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凝视理论分析《在中国屏风上》的中国形象

2021-04-12 22:58苏敏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1年2期
关键词:凝视毛姆福柯

苏敏

内容摘要: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英国作家之一,毛姆作品以其浓郁的异域情调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游记《在中国屏风上》是毛姆旅行中国的产物,记录着他中国之行的见闻。本文以福柯的凝视理论为基础,旨在分析《在中国屏风上》的中国形象,并指出毛姆笔下的中国并非真实的中国,相反,这是一个为了突出西方自我优越性,掺杂着毛姆帝国主义思想的想象中国。

关键词:毛姆 《在中国屏风上》 福柯 凝视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是20世纪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所表现出的丰富想象力和敏锐洞察力,使他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毛姆一生热爱游历,异国情调是他作品的突出特点之一,南太平洋诸海域甚至被称为“毛姆国”。1919年-1920年,毛姆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旅行,并以旅途见闻为素材创作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在这本书中,毛姆以其细腻的笔触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在华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状态以及半殖民背景下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目前针对毛姆的研究主要从他的长篇小说入手,探究其作品中的主题和艺术特色。针对《在中国屏风上》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学者大多从东方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叙事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鲜有文章以福柯的凝视理论为基础对此游记进行研究。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将以福柯的凝视理论为切入点,以《在中国屏风上》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毛姆中国书写所采用的全景敞视视域视角,探究毛姆笔下的中国形象及他对中国的偏见。

一.“凝视”下的异域中国风景

凝视,作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是普遍存在的。根据福柯的权力理论,对于观察者而言,视觉赋予人以权力;对于被观察者而言,被窥视意味着置身于权力之下。因此,“看”与“说”不仅意味着权威地位,更是居高临下的行为,审视者成了权力的化身。

在《在中国屏风上》,权力的凝视随处可见。在中国的旅行中,毛姆采用全景敞视视域审视着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物件,昭示着异域风情的浪漫寄托。在西方人眼中,“东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p1中国对于毛姆来说,她的可爱之处就在于灿烂的古老文明及充满异域风情的自然景观。毛姆笔下的中国风景宁静而美好,在黎明时分,毛姆评价道:“这是一个最具有魔幻之美的时刻,山坡和谷地,树林和河流,都有着一种仙境般的神奇。”[2]p44在黄昏,“当你穿过石门,你可以看见山脚下菱形的水田闪闪发光,就像是某部中国版《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棋盘,在那之后是绿树成荫的圆形小丘。沿着连接城镇的狭窄行道拾级而下,在夜色四合中,你穿过一片矮小的树林,晚风送来了林地清凉的气息。”[2]p123在夜晚,“月亮出来了,给壮丽的大江披上一层银纱,给绿树掩映中的庙宇添了一道奇异的神秘之光。”[2]p101在欧洲普遍面临精神危机的战后时期,眼前的美景显然使毛姆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尽管异域美景令毛姆心旷神怡,但他真正向往的是马可·波罗笔下富庶、神秘的古老中国。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借助丰富的想象力,不遗余力地寻找唐风古韵的痕迹。在游记开篇《暮启》中,一副带有浓郁异国风情色彩的画面首先映入读者眼帘:载着沉重货物的驼队,穿着破旧蓝褂子的人群,提着鸟笼的中国老爷以及来来往往的苦力和小贩。这一画面既是特定时代的中国现实,也是毛姆个人及英国读者的集体想象物。一方面,毛姆较为客观地展现了他眼前的风景、人物;另一方面,他努力将眼前的中国向西方对异域中国的认知靠拢,以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正如休·奥诺解释的那样,欧洲的中国热和中国并没有太多关系,而是“欧洲人理解的中国”[3]p7。曾经的唐宋盛世已一去不返,因而毛姆只得借助想象力表达对帝王时期的向往。面对山坡和谷地,毛姆将它们看作“皇帝行乐的御花园”[2]p45,竹林“看去宛若大明王朝的一群倦怠的贵妇在大道边休憩”[2]p45。凡此种种,足以可见他对古老中国的留恋。

虽然中国风景美丽而迷人,但毛姆最熟悉和热爱的还是他自幼成长的西方环境。面对眼前的中国景色,他的回忆时常飞回英国,以至于毛姆在《原野》中惊讶地感叹道:“心灵的眼睛会使我完全盲目,以至于对感官的眼睛所目睹的东西反倒视而不见。”[2]p131毛姆眼前呈现的是中国原野,他“看”到的却是莱茵河的美景。很明显,此时毛姆的主观欲望已经超越客观现实,不管他是为了拉近与西方读者的距离还是有感而发,中国的屏风最终成为了带有中国面具的西方屏风,而中国作为一个他者,處处体现着毛姆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投射,即“主体在他者中看到自身”[4]p152。

