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数据统计下的日本

2021-04-14 12:03小文
海外星云 2021年1期
关键词:纯手工厚生印章

小文

女议员向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提问

常有人说,“工匠精神”铸就了日本的发达;然而今天,“工匠精神”似乎正在促成日本的落后。

在智能化和大数据如此发达的今天,谁也想不到,日本的疫情数据竟然是“纯手工”打造的。

日本网友得知后纷纷吐槽

在近期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一名在野党女议员向厚生劳动省提问,该机构是如何统计全国新冠患者确诊人数的。

厚生劳动省健康局长正林督章回答,每晚过了12时,厚生劳动省的外包公司会从47个都道府县官网上查找发布的疫情数据,用眼睛一一目视确认之后,再手动输入各地的病例数量,“用手算出”确诊患者人数。

日本首相菅义伟也承认,从疫情至今,日本新冠疫情的数据统计一直都是手算,包括全国新冠确诊人数、死亡人数、住院人数、新冠检测等等一系列信息,一直都是靠手工作业。

这条消息,把不少日本人都看懵了,“手算”操作惊呆了一众日本民众,迅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凤凰卫视驻东京首席记者李淼,在事后采访了厚生劳动省,对此事又进行了确认,负责的官员表示,绝非捏造,纯属事实。

因为各地的疫情数据都没有上报给政府,所以他们只能一一确认各地的数据,再一一输入电脑,再统计出全国的数据,然后进行正式的发布。

统计入室盗窃的手段,用手算

了解一圈以后发现,日本人,对“手算”似乎真的情有独钟。

统计各种犯罪行为,也统统都用手算

手算这种如此古老的计算方式,至今在日本很多领域都还非常普遍,比如说日本警察局,统计犯罪数据时,用手算;统计入室盗窃的手段,用手算;统计各种犯罪行为,也统统都用手算。

除了厚生劳动省和警察局,日本很多行政机关甚至内阁基本也都用手算。

统计数据都提示手动算

然而数据统计并不是日本这次疫情中唯一“复古”的领域,他们在新冠疫情数据的收集中使用的方法和设备,更是让人瞠目。

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到去年的12月份,东京都政府收集新冠患者数据,都是依靠一种元老级的通讯设备——传真机。

收集收据用传真机

东京新冠疫情对策总部有2台传真机,其实刚开始只有1台,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去年4月份才又购入一台。

这2台传真机每天负责接收来自东京都内31个保健所的“新冠病毒感染症发生报告”。每张A4纸写有1名感染者信息,每天A4纸的张数,就代表当天公布的东京新增确诊人数。

传真机每天能处理的确诊信息是有限的,每台传真机每天处理报告的上限是150人,2台的上限就是300人。

也就是说,东京的確诊人数一旦超过300,传真机就统计不了了......

根据传真机的纸容量传真报告不能超过300 份

所以,很多人怀疑,之前东京每天报告新增病例数不超过300,是不是因为传真机最高就只能报出300……

除了设备落后,上报疫情信息的手续也异常繁杂。

感染者的信息需要层层传送,首先要从医疗部门传真到保健所,再从保健所传真到都道府县,最后再从都道府县传递到厚生劳动省。

此外,保健所的工作人员还得一一打电话询问感染者的情况,用以分析感染路径。

由于流程繁琐,在东京,一个确诊病例从检测到报告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所以日本的疫情数据更新不及时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样磨人的统计方式,连很多医院也忍不住吐槽。KARADA诊所院长佐藤昭裕说:“写的潦草点的时候,有的字对方就认不出来,而且传真过去,写的字也会变淡,这种时候保健所就会打电话回来确诊填写的内容,这个很浪费时间。”

厚生劳动省官网

不光浪费时间,准确性也很难保证。由于传真机传送过程不畅,期间造成了大量的统计重复或缺漏。东京都政府承认,2020年11月18日至今年,东京18个保健所共漏报了838例确诊病例。

如此种种,都让很多人惊诧:这确定是发生在日本吗?堂堂一个发达国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搞不出一个像样的疫情统计系统?

