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学的翻译研究活动

李世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北京 100089)

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并以此指导其学术研究，他不但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不遗余力地翻译、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美学，并以其影响力强烈呼吁加强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的翻译、研究。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与马列主义有关的大量的西方美学、文化的文献，为我们深入、系统地掌握马列主义美学和基本理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他针对中国马列主义基本论著的翻译、选本、研究的局限(特别是其薄弱、错误之处)，有的放矢地纠正了许多错误，甚至重译一些经典论著，并提出了克服这些局限的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具体做法。

马列主义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其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翻译则尤为重要。如果中文理论文本质量不高，其宣传、传播、研究的基础就不牢固，更遑论其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的翻译、研究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尽管当时基础薄弱，原因也很多，但当务之急仍然是正视问题、纠正错误、查漏补缺、迎头赶上。当然，国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做了很多改进，但因为条件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项工作的问题仍然很多，并严重影响到学术研究。朱光潜作为一名向往进步、追求真理、治学严谨的学者，其使命感、责任心促使他直面问题，力争有所作为。

朱光潜精通英文、德文、法文，又自学了俄语，懂意大利语，语言优势为他翻译、介绍、深入研究马列主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他也善于利用这些优势、创造条件。为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朱光潜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自学俄语，参加了北大俄语系的“速成班”突击学习，进而能够阅读、翻译俄文书籍。据朱光潜的学生方敬回忆，他1952年在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英文笔译的时候，见到担任会议顾问的朱光潜经常挤时间阅读俄文版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听刚突击学了俄语的朱光潜说，自己这样做既能够同时学习俄语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又能相互促进[1]。朱光潜极为关注马克思主义论著中文翻译的准确性，为了提高准确性，他发挥外语的特长，以原版著作为基础，参考英文、法文、俄文等译本，尽量吸收这些语种的选本、翻译的优点，克服其缺陷，纠正中文译本的失当、错误之处，从而提高了翻译的准确性。

朱光潜有多年留学的经历，深入研究过西方文艺、文化、心理学、哲学，具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修养，这些素养都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翻译、研究的基础。他感受力敏锐，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他还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善于总结自己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经验教训，既教育了他人，也督促了自己。

一、马列主义论著的翻译、研究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朱光潜在组织的领导、同事们的影响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毛泽东选集》。之后，他又接触到更多的马列主义论著，并结合专业研究认真研读。朱光潜学习马列主义，既是政治形势、思想改造的要求，又是在新的环境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要求，他逐渐把最初的外在的压力和被动性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和主动性。当他认真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论著中文译本的时候，发现这些论著存在不少翻译、理解方面的问题。他就迎难而上，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而且试图纠正错误，解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朱光潜就开始翻译美籍学者路易·哈拉普(Louis Harap)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艺术的社会根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就于1951年出版了这部译著，他充分肯定了作者用马列主义研究文艺的成绩：“象读者自己可以看得出的，这部书是从马列主义观点出发，把文艺上一些活的问题提出，根据艺术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具体事实，详加剖析，然后得出结论。他对马列主义掌握得很稳，对于各种艺术的历史发展又有很渊博的学识，所以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很好。”[2]通过翻译这部著作，他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以此为契机介入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译介和研究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朱光潜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既重要又高产。这个时期，朱光潜认真而系统地阅读、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论著，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他以马列主义指导美学和文论研究；另一方面，他吸收了诸如意识形态理论、反映论、实践论等马列主义理论，服务于其理论建构。他从1956年开始参加了旷日持久的美学大讨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理论资源，撰写了大量论辩性的论文，在论争中认真地辨别、分析、学习马列主义并运用于美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1958年作家出版社把这些论文结集出版了《美学批判论文集》。在美学辩论的过程中，他学习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中文文献，包括初步学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运用其观点分析美学问题，由此注意到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翻译的质量问题，并长期思考、关注这个问题。在此期间，他翻译、出版了《艺术的社会根源》、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1954年)、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1958年)的中文译本，出版了专著《西方美学史》上卷(1963年)、《西方美学史》下卷(1964年)，翻译了莱辛的《拉奥孔》(1965年)、黑格尔的《美学》第二卷(没彻底完成)，还翻译发表了不少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文献。需要强调的是，1958年，朱光潜翻译、发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克·考德威尔(Cristopher Caudwell，1908—1937)的论文《论美——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研究》(《译文》1958年第5期)，同时发表了论文《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克·考德威尔在分析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关系时所表现的辩证思想及其对美、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看法，都深深地吸引、影响了他，这篇文章与《艺术的社会根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论著对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种影响迥异于他此前长期接受的西方美学的影响，逐渐发展、内化为一种自觉，促使他走上了一条探索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道路。当然，他还有一条接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路径，即通过西方美学论著的翻译和《西方美学史》的写作，接触到马列主义或者与马列主义有联系的理论家的论著，直接间接地促进了他对马列主义论著的翻译、理解、研究，诸如莱辛、黑格尔、别林斯基，等等。不同理论资源的影响，使他能够在各种思想遗产的比较中提高反思意识、批判意识，自觉选择，走向成熟。

