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及其原因

【内容摘要】  美国“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呈现明显两极化、主体向左的趋势。一方面，这种两极化与两党意识形态、政策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两极化也显示出新的代际特征，即鲜明的道德色彩与强烈的对抗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原因包括信念激情期的周期性再现、美国大学校园成为政治认同极化的孵化器、安全空间建构与微侵犯观念隔断大学不同政见者的沟通与交流、社交媒体强化“Z世代”同一阵营内部的政治认同等。“Z世代”大学生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方式参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并使投票率创下新高，这成为其政治认同极化公开表达的明证。这一态势引起了专家、学者等的警惕，重建大学校园政治生态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也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社交媒体的运用将使“Z世代”大学生对华民意更具敌意，受害者心理将使美国舆论在人权等相关问题上对中国持更负面的评价，安全空间防线将使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受到进一步干扰。“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趋势及大学校园政治生态将是评估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重要参考因素。

【关键词】  政治认同  极化  “Z世代”大学生  美国信念

【作者简介】  周顺，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上海  邮编：201701）

【中图分类号】 D77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2-0084-1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2005

“Z世代”（Generation Z）指美国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其约占全美总人口的26%，其中年龄最大的一批正走出校园、迈向社会。从族群结构来看，“Z世代”大学生中白人约占53%，拉美裔约占20%，是美国历史上族群分布最多样化的一代大学生。[①] 从经济结构来看，“Z世代”大学生的贫困率超过20%，较“千禧一代”[②] 大学生贫困率增长8个百分点。[③] 从家庭结构来看，虽然“Z世代”大学生的入学率（59%）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均为历史最高，但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比例也创下新高，约为1/3。[④] 从政策偏好来看，“Z世代”大学生更相信政府的力量，更关注气候变化、医保改革、经济发展与种族平等。[⑤] 从行为特征来看，“Z世代”大学生更精通技术、更务实开放，既强调个人主义，也注重社会责任。[⑥]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大学生的两大身份特征，即“互联网世代”与“安全匮乏世代”。与“千禧一代”不同，“Z世代”大学生伴随着苹果手机（iPhone）的诞生以及“色拉布”（Snapchat）、“照片墙”（Instagram）等各类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而一同成长，对他们而言，“滑动、点击、滚动几乎是像呼吸一樣重要的第二本能”[⑦]。与此同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在国内大肆营造恐怖主义危机四伏的气氛，让“Z世代”的年轻人更确信自己时刻处于危险当中，他们注重自我感觉，关注个人情绪安全，对所谓的安全匮乏尤其是言辞暴力相当敏感。根据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2019年的报告，“Z世代”大学生表现出更高比例的焦虑、抑郁与严重的自杀倾向。[⑧] 可以说，沉溺于虚拟环境中的“Z世代”大学生是孤独感最强的一代，也是最倾向于政治立场公开化的一代。

“Z世代”大学生是美国未来政治的主力军。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来自这一群体的选民占合格选民人数的10%，投票率超过53%，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总统选举投票率最高、政治参与最活跃的青年人群。[⑨] “Z世代”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呈现明显的两极化、主体向左的趋势。其政治认同两极化也显示出新的代际特征。政治认同两极化导致自2013年以来美国的校园暴力事件不断增加。[⑩] 譬如，新生代“新右翼”组织层出不穷，年轻的新纳粹分子、三K党成员和装备精良的“布加洛男孩”（Boogaloo Boys）[11] 充斥着大学校园;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左翼大学生一边积极参与“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与“安提法”（Antifa）集会[12]，一边向校方施压，抵制校园讲座，围堵教务长居所及社区，[13] 要求大学更名（耶鲁大学）、教授停职。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在招生计划中声明“只招收致力于黑人研究方向的学生”，更是对学生政治认同极化的推波助澜。[14] 如果福山关于“两党目前处于极化历史最高点”[15] 的判断正确，那么“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极化则预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内政的分裂图景。相较于其他代际的大学生，“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出现明显的两极化趋势。[16] 本文将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通过考察当代美国大学校园政治生态的变化，对“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的特征、原因及影响进行探讨与展望。

一、“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的特征

美国“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包含三层含义。[17] 首先，“同一与等同”，即政治共同体的同一性，具体表现为大学生对“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18] 的认同。这一认同的基础不是血缘、文化，而是一整套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包括自由、公正和机会平等。其次，“确认与归属”，即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个政治群体，具体体现为大学生对某一政治立场或政治主张的支持与拥护。再次，“赞同与同意”，即对自己所属政治群体的期待、选择或批判（批判性的认同），具体表现为通过谈判或斗争等达到强化政治群体自我归属感的目的。

在美国社会陷入“低水平的绝对流动与低水平的相对流动产生叠加效应”[19] 的背景之下，政治认同两极化将以极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持续存在，甚至出现政治认同的“代际效应”。“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受到美国国家极化的直接影响。从静态的中观层面来看，美国国家极化主要表现为两党斗争的尖锐化、精英立场的极端化、媒体参与下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白热化[20] 以及选民对立情感的持续化，其中右翼多以观念强度的变化（行为更加激烈）来应对左翼观念幅度的变化（文化产业全面左转）。[21] 从两极化的动态视角来看，美国国家极化正在重塑新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平衡，现有的联邦主义资源及宪法等自我纠错机制受到严重侵蚀，不但无法起到制衡作用，反而成为加剧两极化的制度引擎。[22]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全面“入侵”，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与美国国家极化高度同步化，呈现两极化且整体向左的态势。“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两极化是这一代人独有的特征。