不过这倒是冤枉他们了。说到疫情统计系统,日本其实还真有一个。

日本发放疫情补助金网上申请也很麻烦

疫情爆发以后,日本花了12亿日元巨资打造了一个自己的疫情统计系统,叫HER-SYS,但基本上就没啥用。

这个系统自去年5月份就开始在全国推广,但据厚生劳动省官员反映,因为很多医院觉得系统不完善,且数据输入过于繁琐,根本没有大范围投入使用。

电脑操作能比手算和传真还要麻烦?这得是什么天才设计出的这系统啊……

除了落后的统计方式,日本发放补助金的方式也古老的一匹。

去年4月份,安倍在位时,下令给全体国民,包括在日外国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发放10万日元(约6500元人民币)的疫情补助金。

这10万补助金,有两种申请方法,分别是线上申请和线下邮寄。

线下邮寄的话,需要政府先给各户寄申请表,申请人填完内容后回寄,等政府审核。因为申领的人特别多,寄来寄去很麻烦又耗时,还很容易寄丢,很多人都觉得上网申请更简单快捷。

但是真正上手操作起来才知道,线上申请那才真叫一个麻烦。线上申请需要用到身份证,日本人称之为My number卡,但日本的身份证并不普及,全国大概也就只有15%的人才有,为了快点拿到钱,一大群人又跑到政府办My number卡。

但是办这个卡从申请到拿到卡本身就需要一个月时间,很多专程跑去办卡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又气到当场暴走。那些持有My number卡的人,有一部分因为忘了最初设置的密码又跑去办重置。

就算所有都弄好了,到了网上申请的最后一步,繁杂的线上申请手续也令很多疏于电子操作的日本人望而却步。最终,由于网上申请资料的效率非常低,很多市政府最终停止了网上申请的通道,很多人最终还是不得不采取线下邮寄的方式来领取这笔补助金。

日本有1.26亿人口,加上320万外国人,每个人都要寄一份申请资料,所花费的人工费,就浪费了上百亿日元。

假如日本政府已经实现了国民管理的电子化,那么这次10万日元的补助金,政府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信息资料,分分钟汇入每一位国民的个人或家庭账号,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折。

印章是日本人證明身份的必备工具

但日本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落下太多了。自IT革命伊始,日本就慢了半拍。

以“德川家康”为例,左为“实印”,右为“认印”

很难想象,在IT概念被炒得火热的千禧年,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也就是那位最近不断“摊上事”的东京奥组委“前”主席)却还不知道什么是IT,在公开场合还大闹乌龙,将“IT革命”说成“它(英文it)革命”。

尽管日本在20年前就提出数字改革,但现在上到政府,下到企业和个人,都仍在围着纸质文件打转。

“数字化转型”在日本面临的首座大山,是日本根深蒂固的“印章文化”。

人们常说,韩国人一生无法回避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日本人几乎都要使用印章

而在日本,这三件事是死亡、税收和印章。只要是生活在日本,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印章。

日本的印章,是古时由中国传入的,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权威的象征。

從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押印”制度,印章开始被民众广泛使用。

经过这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与沉淀,印章,已经成为日本人证明个人身份的必备工具。

日本的印章制度分两种,“实印”和“认印”。

实印是向政府登记的个人印章,公证、不动产买卖、签约、设立公司、领取保险金都需盖实印。

采用电子签名

实印通常刻制着持有人的汉字全名,以区别其他个人印章,以保持其唯一性。

而认印上通常只有汉字姓氏,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收发快递、公司内部确认文件等非正式用途。

在企业活动中,签订合同、商业交易、行政审批……通通都要盖上个人印章,以确认谁经手、查看以及审批了文件。

并且,盖章的手法还另有说法,要时时注意有关“角度”的礼仪规范。

如果一张表格上有好几处需要盖章的话,地位低的人应该倾斜着盖章,就像鞠躬一样表示对位高者的尊敬。

地位越低,倾斜角度越大,为了准确盖章,有些职员甚至会准备量角器……

现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其实早就出现了可以取代物理盖章的方法,比如说电子签名。

但很多保守的日本人拒绝拥抱科技,选择延续这种固有的习惯和文化。

然而,正是因为这枚小小的印章,给疫情中的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不便。

疫情发生后,虽说很多企业没有强制要求到办公室上班,并且提倡在家办公,但是很多员工还是不得不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继续回到公司工作,因为有些文件必须要提交纸质版并加盖个人印章……

