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地域色彩是乡土小说的主要审美特质,而风俗描绘又是构成乡土小说地域色彩的重要方式,也正因此,中国乡土小说自初创之日起便颇为重视地方风俗画面的描绘。五四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极其重视风俗描绘,遂使其成为乡土小说的主体内容。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确说过:“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1]该时期的乡土小说家为了契合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在风俗描绘时更为侧重的是那些带有封建愚昧色彩的陈规陋习,譬如人血馒头、冥婚、典妻、冲喜、驱鬼、水葬,等等,不一而足,所呈现出的是带有阴暗沉郁色彩的乡土风俗画面。20世纪30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家更为注重借助乡村风俗景观的描摹来展现未受现代商业社会污染的、乡间美好纯净的人性人情,即便是那些略显野蛮的乡土民俗,也可现出乡土百姓大胆泼辣的生命活力和率真素朴的个性情感。贺享雍在《乡村志》中既承续着现代乡土小说的优良传统,致力于描绘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风俗,又不汲汲于阴暗残酷的陈规陋习的描绘,而是以审美之眼光,呈现出一幅幅多姿多彩而又真实可感的乡土风俗画卷。
一
贺享雍出身于农民家庭,有着强烈的底层关怀意识,他立志以农民发言人的身份为乡土百姓所经历的重大历史变革留下文字记录,而地方风俗作为乡土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其系列作品中都不乏对地方风俗画面的营造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