（一）“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具有鲜明的道德色彩

与东欧学生剑指“国家”，法国学生剑指“社会”不同，美国学生反叛运动主要建立在反抗“道德文化”的基础上。[23]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重塑了美国社会对婚前性行为与政治权威的看法，那么2013年之后“Z世代”大学生则参与并见证了同性恋权利合法化的进程，领导了2019年规模最大（全球逾400万人参加）的气候大罢工，[24] 以持续推进“黑命贵”运动的方式直面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25] 在他們眼中，这些不仅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更是道德问题、善恶问题。

（二）“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具有鲜明的平等色彩

在政治光谱的两极，左翼更认同“平等”，右翼更认同“自由”。[26] “渴望自由又害怕失去平等”这一“可敬的冲动与矛盾”成为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27]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Z世代”大学生都是平等主义的认同者，“不论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允许学生发展自身的特殊才能”成为他们认同的“唯一正义形式”。[28] 坚守平等是美国“Z世代”大学生信念认同的第一要务。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一个族群国家（Nation of Nations）。白人、非洲裔、拉美裔、亚裔、印第安人五大族群构成了多元民族国家，在同一部宪法保障下和平共处。没有平等与多样性，就没有政治认同。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平等主义开始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进入大学校园，反对歧视、支持少数族裔及其宗教信仰、帮助非法移民及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成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关注对象。在推进平等的同时，蔑视社会规则、否定历史及传统、“取消文化”等观念随之占领校园。有教育者感叹，平等主义自我满足的做法就是把大学里不合其口味与情调的东西一扫而空。[29] 美国教育领域已成为政治正确大旗下极左思潮的“灾区”。

（三）“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具有强烈的对抗性

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表现形态主要是对政治群体或政治行为的支持或批判。[30] 支持可以理解为正向认同，也就是基于利益或情感而进行主动选择，自觉接受某一制度或理念约束的行为过程。而批判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向认同/迂回认同的过程。大学生的批判性认同有益于形成社会整体的信任机制，有助于社群活动的健康开展，也有利于避免暴力话语与行为的发生。[31]

值得注意的是，“对抗共同敌人”已成为美国“Z世代”大学生表达社会批判的新形态。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动员方式还是基于对人性的推崇，运动的目的“不是摧毁美国，而是修补并使之重新联合”的话，那么如今的校园暴力与各种抵制行为却是为了“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32]。基于种族特性的“敌我划分”观念在美国大学生的交往行为中成为“新常态”：右翼学生将犹太人、黑人、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正义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 SJW）列为“共享仇恨”的对象，左翼学生则公然宣称要解构“白人”及依附于这一概念的一切事物。[33]

2020年的总统选举投票即是“Z世代”大学生“对抗共同敌人”心理的一次集中展示，“Z世代”大学生以积极投票的方式凸显其政治认同的力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在2020年大选的合格选民中，有10%是“Z世代”;而在2016年的选举中，这一群体仅占投票人数的4%。[34] 更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极低（在35个发达国家中处于第30位），[35] 但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Z世代”的投票率超过53%，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选举中青年群体投票率最高的一次。[36] “出于反感而投票”成为“Z世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度迅速提升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政治认同极化的公开表达。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创造了两大纪录，一是创造了自1900年以来最高的投票率（66.8%），二是拜登和特朗普分别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普选票数第一和第二的总统候选人，这两大纪录让美国社会的政治认同两级化趋势暴露无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民意调查显示，“Z世代”有65%的人选择民主党，比其他年龄段的选民多出11%。这一选择并非出于认同与欣赏，而是出于愤怒与厌恶。“Z世代”的民主党支持者中有45%的人表示，他们不是赞同拜登，只是以选择拜登的方式来反对特朗普罢了。[37]

二、“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原因

“Z世代”大学生是美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38] 也是脆弱、焦虑、易受虚假敌意挑动的一代。宏观上，其政治认同两极化受美国国家极化的直接影响，包括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多元文化导致身份政治危机加剧、公民价值观念变迁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凸显等。[39] 微观上，“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出现应归因于三个方面。

（一）信念激情期的周期性再现

亨廷顿认为，对美国信念的坚守往往不是弥合，而是加剧政治认同的裂痕意识。[40] 美国历史上曾出现四个信念激情期，从20世纪60年代的第四个激情期开始，青年大学生成为社会运动的新生力量。第五个信念激情期在2020年前后开始并持续20年左右。这种社会冲突的裂痕将跨越原有的阶级和种族界限，间歇性地以草根派[41] 与建制派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针对建制派的全面反抗运动中，大学生得以确认自我，为现行体制注入新伦理。

伴随信念激情期周期性再现的，“往往不是新思想的引进，而是旧思想的重申”[42]。始于2012年的“黑命贵”运动就是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草根组织的翻版。该运动由三位酷儿黑人女性发起，目标是“使黑人免于有预谋的故意伤害，呼吁所有黑人为自由而奋斗”[43]。发展至今，该运动已成功聚集了包括“Z世代”大学生在内的各类群体。[44]

