善意基元上的人性思考与民族忧患意识。《青云街四号》是需要慢下性子来琢磨的中国故事，它在看似繁芜的语言背后埋藏的许多本真的东西，可以是哲学的况味、生命意义的探究，可以是诗的内蕴，可以是人物形象的隐喻，可以是历史的浮沉，可以是对海男创作心理空间的猜想与填充，以及对她的创作经验与风格的揣摩。中国故事在中国作家的身份以眼、心、手描摹、造就的一片好风景中，吸引着驻足的人一起漫步于中国大地。

薛舒的《万事如意》以外聚焦的方式讲述湘泉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里彭腊梅等护工及众多病号相处的日常;以护工彭腊梅为中心人物织了一张网，每一圈网格上都粘着照见现实的镜子。这个中国故事是以拼合了服务中心住院部的24张床为舞台，与之相关的不同病患、医护各自上演着不同的人生戏码。《万事如意》里并没有太大的叙事空间，也没有所谓的英雄人物，有的只是对人们日常生活原生态面目的如实呈现：庸常的生活里人们摸爬滚打的姿态，平淡无奇中人们喋喋不休的生存状态。他们是彭腊梅憋着一股劲的咬牙坚持，是老纪对生命的虔诚尊重，是李姐市侩智慧后的故事，是快递小哥“美丽错误”下的温暖，是大妹爹生命垂已前的任意妄为，是妙妙冷漠与细腻双重态度的疏离，是头盔阿爹在亲情冷淡中守着的一点人间温情，是祁老太太“老”而忘忧的惜字如金……薛舒笔下的这些细碎的生活絮语和特写，仿若我们每一个平凡生命在生活舞台中最本色的出演的幻影。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作家的想象往往是会输给现实的，在时间中沉浮的生命个体的真实经历会比小说更为丰富。《万事如意》以白描现实的小说立场，以细腻笔力和洞察力磨出的文字，洞见的人心之多面性消解了我们对生活如梦似幻的憧憬。“人生无根蒂，漂如陌上尘。”细碎如尘的我们因何而伟大？可叹，我们生而为中国人，以个体的“平凡铸就伟大”，在“每个人都了不起”中获得肯定与勇气。

抚触文学的质感

文学的质感取法于生活的平常与琐碎，而超拔于精神的高远与深邃。2020年，《作品》用“探索发现”和“质感记录”，联合“大家手稿”，以诗歌、小说、评论、散文、非虚构等文体抚触独属文学的丰富质感。

莫言的《东瀛长歌行》以落墨成书的笔法在复古雅正诗歌美学中， 呈露复杂多样的现实与奇幻缥缈的想象相互勾连的情感世界。莫言借以散句灌制，在开合任情、任意挥洒中充分将叙事、议论、抒情的功能融汇合一，也借潇洒自然的态势牢笼诸象，起伏跌宕尽写世间人与物，未必能界定为潇洒俊逸，但在铺叙演进和适当用典中显出了歌行体的质地。

野莽的《赔人》以惯有寓意辛辣讽刺的小说风格和笔调书写“明白村”的一桩案子发生的始末，他用看似无痕的文学“手术”剥开清醒者的孤独，在泛着冷光的“刀具”中现出卑微者的顺从与反抗。野莽以文学之刃划拉开的现实口子，有捂也捂不住的白骨森森和忍也忍不了的疼痛低吟。野莽在打破传统和现代文学间的隔阂中展露出文学的筋骨。

丁帆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将“现代性”这个纷繁复杂的概念置于中国文学在当代性的建构法则设想中，以深入浅出的旁征博引，由“启蒙”为核心关键词勾勒出了关于现代性的延展与当代性的建构问题。先生实则以学者的本色维护着文学的质感。

周洁茹的《生活写作》，以最为接近作家骨血的散文来说明她对于寫作的见解与生活认知，以及步入中年之后的她如何看待生活与写作的关系问题。她用双向性的他者身份，在平静自我展露与窥视激荡视角间将写作者的状态和心态，与随时随地取材的可能性做了构造。联系她的系列小说看，她的散文如话家常般的情感基调，沉着于一种推己及人的同情共话。这便是周洁茹对文学质感视若生命的坚守。