“文化大革命”中，朱光潜认真钻研当时要求必读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论著。当他读不懂中文版本时，就对比德文、俄文、英文的版本反复阅读。而且，他只要发现中译本有需要纠正的错误、修改的地方，就冒着篡改马列主义“罪名”的危险，克服困难，亲自重新翻译、纠正，并把校改的意见、建议逐条全都写到中译本上。后来，他还不顾个人安危把写满意见、建议的六本马恩著作寄给了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努力为准确地翻译、理解与传播马列主义发挥作用[3]。

新时期之后，朱光潜重新焕发青春，以更大的雄心投入学术翻译、研究之中。一方面，他继续钻研美学理论，撰写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深化了原来的理论研究成果，还出版了《谈美书简》等普及性的美学书籍和文章，为普及、提高全民的美学知识和审美感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把更大的精力投入翻译事业中，校改、出版了黑格尔的《美学》第二卷(1979年)、莱辛的《拉奥孔》(1979年)，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美学》第三卷(1981年)、《歌德谈话录》(1978年)、《新科学》(1986年)。此外，他还深入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论著，发掘马克思主义对美学的指导意义。可贵的是，朱光潜根据其理解、研究成果重新翻译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或章节，并做了详细的注释、全面而准确的评介。例如，他不满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译本，发表了《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一文，重新翻译了原文，他把题目译为《费尔巴哈论纲》，对中文版的译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建议，还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解。他纠正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翻译的错误，节译了重要的两章，发表了研究其美学思想的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他针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翻译问题，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译文校对的小结》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对中译本的意见、建议，并附上“建议校改译文”或“新译片断”。他翻译、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典型的五封信》(《外国研究》1978年第2期)。这些工作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的理解，促进了学界对异化、人道主义、实践论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据说，他晚年计划重新翻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在译完《新科学》、身体严重透支的情况下，还试图在以前的基础上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4]。

由此可见，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美学经典论著的翻译和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当代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论著的翻译、研究活动

马列主义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是一个内容丰富、多学科的学术领域。尽管马列主义可以划分为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但最重要的还是其世界观、方法论，其次才是马列主义关于其中各个问题的具体论述、结论。其中，马列主义美学、文论是马列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理论在审美、文艺领域内的运用和延伸，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美学、文论既是学科发展的要求，又有利于丰富、深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研究。研究马列主义美学、文论，需要研究马列主义对文艺、审美问题的具体看法，也需要掌握马列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离开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前者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朱光潜深谙此理，为了深入地研究美学、文论，他认真地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的中文译文有不当或错误之处，就及时地指出并予以纠正。

(一)纠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书名翻译的错误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但是，中译本的书名却翻译错了。《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书名中“终结”这个词，马克思原著和德文“终结”原词都是“Ausgang”，这个词有两个含义，即“出路”或“结果”、“终结”或“终点”。其中，俄文、法文、英文的译本都把这个词译为“终结”或“终点”，中文本也译为“终结”。但是，东德的辞典以这部书为例把这个词解释为“一个时间段落”，美国纽约国际出版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本中把这个词译为Outcome，即“结果”或“成果”。而且，从马克思主义自身来看，作为其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建立在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之上。综合考虑，俄文、法文、英文、中文译本都是错误的，应该译为“结果”，否则，就会错误理解、评价这部著作[5]。