“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两极化也显示出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特性。过去大学生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繁荣、富裕的社会，如今面对的却是一个经济疲软、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换言之，如果将此前称作一场关乎未来期望的革命，如今则是一场争取立足点的斗争。[45] 因此，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多限于激进左派与激进极左派内部的缠斗，而当今大学生群体已经分化为观点完全对立的激进右派与激进左派。他们无需团结起来对抗建制派，因为其冲突本身就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相互对抗的重要部分。他们没有共同的敌人，因为他们已经身处斗争的两极，对方是这场斗争的唯一对象。

（二）大学成为加速政治认同极化的孵化器

大学政治生态对于美国多数选民的政治认同建构存在直接影响。[46] 在大学校园中，政治左转的学生支持以平等为终极诉求的“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占学生群体的大部分;政治右转的学生则主张美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主导美国文化，在校外右翼势力的挑唆下，其人数与能量不可小觑。[47] 作为青年人政治认同形成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大学应当在弥合政治认同分裂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美国大学校园如今却成为政治认同极化的孵化器，正在以独断、偏狭的方式塑造并输出具有鲜明政治偏好的公民。

第一，学校作为一种场域会扩大阶级差距。[48] 20世纪中叶，美国青年或许还能够找到跨越阶级界限的朋友，但随着经济鸿沟的拉大，阶级壁垒日渐森严。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学生而言，上大学变得容易了，可是上好大学却变得更加困难。20世纪70年代，穷学生中只有14%进入社区大学，进入21世纪后，却有32%的穷学生被送入了社区大学。[49] 比起特权阶层的各类入学优待计划，平权运动的少数族裔入学优待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即便进入了好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依然局限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圈子，很少能够有效接触“非我族类”。[50] 如此大学只会强化学生的阶级属性，极化学生的政治认同立场。

第二，大学的同质化功能。同质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学与政治气候的同一化，二是大学内部的同质化。它反映了“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极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及政策立场上的高度同一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校园左派教师投身于身份政治，在不断制造认同分裂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大学统一“左转”的进程。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指出，“婴儿潮”出生的大学教师，虽然在种族性别构成上更多元化，但是在政治倾向上同质化程度却更高。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心理学领域的教授中，左派与右派比例高达17∶1，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教授，左派与右派的比例为10∶1，只有经济学领域教授的左派与右派比例差距较小，为4∶1。教师的“左转”加剧了美国大学校园中党派竞争与党派“自净”的趋势。[51] 教师“左转”也对学生“左转”产生了示范效应。进入21世纪后，左派学生比例上升至30%以上，与温和派学生人数相当，“Z世代”进入大学后，“左转”速度继续加快。[52]

大学内部的同质化趋势也是“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极化的重要原因。当美国人为精英学校的“多样性”特征而激动不已时，事实上他们并不像自己理解的那样，真的与“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而只是一群同样的人（他们都是政客、银行家、企业家、律师和医生的孩子），恰好有着不同的肤色，来自不同的地方罢了。所谓的“多样性”只是一种假象。即使入学时的大学生存在不同，但在他们毕业的时候也已经严重同质化了。

第三，大学的企业化以及将大学生奉为“消费者”的做法强化了“Z世代”大学生的“特权堡垒”意识，加大了他们与“非我族类”的认同差异。马里兰大学教授埃里克·阿德勒（Eric Adler）指出，学生校园暴力事件的根源在于，“大学做出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决定将学生当作消费者，学生每年支付高达6万美元的费用，以换取课程、美食、舒适的住宿环境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53] 另一方面，从大学校长到管理层都像服务客户那样致力于讨好学生。[54] 在这样的大学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更容易唯我独尊，接纳与包容不同政见变得愈加困难。

第四，反智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反理性主义与无知的流行文化互相促进下，美国特有的反智主义倾向加剧。2020年6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戈登·克莱因（Gordon Klein）因拒绝在考试中给参加“黑命贵”运动而耽误学业的黑人学生推迟考试、延长作业期限、降低考试要求等额外优待而遭到投诉，被学校停职。[55] 这让现代教育者不禁反思，大学到底用什么衡量学生？大学入学政策是奖励某种优秀、德性还是补偿某种不足？降低智识要求的大学无法塑造思想健全的大学生，而政治认同只有在国民良好的品性和理智中才能培育与生成。

（三）安全空间与微侵犯概念构建下的两极对抗

第一，安全空间。“Z世代”大学生执着于营造自己的安全空间，其中首要的是情绪安全与舒适。对他们而言，“安全不仅是远离交通事故和性骚扰，而且要避开道不同者，越远越好。”[56]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弥漫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恐惧与焦虑使学生对安全空间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相信，危险和歧视无处不在。少数族裔构建安全空间的过程也是种族主义不断内化的过程。在“黑命贵”运动影响下，堪萨斯州的非裔美国大学生要求食堂设置专门的“非裔美國人餐饮区”;出于安全考虑，传统黑人院校（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BCUs）的黑人新生录取人数从2014年开始迅速上升。[57] 黑人大学生的自我隔离与封闭加速了种族主义的内化（internalized racism）。那些追求学业精进，试图与白人学生正常交往的黑人学生被同伴嘲弄为“扮作白人”[58] 而倍受排挤与敌视。所谓的安全空间阻断了不同族群间的沟通与交融，“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调适过程因此而扭曲甚至阻断。

