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峰，达峰，时不我待

2030年碳达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2060年碳中和，是我国确定的重要目标。现在距离碳达峰不到10年，从达峰到中和只有30年。无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还是参照国际先例来考量，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都很紧迫，任务都很繁重。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阶段，各种矛盾交织、压力叠加，是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

经过多年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强度治理，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大幅度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排成果。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比2015年上升5.8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降到了33微克/立方米，PM2.5未达标城市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28.8%。

但是，由于存量基数太大，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还没有出现。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仍在千万吨以上。根据专家测算，这个数字至少要下降30%到50%，环境质量才能出现明显改善，而要实现根本性改善，必须下降到百万吨级。

我们已经实现了预定的PM2.5治理目标，但35微克/立方米只相当于世卫组织过渡值第一阶段标准。即使是这个标准，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仍有37%以上未能达标。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效还不稳固，一遇静稳、逆温、湿度大、低压辐合等不利气象条件，往往就会出现雾霾。2020年和2021年春节期间北方部分地区发生的重污染过程，就是典型案例。从总体上说，我们生态环境的改善还是中低水平的提升。未来不到十五年，空气质量要达到和好于世卫组织过渡值第二阶段过渡标准，即25微克/立方米，尚需付出巨大努力。

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压力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全球大背景。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我国与欧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很多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已经双双下降，我们正在双双上升。美国在2007 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碳排放峰值也在这一年实现；到2019年，两项指标分别下降了15%以上。欧盟2006 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碳排放高峰也同时出现；到2019年，两项指标都下降了22%以上。在同一时间段里，即从2006年到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却分别提高了将近70%和47%以上。欧盟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预计是60年，而我们只有30年，无疑难度更大，矛盾更集中。

除了上述两个既有困难，我们还必须面对疫情后经济恢复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个别地方为了短期刺激经济增长，试图集中建设高排放、高耗能项目，给碳达峰、能耗双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气治理等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和风险。这种苗头和倾向，必须压住。如果不能坚决遏制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增长，如果不能严格控制高排放、高耗能项目上马，对碳达峰、对空气质量改善都将产生巨大的压力。

碳达峰不是攀高峰，绝不能试图通过上马高耗能项目，人为拉高高峰值来实现低水平的达峰。

2030年和2035年，是两个没有余地的关门期限，碳达峰和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性好转必须分别在这两个时间节点完成，并且力争提前。否则，碳排放的峰值就会更高，污染物的存量就会更大，削减的成本就会更高。达峰，达峰，时不我待。从一定意义上说，碳达峰与碳中和就是逆水行舟，就是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