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书名翻译的错误。“国家”是由俄文ГocyДapcTBo翻译而来的，英文版译作State，不是country，也不是nation；中文版的翻译不妥，应该译为“政权”或“国家政权”。原因在于，“国家”的含义很丰富，包括通常的“政权”的含义，也有“疆土”“民族”“人口”的含义，列宁主要指的是“政权”，而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消亡论”，共产主义实现后，“政权”就会消亡，但空间意义上的疆土及其居住民则不会消失[6]。

书名是理解一部著作的关键，如果书名翻译错了，不仅影响了对书名的理解，还会导致对全书基本理论、结论的错误理解。由此可以看出，朱光潜的纠错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二)纠正具体的翻译的错误

朱光潜针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文译本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附上“建议校改译文”。在他看来，中译本有很多错误。首先，标题的翻译不妥，根据原文和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应该翻译为《费尔巴哈论纲》。其次，还存在着多种类型的翻译错误。有的属于词语翻译不准确、错误，这种类型很多。例如，把“理论的活动”中Theorie 翻译为“理论”是错误的，应当译为“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中，把zukomme译为“具有”不当，应该译为“是否能达到客观的真理”；应该把Gesellschaftsform译为“形态”而不是“形式”。有的属于一词多义的翻译不当，例如，原文Der Gegens tand有“事物”“对象”“客体”的含义，应该根据具体语境选取准确的含义，为此，他建议一律译成“对象”，而不能如中文译本那样译为“事物”“客体”“客观”。有的属于理解所导致的句子的整体意义的不妥或错误。“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翻译不准确，应该译为“并不是某一个人生来固有的抽象的东西”，其中，把einzelnen译为“单个人”不妥，孤立的“个人”(法译本)较准确，Abstraktum指抽象的属性而不是事物，不应该译为“抽象物”；把“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es kommt darauf an翻译为“问题”是错误的，应当译为“关键”；再次，应该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视野准确理解原文的主旨、翻译。翻译应该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解，否则，就容易出问题。对于《费尔巴哈论纲》原文中深奥的、全文关键性的第一条的翻译也应该这样。正因为缺乏整体性观照、准确的理解，中文译本就出现了一些不妥、错误的翻译，及其导致的晦涩难懂和理解上的问题。具体而言，《费尔巴哈论纲》写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应该把这三部著作联系起来并结合其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论”和“序言”、《资本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进行理解、翻译，尤其要注意著作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根据这种理念、思路，他修改某些词、短语和句子的误译，重译了这一条，提供了比较贴近原文的、妥当的、准确的译文[7]。

(三)纠正基本概念、术语翻译的错误

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这几个术语的含义非常丰富且有区别，其语义也有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个词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流行，最初指区别于神学的人文学科；人文主义指文艺复兴运动，包含了对其反教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肯定，其精神与人道主义相通，但这个词的使用很有限，把它用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之后，均不恰当；人道主义强调了“人的尊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其政治内容是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不但继续使用这个概念，而且还赋予新的含义，即要充分地肯定、发展人特有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因此，应当根据人道主义的语义演变的不同含义，结合其使用的语境，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再进行翻译。否则，就可能出现误解、误译的现象。常见的错误有：把“人文主义”错用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外；混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含义，使用混乱。他还总结出使用规律，即通常用“人道主义”即可，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时要谨慎辨析语义和语境[8]。而且，除了语义外，准确的翻译还必须依赖广博的知识。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使用过“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有人译为“人道主义原则”“人本主义原则”。朱光潜认为，前者不恰当，后者是误译，准确的答案是“人类学原则”。朱光潜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辨析。(1)从语义讲，anthropol的含义是“灵长”或“类人猿”而不是“人”，研究原始人的学科、学者分别是“人类学”“人类学家”，而不能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2)维柯把文明人视为人类长期演变的结果，朱光潜认同这个看法并深信，“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存在于文明人而不是此前的时代。(3)人类学是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要的新学科，马克思也受到其经典著作《新科学》和《古代社会》的影响。(4)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则”，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假若把“人类学原则”译为“人本主义原则”或“人道主义原则”，则无法理解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了。因此，翻译必须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否则，就会犯不当或误译的错误[9]。