第二，微侵犯。其原意是指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简单随意的语言、动作或氛围，有意或无意间对有色人种表达出的某种敌意、蔑视及欺凌。[59] 按照“综合威胁理论”提出的现实威胁、象征威胁、刻板威胁、群际焦虑四种可能导致偏见的威胁而论，微侵犯最多算是焦虑产生的虚假敌意。[60] 但问题在于敌意或意图本身已经不再是微侵犯理论评估罪责的必要条件，学生个人的感受才是评判的最终标准。“当我认为动用暴力就可以防止自己的安全空间免受侵害，那么身体暴力就是正当的。”[61] “Z世代”大学生通过抵制课程、讲座、教授及学术文章的方式与他者/压迫者对抗。因为在安全主义文化下，言论即暴力。他们要求取消大一新生的人文课，因为该课程主要的阅读内容集中在古希腊与东地中海国家的思想家（被认为是白人思想家）;他们用暴力强迫学校取消各类“危险”的讲座，因为演讲者的观点对学生而言是一种暴力伤害;他们要求学校辞退教授、解聘管理人员，因为他们的言论构成了某种不安全的校园空间氛围，使暴力充斥校园;他们要求已经公开发表的古典学文章撤稿，因为该文章代表了“古典学中的种族主义”，给某个群体带来了“难以消除的伤害”。[62]

（四）短视频+社交媒体推进政治认同两极化

作为美国大学中的边缘人群，校园中的右翼力量通过互联网逐步扩大了规模和影响。以右翼组织“普拉格大学”（Prager University）为例，这所没有实体校园、不设任何学术机构、没有具体课程、也不授予证书或文凭的虚拟大学，自2009年创办以来，凭借每集五分钟的短视频课程获得了每年超过10亿次的点击量，其影响人群的规模超过百万人。“普拉格大学”的受众主要为试图规避实体大学的左倾思潮或家庭思想灌输的“Z世代”大学生。在创办者眼中，在线建立“右翼大学”将给那些“被迫”受左翼观点影响的大学生提供更多“有益”选择;而在“Z世代”大学生眼中，加入“右翼大学”学习保守主义思想已成为反抗校园文化、彰显“独立个性”的重要表达方式。[63] 这一“隐形”右翼学生群体人数比统计数据显示的人数要多得多，在右翼媒体与校外右翼势力的鼓动下，他们成为校园暴力的急先锋。

除了短视频之外，社交媒体形成与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也成为意识形态的回音壁，它强化了同一阵营的认同，阻断了不同阵营之间的沟通。艾莉芙·沙法克（Elif Shafak）指出，社交媒体用户“背景越不同，沟通和同情就越少;越是无法欣赏共性，共享空间就越不平等，煽动者也就越满意”[64]。“Z世代”社交媒体参与者“不是在那里倾听，也不是在那里学习，而只是在那里发泄情绪。”[65] 在社交平台上，除了“相互冲突的确定性”[66] （clashing certainties）外，就没有其他确定的东西了。

在挑起话题和组织抗议方面，“Z世代”大学生不再是“软弱的观众”，而是“强势的公众”，社交媒体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67] 社交媒体时代的对抗无需领袖人物，因为人人皆是领导者。共同敌人的身份政治与微侵犯的普遍认知通过社交媒体发酵，塑造出一种“揭发文化”。站在台前的是一群精于美德表演的大学生，而在背后他们却竭尽全力地羞辱、抨击“我们的敌人”，号召大家进行街头抗议或直接进行暴力行动。[68] 在他们背后则是一大批战战兢兢，担心说错话、点错赞，害怕自己“被人肉搜索”而受到影响，不敢站出来为无辜受害者辩护的学生。[69] 在一个充斥着教条主义、反智主义、群体思维、战士精神的社交空间里，“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愈发清晰。

《科学》杂志的报告从社会心理角度对此类对抗行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被称为“政治宗派主义”的极化式对抗包含三个心理要素，一是将对方视为异己和对手，二是对另一派极度厌恶与不信任，三是将对手妖魔化。[70] 根据“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的数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人对“我方”的感情相对稳定，约在70—75度之间（0度最冷，100度最温暖），对“敌方”的感情从之前的48度降为目前的20度。[71] 换言之，比起爱盟友，“Z世代”大学生更恨对手。

三、“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

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早年所指出的，对于一代人的定义不仅取决于他们的年龄，还取决于他们青年时期的经历。在过去的20年中，作为政治文化根基的“美国信念”在弥合社会观念分歧的问题上独木难支，美国梦陷入低谷，[72] “两个美国”的意象愈发清晰。在这一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Z世代”大学生以其特有的方式与这个分裂的成人世界进行对话，用“对抗共同敌人”的方式在大学校园中划分敌我，营造安全空间;用暴力阻断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沟通与对话。这种对话形式在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混乱的同时，也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一）社交媒体的运用可能使“Z世代”大学生对华更具敌意

美国“Z世代”大学生在“中国威胁论”的敌意氛围中（20世纪90年代末）出生，在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中（2008年前后）成长，在“新华盛顿共识”[73] 的影响下（2018年前后）迈入大学校园，走向社会。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的数据显示，美国年龄越大的人群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越强，而“Z世代”大学生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约为53%，比50岁以上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少18个百分点。[74] 但是据此得出随着老一辈的离去，未来美国主流人群对中国态度会缓和的结论过于乐观。

