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主义」：宫崎市定的中国观

王锐

宫崎市定（一九0一至一九九五）不但在现代日本东洋学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最近几年，他的不少史学论著被引介到中国来，在各种图书宣传的作用下，成为历史类著作中的畅销读物。在这个意义上，宫崎市定的史学已经不再仅限于东洋史或中国史研究内部，而是成为当代中国学术与文化景观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日本东洋史的兴起与明治维新后日本随着国力提升而不断对周边国家进行的扩张和殖民活动关系紧密，它的诞生本来就不是一个“纯学术”的事件。它借由重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历史，“其实质是为了提升和加固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这在早期东洋史代表人物，其著作在今天的中国同样深受知识人欢迎的内藤湖南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宫崎市定亦然。他一九二二年进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学习，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服兵役，四年以后成为日本陆军少尉，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被派往上海，成为侵华日军的一分子。在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即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四0年）的《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书里，他坦言：

历史学家必须与他所处的时代共呼吸，而且还必须掌握独特的、与时代共呼吸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身处现时代，如何才能正确地去理解过去，同时如何才能通过对过去的正确理解来观察现代……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生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