朱光潜并不满足于一般性地阅读、接受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的中文译本，而是立足原著，认真学习，对照其他版本仔细甄别，发现错误，及时纠正。这种态度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三、马列主义美学与文论的翻译、研究活动

朱光潜不但重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翻译，而且也非常重视作为其终生志业的马列主义美学、文艺理论论著的翻译、研究。在他钻研马列主义美学、文艺理论论著的过程中，一旦发现中译本的不当或错误，就立即指出，予以纠正。这些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纠正缺少基本的语言学常识所导致的错误

中西很早就关注“想象”，也都有丰富的论述。在西方，俄国的别林斯基和德国的费肖尔开始用“形象思维”来解释“想象”，即“think in image”。但是，有人把这个短语错误地译为“在形象中思维”，导致了对“形象思维”“想象”的错误理解，留下了笑柄。实际上，这个短语应当译为“用形象来思维”，它的意思是“Imagination”，即中文的“想象”[10]97。由此可见，语言学及其常识对翻译的重要性。

(二)纠正缺少基本的专业知识所导致的错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中谈到了金银货币的“ästhetische Eigenschaftten”(德语原词)，有美学家把这个概念翻译为“美学属性”。朱光潜认为，这个翻译是错误的，正确的译文是“审美属性”，虽然是一词之差，但抹杀了“审美”与“美学”的区别，前者指美学活动，后者指美学学科，进而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即错误地认为具有“审美属性”的东西也具有“美”的客观属性。就金银而言，金银有“审美属性”，指金银可以起到审美的作用或引起美感，并非指金银必然是美的，或美是金银(事物)必然属性，而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这些马克思都有具体的论证。详细地说，“审美”作为范畴，还有美与丑、雄伟与秀媚、喜剧性与悲剧性之分[11]。

(三)纠正没能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把握问题所导致的错误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过渡的一部重要著作，因其涉及大量的美学问题引发了哲学界和美学界的广泛关注、讨论。鉴于其现实意义及其对于美学发展的潜在意义和中译本的晦涩、错误，他重译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与美学有密切关联的“异化的劳动”“私有制与共产主义”两个重要章节，发表了研究其美学思想的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他深入分析了青年马克思关于劳动导致异化、艺术起源于劳动、美的规律、艺术与劳动的关系等问题，尤为系统地论述了与美学密切相关的实践论思想，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国际学界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三种基本看法，即极端否定的“过时论”、过分夸大的“顶峰论”和介于前二者之间的“转折论”。朱光潜反对前者，因为《手稿》的许多具体观点仍然正确、具有指导意义，他反对后者，因为马克思后期的不少思想是从《手稿》发展出来的，而且，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是会继续发展的。他基本持第三种看法，即《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马克思澄清、抛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方式与表达方式，但仍然继承、发展了《手稿》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建立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废除私有制，生产劳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统一，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认识源于实践，等等。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之后很少使用“异化”概念，但一直承认、关注这个事实，反对异化也是其从事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动力[12]。当时的朱光潜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冒着积雪从燕南园到西语系办公室翻译《手稿》，途中不幸摔跤受伤，但包扎后继续工作，他的认真、执着、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13]。

朱光潜为准确、深入地理解《手稿》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首先，他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文章后面加了附录，即“新片译断”，重新翻译了《手稿》中极为关键的、与美学关系非常密切的“异化的劳动”和“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两部分。其次，他在注释中对“异化的劳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且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是注释，但考证、论述详细而严谨，类似于学术论文。再次，他认真、准确地纠正了中译本里不准确、错误的翻译，并说明原因，表现了极其严肃、追求真理的学术态度。例如，在“异化的劳动”部分中，“从物质方面来说”中，把physic译为成“物质”是错误的，应该译成“肉体”，“物质”的外延更大；“在这样一个规定里”中的“规定”不准确，应该翻译为“定性”；在“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中把“Theorie”翻译成“理论”是错误的，应译成“认识”。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中，“就等于人文主义，作为完善化的人文主义”中“人文主义”的翻译是错误的，应译成“人道主义”；“我的一般意识”，“一般意识”的翻译是错误的，与原意相距甚远，应译成“意识形态”；“社会性的心(消费)”，英文译本中“mind(心)或Consumption(消费)”的翻译都不恰当，应该充分考虑到劳动的乐趣和文艺欣赏的特点而译成“享受或者乐趣”。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朱光潜尽管只是翻译了这两章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在这些翻译中就加了38个注释，足见其认真、严谨。