通过社交媒体，美国政界与利益集团在反华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和主流规范对“Z世代”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Z世代”大学生沉浸在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虚拟环境中，比其父辈具有更强的政治敏感度与政治攻击性。他们见证了父母因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而陷入财务困境，在更加务实、更早制定自己的财务规划[75] 的同时，也更加有意识地将这一困境和危机与“作为头号敌人的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疫情肆虐期间，美国青年人更加依赖社交媒体交换意见、表达态度，其反亚裔、反中国人的对抗性情绪传播得更为广泛。社交媒体已然成为“Z世代”大学生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游乐场”和表达对华偏见的“角斗场”。[76]

（二）受害者心理使美国舆论在中国“人权”相关问题上持更负面态度

受害者心理是“Z世代”大学生普遍的社会心理特征。随着平权运动的推进与族群比例的变化，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体已经从少数族裔扩散至白人，从女性扩散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甚至共和党的年轻一代也站到民主党的立场上对黑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深表同情与愤慨。[77]

受害者心理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心态，其将直接影响“Z世代”大学生对中国相关内政问题的立场。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的数据，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对人权审议结果的认可度从65%下降至45%，中国对该结果的认可度则从40%上升至73%。[78] 换言之，中国在人权保护问题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从2019年至今，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涉华法案与报告，[79] 美国舆论将中国的反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反分裂活动与“人权受害者”相挂钩。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涉华人权外交更多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与霸权秩序的需要。从美国社会的主流心态出发，涉华人权外交则是传播美国信念，行使所谓“天赋使命”、拯救所谓“受害者”的政策利器。

（三）“Z世代”大學生的安全空间防线可能会对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产生较大干扰

美国式自由主义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不能接受异质的事物，所谓宽容和多元仅限于自由主义内部。“Z世代”大学生安全空间建构的过程亦是思想进一步同质化的过程，因为一个认同多元、分立，追求独立个性，支持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空间被认为是合理且安全的;而一个认同单一、整合，追求社会和谐，注重传统家庭社会功能的空间则被视为错误且危险的。当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出现危机时，人们往往更寄希望于以文化外交作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打破对立局面。当前，中国的对美文化交流与传播面临某些障碍，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方面，官方文化交流受阻。美国政府以中国提升“锐实力”[80] 为由，强行阻断正常的人文交流。在媒体的放大下，青年一代不再将孔子学院等学术活动看作某种文化上的正常交往，而视之为政治上的干扰和操控。另一方面，民间文化交流亟待聚焦“Z世代”大学生这一目标群体。比中国文化产业对美出口下降更为紧迫的是在新媒体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如何抓住年轻一代的问题。李子柒吸引美国年轻人的或许并不是她作为中国工匠精神与孝道传播者的一面，而是关于“失败的打工者”“城市化受害者”的体认以及对美好乡村生活的向往。[81] 针对上述状况，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要突破“Z世代”大学生安全空间的防线需要更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准确把握美国“Z世代”大学生的受害者心理与安全空间防线，关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代际特征，或将有助于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优势，促进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四、余  论

“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现象引起美国政府与专家、学者的警惕，重建大学校园政治生态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从国家教育政策的宏观层面来讲，特朗普政府已于2020年11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成立“1776年委员会”，以促进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与此前《纽约时报》发起的“1619年计划”所宣扬的“从种族主义与奴隶制视角回看历史”不同，该委员会旨在向学生宣扬美国信念，强调宗教联谊、善意、慷慨、美国人民共同的原则以及对未来的愿景，反对向学生灌输激进思想，反对从种族视角看待各类学科，以避免产生“新的种族隔离”。[82]

从学校内部制度建设的微观层面来讲，有学者指出，大学政治生态重建需要从四方面着手。[83] 首先，支持《芝加哥声明》[84]， 保障校园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不随意阻止或强行叫停学术讲座，允许表达抗议，但应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其次，将立场的多元纳入录取的多元化政策中，更侧重于录取品学兼优的学生。录取新生时，不仅要考察种族、性别上的多元化，更应关注政治立场的多元化，选择那些有“间隔年经历”的学生（如基层服务一年，或服兵役一年），这样的学生往往心智更成熟。再次，引导并教育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与建设性争论。鼓励学生正确面对冲突、争议与争论，学会在校园中从容应对信念差异与观点交锋。最后，构建高信任、高认同的“校园精神”，举办“连接美国”（Bridge USA）之类的跨党派学生活动，在大学校园创建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对话平台。