陈应松的《仙来抚仙湖》、傅菲的《落叶寺》从生态文学园囿中以两个不同的视角，创设了以聚焦于现代性批判的自然安宁、凡常人命运诡谲多姿的艺术世界，在切近时代命脉、撼人心魄的文学质感中升华了作家所要出发和抵达的文学境地。

杨刚的《支教笔记》、陈涛的《挂职见闻录》以非虚构文学的品格和独特性，从百旺镇中心小学、池沟小学的支教体验，为个体视角观照城与乡间距土壤上长出的苦难，以真切体验来展现小人物的日常琐碎，仿佛要重启特殊时代文学对于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唤醒的号角。

宗城以“左迁”拾遗为专栏考据、吸附璀璨如星的历代文学大家为权杖，潜入历史长河的逆流中浮沉出星后之黑色幕布与星前之不灭光华。《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潮州刺史韩愈，他的传奇于诗是清高一格，于文是精工率真。《柳宗元最后的夜晚》将柳州刺史柳宗元的刻骨孤独，在史料、诗作、书简中勾画成像，他那如铅的郁郁心结必定无人可化。《汤显祖的前世今生》以倒回中的1580年，张居正的敲门声叩开了汤显祖的前世今生，也把“临川四梦” 至情至真的文学力量震颤理性心魂，做成了断井残垣的叹息。《苏轼：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重现定州官道一路南行的车辙前站立着的苏轼，他用集聚“浩然之气”的君子品格，秉笔直言以致在青云路上节节颓败直至步入尘世洪荒。《李德裕：八百孤寒望崖州》营造以风云如晦的历史现场为氛围，烘托世家大族中的李德裕生也悲凉，死也悲凉的漫漫左迁路途，忍辱负重中终了于崖州。

可见也可叹的是，好的作家自古至今无一不是立足生活本身，书写最熟悉的人和事，以审美静照的方式穿透现实的表象，书展生活的困顿与伤痛，表现出探寻人类生存的理想和诗意的气质。可能还有一种不可轻易言说的生活之痛，然后在切身的痛感知觉中生成审察性与自省性，才得以织就独一无二的文学质感，使作品体现出永恒的情、浩荡的气、隽永的美的价值归属。

凝视生长的力量

《作品》继2019年关注“90后”作家，将“90后”作家以多元视角摄取文学素材和创作方法的文字呈现，对他们的纯粹与专注作为推送亮点，助推了90后部分作家的迅速崛起。2020年，《作品》仍继续着这样一种凝聚当代文坛生长力量之光的魄力，新辟了“网生代@”专栏，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惠州学院、南方科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辽宁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大学、东北林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部湾大学、重庆邮电大学、井冈山大学、鲁东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波兰华沙大学、英国斯特林大学等三十余所国内外高校在校大学生的作品进行了六期的联展。这三十七篇作品由诸多高校学者的推荐语为楔子，使得文本成为读者注目的聚焦点，直观地使读者感受到冒着鲜活生命力的文学气息。同时，这些文本映衬出写作者朝气蓬勃的新鲜面孔，他们以蕴含着多元视角的笔触，以暂时有限的经验发出自己的成长之声，来回应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当然，《作品》要借由网生代写作者的文字说明的是，年龄从来就不是划分文学进程阶段与变革特质的唯一动力，须勘察的还有如下种种：个性与深度哲思是其一，有如马晓康的《再见墨尔本》以深刻的个人留学体验划出了90后作家创作的历史深度;李君威的《走火》以存在主义的清醒写作了一个关于心灵创伤的无悲剧性结局的悲剧故事;羽瞳的《半面桃花》以富于地域特质的色调直观人生的琐碎。想象与理性并举是其二，有如冯萍的《量子的冒险》叙事起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王文熙在A、B、C国的“留学”经历，某种意义上可比于《镜花缘》里唐敖和九多公的见闻与启示;王明辉的《刺客聂隐娘的不可思议妄想症候群》以“戏仿”的后现代手法，在互文关系中对文学经典进行了现代性阐释的试验。张扬与内敛交织是其三，有如李锦城的《每个人在春天醒来》、郭旭升的《颂词》、刘西溪的《灰色地带》、余声的《往日重现》、董济东的《在傍晚时分》，在诗意的世界捕捉现实的光影，层叠出了梦的光华与人世的忧喜。