二.“凝视”下的破败中国街镇

如果说毛姆对异域中国的刻画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好奇心,为“失落的”西方寻找精神解药,那么他对现实中国的描述则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一贯看法,正如《东方学》中所言:“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1]p50毛姆在对中国的构建中,很大程度上否认了其现代性,他笔下的中国仿佛没有空间差异和时间进程。在空间上,毛姆很少提及中国的具体地名,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中国城镇都是大同小异的”[2]p58;在时间上,只有黎明和黑夜这样周而复始的交替,中国人陷入停滞、日复一日的静止的生活节奏,中国成了画屏上静止、原始、与光明闪耀的欧洲对立的地理空间场所。

在毛姆笔下,中国乡村破败不堪,客栈条件恶劣,道路崎岖难行,到处都嘈杂而拥挤。在《山城》中,毛姆说道:“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城市。”[2]p167各种各样的声音掺杂在一起,貌似“永不停歇”,毛姆描述这些喧哗声“简直叫人发疯”[2]p167。面对街上过往的人力车夫、苦力,小贩和乞丐,毛姆冷漠地评价这是“一副人类的讽刺性漫画”[2]p167。下层阶级的悲惨生活丝毫未引起毛姆的同情,他以一种漠然的态度盘点着中国的种种落后之处,没有深入了解他们的兴趣。作为一个西方人,毛姆享受着白人身份带有的特权,大多数时候,他是坐在由苦力拉着的人力车上游览中国的。毛姆站在由殖民主义和欧洲文化筑成的塔顶上,俯视着中国的一切,却“从不介入其中”[1]p54。

“而与你厌烦了的人群和噪声混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恶臭。”[2]p167除了拥挤的人群和喧闹的吵声外,各种气味混杂组合起来的臭味也令毛姆难以忍受,“难闻的味道折磨着你的神经,犹如用陌生的乐器弹奏一首可怕的曲子所发出的声音击打着你的器官。”[2]p168在毛姆笔下,现实中国是一个落后衰败的地方。事实上,真实的中国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两次鸦片战争,欧洲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敲开了一直“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敲醒了落后保守的华夏帝国之梦。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尝试驱除民族劣根性,探索国家出路的时期。毛姆对于落后中国的刻画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自我需要在对他者的设定和比较中确立、巩固自我的中心地位。

三.“凝视”下的低等中国人

凝视行为使凝视者成为主体,被凝视者成为客体。同样,在文学领域中,常常是种族意识和文化优越感强的民族“盯视”其他民族和文化,使他者成为自我的附庸。在《在中国屏风上》五十八个短篇故事中,仅仅有四篇是以中国人为主角的。毛姆将大量笔墨放在了对在华西方人的刻画中,他们是毛姆关注的中心与兴趣。相反,中国人多退居为显示西方优越性的陪衬,处于一种边缘化、下等的地位。毛姆对他们缺乏外貌特征的描写并且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正如福柯所言“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5]p225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同所有的在华西方人一样是拥有了话语的一方,而中国人犹如缺乏活力的木偶一般,处于被看、被言说的地位。

在华西方人在中国普遍过着优渥舒适的生活,他们“吃着精心准备的饭菜,住着大房子,凡事都有仆人服侍。”[2]p54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大多生活贫苦且是以苦力、仆人和人力车夫等形象出现。在《驮兽》中,苦力挑着担子在路上走的情景在毛姆眼中是“一种宜人的风景”[2]p49。中国和中国人在毛姆的注视下成为景观,但不同于大多数仅将苦力视作牲畜的西方人,毛姆由衷钦佩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下层阶级怀有深切的同情,“他们的劳苦让你内心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2]p50在《江中号子》中,毛姆以同样的手法表达了对纤夫的同情,“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絕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2]p91然而,毛姆对中国人吃苦耐劳精神的赞美背后却隐藏着对中国人享乐贪婪本性的思考,那些纤夫等着劳累的一天以“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或许还有几管可以让人安然入睡的大烟而结束。”[2]p90对口腹之欲的满足,对鸦片的沉溺,恰恰是傅满洲形象的突出特征,毛姆在这一过程中将中国人原型化了,使其符合欧洲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并非是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如果说,毛姆关于对异域中国的刻画满足了西方对中国的异域想像,那么对现实中国的描述则符合了西方对东方的传统认知。中国和中国人暴露在毛姆的凝视之下,这种凝视是单向的,单向的凝视使得他者不再具有主体性,从而沦为“属下阶层”。由此可见,毛姆对中国的“凝视”掺杂着个人欲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对中国他者的构建和贬低,毛姆确认了对西方自我的认同。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毛姆.在中国屏风上[M].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Hugh Honour, China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y[M]. New York: E.P. Dutton, 1961.

[4]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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