当然，以重建大学政治生态的方式缓解“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状况依然存在现实困难。一是政府更替导致政策变化过快。“1776年委员会”行政令的争议性与短期影响远不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医改计划，但在执行过程中会受到部分学校的极力抵制，目前还不确定拜登政府是否会取消该命令。二是大学的自我定位不清晰。大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益智厚生”，还是“引导与促进社会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将后者作为办学目标，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塑造方向难以在短期扭转。三是“议题”而非“问题”持续侵蚀校园。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议题替代问题”的学术交往方式让大学生变得更加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他们迫切希望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却对“问题”本身以及“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失去耐心。[85] 四是社交媒体部分抵消了大学重建校园政治生态的努力。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初走读制的推广、学业的职业主义倾向等大学内环境的变化[86] 成为分散学生运动、缓和激进思潮的空间稀释剂，那么进入21世纪后社交媒体的普遍应用又使得“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感知在虚拟的政治空间中被无限放大与强化。在不断“左转”的校园文化与社交媒体“回音壁”的叠加效应下，学生失去了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政治认同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立场非此即彼的公开选择或隐藏。大学是社会的缩影，也是未来社会的风向标。美国“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与美国校园政治生态的变化将成为评估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重要参考因素。

[责任编辑：孙震海]

[①] 1996—2016年，美国大学生中少数族裔占比从29%提升到47%，其中拉美裔占比从9%提升到19%，与美国人口统计学趋势大体一致。Richard Fry and Anthony Cilluffo， “A Rising Share of Undergraduates Are From Poor Families， Especially at Less Selective Colleges，”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2， 2019， 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19/05/22/a-rising-share- of-undergraduates-are-from-poor-families-especially-at-less-selective-colleges/。2020年，美国“Z世代”大学生（18—23岁）族群比例为：白人55%，拉美裔22%，黑人14%，亚裔5%，其他5%。Amanda Barroso， “Gen Z Eligible Voters Reflect the Growing Racial and Ethnic Diversity of U.S. Electorate，”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3，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 fact-tank/2020/09/23/gen-z-eligible-voters-reflect-the-growing-racial-and-ethnic-diversity-of-u-s-electorate/。

[②] “千禧一代”（Millennials）指1981—1995年出生的人群，“X世代”（Generation X） 指1965—1980年出生的人群，“婴儿潮”（Baby Boomers）指1946—1964年出生的人群，“沉默一代”（Silent Generation）指1928—1945年出生的人群。Kim Parker， Nikki Graf， and Ruth Igielnik， “Generation Z Looks a Lot Like Millennials on Key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17， 2019， 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19/01/17/generation -z-looks-a-lot-like-millennials-on-key-social-and-political-issues/。

[③] Richard Fry and Anthony Cilluffo， “A Rising Share of Undergraduates Are from Poor Families， Especially at Less Selective Colleges.”

[④] Richard Fry and Kim Parker， “Early Benchmarks Show ‘Post-Millennials on Track to Be Most Diverse， Best-Educated Generation Yet，”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5， 2018， 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18/11/15/EARLY-BENCHMARKS-SHOW-POST-MILLENNIALS-ON-TRACK-TO-BE-MOST-DIVERSE-BEST-EDUCATED-GENERATION-YET/.

[⑤] Kim Parker， Nikki Graf， and Ruth Igielnik， “Generation Z Looks a Lot Like Millennials on Key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⑥] Jeff Desjardins， “Meet Generation Z： The Newest Member to the Workforce，” Visual Capitalist， February 14， 2019，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meet-generation-z-the-newest -member-to-the-workforce/.

[⑦] 统计显示，“Z世代”中，98%的人拥有智能手机，50%的人每天上网时间超过10小时，70%的人每天观看优兔网（YouTube）时间超过2小时，40%的人自认为沉溺于手机世界。Jeff Desjardins， “Meet Generation Z： The Newest Member to the Workforce”。

[⑧] Sophie Bethune， “Gen Z More Likely to Report Mental Health Concern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January 2019， https：//www.apa.org/monitor/2019/01/gen-z.

[⑨] Abigail Hess， “ The 2020 Election Shows Gen Zs Voting Power for Years to Come，” CNBC， November 18，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11/18/the-2020-election-shows-gen-zs -voting-power-for-years-to-come.html.

[⑩] 这一年第一批“Z世代”青年进入大学。

[11] 极右翼思潮/运动“布加洛男孩”的核心理念主要包括新纳粹、白人至上、无政府自由主义等。他们常常全副武装，佩戴与极右翼人物相关的各种徽章和标志，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联系，讨论制造武器、爆炸物，分享战术策略。2019年以来，美国已有27起与“布加洛男孩”相关的凶杀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组织的网上支持率节节攀升。

[12] “安提法”核心理念主要包括反对独裁、反种族主义等。他们常常破坏极右翼的各类活动。2020年5月，特朗普宣布“安提法”为恐怖组织。2021年1月拜登就职典礼当日，该组织继续以“复仇、反拜登、反警察”为口号进行抗议与破坏活动。社交媒体已全面暂停“安提法”成员的账户，阻止其对外联系与宣传。

[13] 2020年8月，芝加哥大学学生占领教务长居所的街区进行抗议，学生团体CareNotCops和芝加哥大学联合會组织游行，呼吁与学校管理者举行公开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剥夺芝加哥大学警察资金”的提议。

[14] Olivia Chilkoti， “English Department Announces 2020-21 Ph.D.，”The Chicago Maroon， October 1， 2020， https：//www.chicagomaroon.com/article/2020/10/2/english-department-announces -2020-21-p-h-class-fea/.

[15]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 5.