2020年，《作品》用二十万字分别刊登弋舟、李浩、阿乙、付秀莹、盛可以、田耳的新作，并行六篇大论。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品》在讨论当代文学绕不过的70后作家代表的一种肯定与推重。“须知少年拏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或许可以适用于21世纪以来，70后作家集体告别青春书写，走向对创作主体性思考后的一种回望性与前瞻性的肯定。

弋舟的《鼠辈》是2019年年末写下的一篇小说，作为《作品》第一期的短篇，也成为了戈舟《庚子故事集》中的一篇，无论以何面目出现，其意味都非同一般。戈舟作品的“探索性”“文学性”“深刻性”之特质在《鼠辈》中继续着，他使用潜在的“追问意义式”的叙事结构对当代人的存在状态进行了审视。这个鼠年疫情之下的轰轰烈烈与凄凄惨惨并存，戈舟用饱含隐喻的文字平衡着现实与文本“趣味”和“意味”的关系，在零散情节与意义堆叠的间隙里衍生出诗性与智性，推呈着属于戈舟的独有的辨识性特征。

李浩的《我的村庄秘史》以“最熟悉”的常柳村为尺，丈量着历史地图中关于它的秘密的深度。李浩的创作常以富于意味的意象来掩埋其文本寓言性的深度，“我的村庄”曾栽柳得名，也曾在血流成河的历史中流淌着刻骨铭心的真实。村庄意象是文学中关于乡土中国的重要文化符号。李浩的村庄集合了地域特色、精神内涵和人文品格，在聚合了寓言网格的经纬线间填充了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轨迹、文化运行的机制、民族品格的肌理的思考，他将众多主题用一种虚构的真实、智性又不艰涩的手法聚拢成了现代寓言故事。要说李浩的“先锋性”，从来就不是以借鉴花哨的西方小说的形式进行虚空的炫技表演，你且读，便知其不可估量的价值分量。

阿乙的《幽暗意识》是由四个具备“魔幻”特质的“民间故事”构成，像童年时候家里老人讲出来的志怪故事的现实投射，有捂着耳朵、眯着眼睛仍要坚持听完看完的吸引力，也有着足以让人害怕得颤抖心房而后蔓延入梦的训诫警醒的性质。阿乙将独特的乡镇体验消融在极富颠覆性的叙事张力中，把日常生活的表象沉浸于故事时间的内在涌动中，浮沉间尽是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之思。他的“幽暗”诗意沉淀着对死亡的认知和对人性的勘探。

付秀莹的《谁此刻在世上的某处哭泣》，标题化用了里尔克诗作《沉重的时刻》中的诗句，写的仍是来自“芳村”的女孩——宋晓敏。她以在校大学生、家庭教师的双重身份，以一个家庭为镜，演绎这个社会扑面而来的现实种种，引发对女性如何立足、如何行走的问题思考。如果以付秀莹承接中国诗化小说的传统为视角，解析她的《谁此刻在世上的某处哭泣》的话，在情感作为主线推进中，缓慢沉静无大风浪是为显性特征，而现代性面前的灵魂裂变必定是其隐性内涵。

盛可以的《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采用了第二人称心灵剖白似的方式直白、坦然、细致地展开。对于盛可以的评价关键词大多与疼痛、沉默、隐忍、粗暴、凶猛、逃离、挣扎、尖酸、刻薄、冷峻、凌厉等有关，而《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铺展了她的柔软。这份柔软来自失去父亲之后的疼痛的忏悔与醒悟。生而为人的疼痛体量巨大，亦不可复制，个体的疼痛也没有所谓真正的感同身受。盛可以给予的忏悔后醒悟的人可以更坚强、更懂爱地活的思考，但绝不是《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的唯一主题。

田耳的《虚耗》用小说主人公成桐离婚五年后网络征婚为入口，在溯源其原生家庭、塑造其父亲形象中穿插了对母亲形象的构建、父亲“捕鼠记”的情节细化。田耳这种不确定性的叙事立场，使得步入他创作丛林的人不自觉地迷失在一棵棵高耸入云的“文字树木”前冥想良久。田耳的小说不刻意织网打捞道德规训的指向性，而是在被界定为异质性的书写类别中，展现了他对于荒诞情节的严肃性把控与对生活真实性的一一还原。田耳的这种獨特创作魅力和艺术张力，构建在他对于复杂人性、生活多次元、生命意义探寻的零聚焦的观察中觉出的新鲜感。