不得不说,印章是日本数字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同时还有日本强盛的纸文化。

日本官僚偏好使用纸质文件,文件批准只认公章,年轻官员抱着文件到处找上级领导签字盖章的情景,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有人曾经评价,日本是依附在纸上的国家,纸于日本人之重要,就如葡萄酒于法国人一样。

当世界进入数字化的“无纸时代”,日本的商业社会,却仍然信奉着“白纸黑字,盖印确认”这一套流程。

这就导致,除了银行、邮局、保险公司等少数机构,日本大部分的经济实体都在大量使用传真机。

日本数字化水平落后,跟日本的“印章文化”,“纸文化”以及“传真机文化”显然脱不了关系,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自去年9月起,菅义伟新政府宣布推行数字化,由中央政府机关带头号召企业进行“电子化办公”。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也准备在这方面大展拳脚——第一步是宣传废除印章,第二步是宣布废除传真机。

不过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数据,现在约有58.6%的家庭仍在使用传真机,企业的传真机使用率更高达90%以上,政府的“改革”毫无推动力,真的改不动。

日本政府这次推进电子化、废除传真机的操作,已经引发一场攻防战,遭到了大批民众的联手“抵制”。

冲在最前线的是中老年人,因为他们不怎么用电子邮箱,只相信纸面传递的信息,传真机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快捷、最值得信赖的沟通用具。

日本老龄化程度高居全球第一,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已经接近30%,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改革自然会遭遇极大的阻力。

首先第一关就卡在了政府内部层面。

早在2018年10月,日本自民党就开始推进电子化办公,但因年龄偏大的“资深”国会议员们不肯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中途放弃。

自民党推行电子化办公之后,文字资料换成了平板电脑。高龄议员由于不太懂平板电脑的操作,常常用手指头戳来戳去,就差边舔手指边在屏幕上滑动了。

一会儿页面翻丢了,一会儿阅读速度跟不上,一个个叫苦连天,抱怨操作困难,最终有些只得作罢。

日本的工匠精神

不光政府层面,企业方面推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日本的企业制度其实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与互联网生态的格格不入。

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提及被不少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日本“工匠精神”,这种所谓的“工匠精神”,恰恰是日本数字化落后的重要病因之一。

“工匠精神”在日语中表述为“职人气质”,亦作“职人魂”,意即尽分守职的工匠所体现的与工作相应的精神风貌。

日本人生活中有着严格的等级辈分观念

兢兢业业的日本工匠精神的确支撑了日本的制造业发展,但同样造成了企业的自我路线束缚和企业内部僵化的处事思维。

当年成为产业立足之本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时代已然脱节。

百年老店的垂而不死,新兴产业的缺失,创业氛围的稀薄,和日本的工匠精神不无相关。

互联网革命意味着一系列经济模式和体制的改革、商业策略创新和劳动分工流转等,但日本工匠精神从根儿上就是与这点相悖的。

日本的社会分工已经固化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长期以来,日本在用人方面一直采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实际上的论资排辈制)。

在這种用人制度下,员工一旦进入某家企业,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人不严重违反内部规章制度,就没有失业之忧。

但如果职工辞职重新就业,一般情况下都必须从头开始,工资待遇不升反降,所以,日本企业的职工一般不会轻易辞职,企业也不轻易裁人。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作时间越长,熟练程度越高,年龄越大,工资就越高,与之相伴的是,在体制内越来越固化,越来越缺乏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这种情况下,企业也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去导入新的技术和机制,反而是热衷钻研固有的那一套东西,“精益求精”,以至于企业缺乏活力。

日本企业通常实行层级分明,管理严苛的企业制度,说白了还是上个时代的那一套,显然不适合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创新理念。

其实当年,终身雇佣制在二战结束后,在日本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对日本经济腾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趋势的变化,终身雇佣制已经成为日本信息技术发展的障碍。

在“电气化”时代,日本曾领先全球,日企的技术研发、人力管理等等方面都完美适配“电气化”技术条件,但要推进“数字化”,再固着于这套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在数字化时代,日本要真想从这样的“先发陷阱”里跳出来,他们那引以为豪的所谓的“工匠精神”,恐怕要先放一放。(综合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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