[16] [美]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281—287页;D. W. Rajecki et al， “Documentation of Media Reflections of the Patriotic Rev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1， No. 3， 1991， p. 402;[美]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91页。

[17]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2页。

[18] [美]亨廷顿：《我们是谁？》，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50页。

[19] “绝对社会流动”指国家经济稳步增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出现明显的“代际进步”。“相对社会流动”指经济增长停滞，但社会流动系统依然开放，下层阶级通过努力可以进入社会上层。[美]帕特南：《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8页。

[20] 庞金友：《国家极化与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46页。

[21] 刘瑜：《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第84页。

[22] 该视角以发展的观点来审视极化问题，认为两极化并非某连续体上的一个静态点，而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Paul Pierson and Eric Schickler， “Madisons Constitution Under Stres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1， 2020， p. 38。

[23] 吕庆广：《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4] Sarah Jaquette Ray， “ Generation Z Is ‘Traumatized by Climate Change，”Fortune， August 20， 2020， https：//fortune.com/2020/08/19/generation-z-climate-change-activism/.

[25] Li Cohen， “ From TikTok to Black Lives Matter， how Gen Z Is Revolutionizing Activism，” CBS News， July 20， 2020， https：//www.cbsnews.com/news/from-tiktok-to-black-lives -matter-how-gen-z-is-revolutionizing-activism/.

[26] 福山在討论美国身份认同时，以Thymos（血气）为词根构造了两个新词：Megalothymia与Isothymia。前者表示一种优越的愿望（希望自己高人一等），后者表示一种平等的愿望（希望自己与他人一样）。现代民主的兴起，就是平等愿望对优越愿望的一种胜利。Francis Fukuyama，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p. 9. 另见[意]诺韦尔托·博维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7] [美]小尤金·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第375页。

[28] [美]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29] 同上，第271页。

[30] 政治旁观也可视为政治认同的方式之一。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统计，政治旁观者（Young Outsiders）约占青年人数的8%，他们从不登记投票，或自称从不/很少投票，也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

[31] 徐贲：《统治与教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320页。

[32]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第87—90页。

[33] 同上。

[34] John Gramlich， “What the 2020 Electorate Looks Like by Party， Race and Ethnicity， Age， Education and Religion，”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 /fact-tank/2020/10/26/what-the-2020-electorate-looks-like-by-party-race-and-ethnicity-age-education-and-religion/.

[35] Drew Desilver， “In Past Elections， U.S. Trailed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Voter Turnout，”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3，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 2020/11/03/in-past-elections-u-s-trailed-most-developed-countries-in-voter-turnout/.

[36] Abigail Hess， “The 2020 Election Shows Gen Zs Voting Power for Years to Come.”

[37] Candice Norwood， “How New Gen Z Voters Could Shape the Election，” PBS， October 31， 2020， https：//www.pbs.org/newshour/politics/how-new-gen-z-voters-could-shape-the-election.

[38] “Z世代”青年人更爱好平等，更易接收社会变革，对同性恋、单亲家庭、跨性别人群的接受程度更高。Kim Parker and Ruth Igielnik， “On the Cusp of Adulthood and Facing an Uncertain Future： What We Know About Gen Z So Far，”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4， 2020， 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essay/on-the-cusp-of-adulthood-and-facing-an-uncertain-future-what-we-know-about-gen-z-so-far/。

[39] 庞金友：《国家极化与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49—50页。

[40] [美]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第145页。

[41] 同上，第177—179页。

[42] 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第177、181页。

[43] Nikita Carney， “All Lives Matter， but so Does Race： Black Lives Matter and the Evolving Role of Social Media，”Humanity & Society， Vol. 40， No. 2， 2016， p. 180.

[44] Russell Rickford， “Black Lives Matter： Toward a Modern Practice of Mass Struggle，”New Labor Forum， December 8， 2015， https：//doi.org/10.1177/1095796015620171.

[45] Ronald Brownstein， “The Rage Unifying Boomers and Gen Z.”

[46] John Gramlich， “What the 2020 Electorate Looks Like by Party， Race and Ethnicity， Age， Education and Religion.”

[47] Amy J. Binder and Kate Wood，Becoming Right： How Campuses Shape Young Conserv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48] [美]帕特南：《我們的孩子》，第206页。

[49] 同上，第210页。

[50] [美]威廉·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205—206页;[美]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第42页。

[51] 2017年，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L）的英语教师公开斥责恐吓一名为右翼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招募新成员的大学生，引发州立法机构关注《布罗姆维奇谈身份政治的困境》。2020年，某左翼研究院学者被公开除名，理由是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某黑人学者的观点，认为激烈的抗议行动（“黑命贵”）会导致选情反弹，继而对左派造成负面影响。参见《上海书评》2018年6月24日，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2206424;林国华、马克·里拉：《破碎的美国身份：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对谈》，《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第79页。

[52]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第105、154、156、167页。

[53]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第274—275页。

[54] 譬如：“你们是我校有史以来最好的学生。你们能选择我校，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参见[美]威廉·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第194页。

[55] James Varney， “ Professor Suspended for Refusing to Give Some Special Treatment in Wake of Floyds Death，”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 2020，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 /news/2020/jun/10/gordon-klein-ucla-professor-suspended-doling-speci/.