这些集诸多大奖于一身的70后作家，他们都有着一双觉醒的慧眼，都曾在一眼皆能望到尽头的现实的人生恐慌中以文学为利刃破茧而出。他们以极具辨识度的语言技法、叙事技巧、文本结构、情感经历、多维视野、丰富体裁、特色话语、文化环境、生长烙印等各要素成就他们文本的日常性之真、文学性之美与现代性之思的多维美学向度。

开掘评论的向度

2020年，《作品》构建的文学生态可圈可点。尤其在对文学评论的生态构建中，也秉着“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的宗旨，一定程度上多维度地变革了当代文学评论的格局。《作品》不断在探索中变革充实文学评论，除了重新点亮对于中国诗歌“天下好诗”进行传统诗学评价体系的红烛，还以三个路径辟开了评论的阵地：学者品评、粤派批评、评刊团评谈。

2020年，杨无锐“风雨学人”专栏的学者风骨与思想光华必须提及。杨无锐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在打通东方到西方的阅读理解中，拉阔了文学对于人性表达的宽度和理性沉思的深度。他以托马斯·曼为着了魔的“病人”寻找发音的声调为事业，为他们在“魔性”的现代世界绘制逃脱塞壬歌喉的精神地图。他以剖解赫胥黎的精神世界看到一个预言家对个体与民众在不同时间、空间的规训与灵性重生的问题。他以卡内蒂的《迷惘》对举了这个时代迷惘新一代的“彼得·基恩”们的忧恐。他将白居易置于比较阅读的视野中，辨识他作为他所属时代最有能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天才，以诚挚的笔力烙出信笺中写作等级的问题;王国维以其丰厚学养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分割、救赎与瞩望的问题;延引至米沃什在诗歌世界的“欢愉”基石的构筑中，如何为人类心灵构建家园的问题疆域。他在C.S.路易斯《天路归程》的启程寓言中，以班扬的《天路历程》为阅读导引，按图索骥地重启现代教育、历史符号、故乡归途的精神按钮。

2020年，《作品》专设“粤派批评”栏目推呈了广东实力派作家研究。在以评论引领访谈与创作谈的笔会形式中，对塞壬、杨克、南翔、邓一光、蔡东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研讨，并聚焦了申艳霞、贺仲明等评论家的目光。贺仲明将“知识分子”为写作者创作作品的特征界定，图解了南翔近期创作对于历史题材、底层关注、生态环保主题涉猎的意义。在陈佳佳、陈杏彤合力对《还乡》的品读中深化了南翔创作符码里对于人性曲折幽微之处的收纳。《超越现实之上的想象世界》和《更行更远还生》的在场访、谈、论中，在《父亲后来的日子》的手稿间隙，使得作家南翔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让读者对其有了更加立体化的认知与辨识。申艳霞以与杨克早年的偶遇交集碰撞为圆心，勾画出了杨克作为诗人的圆融肖像。申艳霞解出了杨克的历史意识的奥义，使得他的诗作及他的诗人精魂流泻出的时代感、当下感，在天真与自得中显出不一样的现代性。杨玲、蔡岩峣对杨克的评论构设了中外诗歌的经纬，以“世界性”为最长弧线，形构了杨克诗歌世界促成的“诗歌中国”的古远又现代的文化记忆。《诗歌要有灵魂，呈现我与时代的灵魂》和《敬亭山与桃花潭》的率性、诗性谈论与畅怀中，温润可感的是诗人杨克诗心与仁心，已然早就镌刻在了他行走过的所有山河之中。

2020年，《作品》在“评刊团”中又新组建了108人的青年团。仍以线上评刊为切入点，为作家、编者、读者搭建了快捷、精准、真诚的线上交流平台，也为评刊团提供了发表评与文的平台。评刊员除了大学教授、知名作家、文学副刊编辑、各地有影响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外，更多的是有较高文学欣赏水准的普通读者，也不乏成长中的热爱文学的在校大学生。评刊团评论针对性强、接地气、说真话、敢批评，2020年继续着“改变中国文学评论生态”的步伐，在开展三场线上评刊活动、两场线上讲座、一场线上颁奖典礼中，初步实现了成团初衷：让文学批评生态更丰富，在互动、共享、开放、多元特性中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活动中，为文学期刊运营和编辑选题提供新的路径。