[56]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第39—44页。

[57] HBCU指1964年以前成立的主要为非裔美国人提供教育服务的大学与学院，包括公立、私立大学、社区大学等。197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黑人不再选择黑人传统大学，转而进入白人领衔的大学（Predominantly White Institution， PWI）。HBCU被认为“阻碍了黑人进步”，因为它们无法提供白人学校那样的教学条件及资源。2015年，HBCU仅为8.5%的黑人大学生提供服务。受“黑命贵”运动影响，40%的传统黑人大学在2014年后的新生录取人数提升了10%—50%。对于黑人家长而言，他们更希望将孩子送到安全的校园环境中去;对学生而言，他们担心自己在白人领衔的大学中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目前美国共有105所传统HBCU。有专家估计，未来20年将有许多HBCU消失。Marybeth Gasman，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and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s Online Urban Education Journal， Fall 2017， http：//www.urbanedjournal.org/volume-14-issue-1-fall-2017-15-years-urban-education-special-anniversary-edition-journal/black-lives。

[58] 鐘景迅：《“扮作白人”对黑人学生的冲击及影响》，《当代教育科学》2020年第4期，第58页。

[59]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第57页。

[60] Walter S. Stephan and Cookie White Stephan， “An Integrated Threat Theory of Prejudice，” in Stuart Oskamp， ed.， Reducing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0， pp. 225-246.

[61]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第57、62、78—79、120页。

[62] 2017年，佛蒙特州明德学院学生抗议《钟形曲线》作者的演讲，因为他们认为，凡主张“基因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种族间的平均智商差”者，必定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同年，学生抗议《向警察开战》作者的演讲，因为她在书中认为“黑命贵”的抗议活动导致警方不作为，最终受害的依然是少数族群的社区，如犯罪率飙升等。见[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第122—123、129、144、187页。

[63] Nellie Bowles， “Right-Wing Views for Generation Z， Five Minutes at a Time，”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04/us/politics/dennis-prager -university.html

[64] Elif Shafak，How to Stay Sane in an Age of Divis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20. 转引自危幸龄： 《艾莉芙·沙法克：如何在分裂的时代保持理智》，《燕京书评》2020年9月28日，https：//mp.weixin.qq.com/s/arQQiHryuNMuKVMfo-Al4A。

[65] 同上。

[66] 同上; 另参见施展：《破茧：隔离、信任与未来》，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67] Nikita Carney， “All Lives Matter， but so Does Race： Black Lives Matter and the Evolving Role of Social Media，”Humanity & Society， Vol. 40， No. 2， 2016， p. 182.

[68] Taylor Lorenz and Katherine Rosman，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lumni Are Using Social Media to Expose Racism，”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20， https：//www.nytimes.com/ 2020/06/16/style/blm -accounts-social-media-high-school.html。

[69]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第102—104页。

[70] Eli J. Finkel et al.， “Political Sectarianism in America，” Science， October 30， 2020. Vol. 370， No. 6516， p. 534.

[71] Karen Kaplan， “ Fed Up With the Election？ Science Explains How Politics Got So Awful，”The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9， 2020， https：//www.latimes.com/science/story /2020-10-29/fed-up-with-election-politics-science-explains-how-things-got-so-awful.

[72] Jennifer Wolak and David A. M. Peterson， “The Dynamic American Dream，”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4， No. 4， 2020， p. 969.

[73] Zack Cooper， “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ecember 21， 2018， https：//www.aei.org/articles/the-new-washington-consensus/.

[74] Kat Devlin， Laura Silver， and Christine Huang， “U.S. 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1，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4/21/u-s-views-of-china-increasingly-negative-amid-coronavirus-outbreak/.

[75] Jeff Desjardins， “Meet Generation Z： The Newest Member to the Workforce.”

[76] Stephen M. Croucher， Thao Nguyen， and Diyako Rahmani， “Prejudice Toward Asian American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June 12， 2020， https：//doi.org/10.3389/fcomm.2020.00039.

[77] Kim Parker and Ruth Igielnik， “On the Cusp of Adulthood and Facing an Uncertain Future： What We Know About Gen Z So Far.”

[78] Onyi Lam and Drew Desilver，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riorities When They Review Each Others Human Rights Records，”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20， 2019， https：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3/20/countries-have-different-priorities-when-they-review-each-others-human-rights-records/.

[79] 包括所謂《2019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19香港人权民主法案》《2020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及《2019年度国别人权报告》。

[80]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 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81] Adrienne Matei， “ Country Life： The Young Female Farmer Who Is Now A Top Influencer in China，”The Guardian， January 28，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 /lifeandstyle/2020/jan /28/li-ziqi-china-influencer-rural-life.

[82] Cecelia Smith Schoenwalder， “Trump Says He Will Create Commission to Promote ‘Patriotic Education，”U. S. News， September 17， 2020， https：//www.usnews.com/news/national -news/articles/2020-09-17/trump-says-he-will-create-commission-to-promote-patriotic-education.

[83]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第353—361、387页。

[84] 声明全文详见Geoffrey R. Ston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January 2015， http：//freeexpression.uchicago.edu/ page/report-committee-freedom-expression。另见2020年7月7日发表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上的一份由马克·里拉等人参与起草、标题为《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该信征集到了153名知名作家与学者的签名，如拉什迪、J.K.罗琳、乔姆斯基和福山。林国华：《破碎的美国身份：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对谈》，《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第90页。

[85] [美]小尤金·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第2、378页。

[86] 胡小芬：《美国大学生运动研究》，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