托举无价的深情

《作品》的深情，从来就不是以袖手旁观的他者姿态介入作家与作品;《作品》的深情，从来都是在懂得了作家作品的深情发源中，弹响共情共振共鸣之音。

2020年，《作品》以深情会新友，更以深情酬故交。

《作品》对吴可彦的发现，是以文学之光解锁了作家的生命镣铐，借由他的《盲校》凿开了特殊人群置身的幽暗世界的一束光，这束光照亮了“盲校”里的每一颗成长的心灵。吴可彦的《盲校》以文学的方式传达作为失明人的生存价值，以切身之体验对文学之于人性本真的褒扬植入常人无法理解的深情。《作品》是在当代小说对于残疾人的关注视野不断地扩大中投注别样的深情的。当前，或者说未来，关于残疾叙事的语境特质与创作主体的身份意识关系之间必然会呈现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盲校》中，林晨、周西云、范小寒、林若水、伟明……这些成长中的孩子，有着普通学校孩子一样的青春充盈与心灵缺口。吴可彦把这些人物的塑型与叙事由以往的边缘配角向中心主角叙事转型与转变，将自己与人物的情感关注由单一的唤起同情趋近了多元的复合情感叙事转变，叙事方式由单一的平面化叙事向融合多侧面的立体化叙事转换。《作品》实则在接受美学的多异性阐变中，引领读者由单一的审美解读向度转而为向多声部的诠释的可能。

吴可彦，这个深受博尔赫斯启蒙的作者，我们透过他的《盲校》，不难发现他正在构建生成中的写作生命里注入的深情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以林晨的“孤独”为主体验的心灵发现，在探寻道德隐喻的现实选择中对现实社会进行的真实探寻。二是在人物成长轨迹的比对中展现情与爱的主题内涵，还原盲人作为社会一分子对于家庭温暖、情爱滋润渴望的正常性予以观照。《盲校》在这一方面为文学的人性化关怀的确提供了较好的案例。三是关于苦难救赎的想象。残疾人相比于正常人而言，面對现实的困难和精神的苦难是更为直接和无法抗争的，也会在作品和阅读想象中显出与常人不一般的沉重。而拯救中的自救与他救的救赎问题，会更显示东方哲学文化与信仰中爱的救赎主途径。吴可彦以己之体验，在塑造叙事人物的丰富性上，形成了《盲校》可借由文本追溯到作家境遇和心理层面的张力效果。这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文学征候，即吴可彦们的这种文学深情使其文学野心与现实处境抗衡之间形成一种文学的“英雄主义”，也未为可知。

《作品》对程坚甫的价值重估，可算是以对文学纯粹性的敬仰表达的深情。程坚甫，这个被淹没的诗人随着他被淹没的诗道仿若坍塌了中国诗坛的一个大缺口。所幸《作品》以长歌当哭的疼惜填补了他身后的空缺处，与知道、读懂他的深情之人一道重塑了一座丰碑。

程坚甫，堪称“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后一个古典主义诗人”。他身在乡野却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在农村最下层劳作四十年，写下了数百首优质咏怀纪事诗以录时艰、以表心激荡之波澜。他以自悯自尊自傲之姿活在诗的世界里，把生命深情奉予了他的诗，疗愈那现实中残缺的心与身。《作品》选录其诗作七十首并陈中美先生评注，钩沉其诗之品格;刊王鼎钧的《慕旧惊新读残篇》、刘荒田的《江天俯仰独扶犁：记台山杰出诗人程坚甫》、苏炜的《中国农民中的“当世老杜”》、谭琳的《诗人程坚甫和他的诗艺》之论勾画其人之气骨。生而为人，渺若红尘之纤，何以飘寄一世？如程坚甫般借诗为之舟楫，渡人生之海亦是深情不悔的选择。

2020年，群体狂欢成了梦境中的奢侈，可是我们在《作品》中，与无数陌生人抱团取暖，以文聚友，共话深情，也未曾错过多彩的现实与人。

2021年，风景仍在脚下蔓延，带上最好的《作品》，与我们沐浴着的时代之光相伴，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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