实际上，这些成果并不仅仅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取得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是朱光潜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知道，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他开始学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运用于其美学理论的建构中，这些成果应该追溯到那时。其中，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节译部分的几个校改，他在60年代就明确校正过。例如，“异化的劳动”部分的“人是类的存在物”，把Gattung译为“类”不准确，应译成“物种”(与英文Species对应)；“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中“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成了理论家”，也欠妥，“Theoretiker”只能译为“认识者”或“认识器官”；中译本的“因为苦恼是人用以感知自己的自我的手段之一”中，有意对“Selbstgenuss”视而不见，没有忠实原作[14]。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朱光潜不仅认真校改，还详细说明了校改的原因。

朱光潜即使在晚年精力不济的时候，仍然认真钻研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他在研究维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发现，当时中国流行的中央马恩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第十三章的“89”号脚注存在严重问题，而弄清这个注释的准确含义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又极为关键。他特意翻译了国际出版局、美国国际出版社的《资本论》的这个脚注，与国内的译文进行比较。结果，两个国外版本的译文比较接近，也较为准确，与国内译文的出入很大，他据此作出判断：“我们断定脚注的中译文(马恩编译局的版本)是粗制滥造的，错误百出的，读者细心核对，当不难看出，最严重的错误在没有抓住人类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却不是自然界动植物自己创造的这一条马克思和维柯都着重的基本原则。”[15]319尤其是，“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的翻译是错误的，应该把“我们”改为“自然界”。他还指出了国内译本的三个严重疏忽，即没有提瓦特，没有说明动植物如何用器官作为生产工具，没有对维柯作必要的注解[15]319。

朱光潜对这些问题的发现、纠正，很有针对性、借鉴意义，也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四、呼吁加强马列主义论著的翻译、研究工作

朱光潜的写作时间六十余年，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大师级的美学家、文论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教育家，他成果卓著、论著丰富，在专业领域影响极大，也因其论著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还是当代中国极为罕见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之一。新时期以来，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与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文联委员等职，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他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影响力，强烈呼吁提高马列主义经典论著中文翻译的质量，加强对马列主义的研究。

(一)正视马列主义经典论著中文翻译中所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翻译质量，为马列主义的宣传、传播、学术研究奠定牢固的基础

我们应该承认、正视马列主义著作的中文翻译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当然，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公正、客观地评价其得失。(1)从客观方面看，翻译工作大都是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年代进行的，当时外部环境异常恶劣、艰难，缺乏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文化氛围、工作条件。(2)从翻译者的情况看，他们的外语水平、文化修养都有很大的局限，较多译者的外语不过关，进一步的深造、业务提高也受到限制，影响到翻译的质量。其中，由于俄语水平高些，列宁著作翻译的质量好些。但是，马恩著作的中文翻译堪忧，如果核对原著仔细校对，几乎每一页都存在问题，需要纠正。(3)翻译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翻译出版了全集，满足了宣传、革命斗争、学习的需要，为人民理解、掌握马列主义提供了基础，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这些成果实属不易，理应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4)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译文的不准确、错误在所难免，有的错误相当严重(如果仔细译校，几乎每一页都存在问题)，这是事实，应该正视这些局限，积极寻求各种办法弥补不足、纠正错误、解决问题[16]3。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以往理解马列主义的局限、错误，现在也理应比过去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但旧的译文的局限日渐凸现，为了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应该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译文。(5)语言是不断变化、更新的，从开始翻译到现在，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时过境迁，应该根据语言的变化调整、改进译文。此外，“经典著作及其翻译往往是语言规范化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应该认真、准确、规范地翻译马列经典，通过读者的阅读，为提高汉语规范化发挥作用[17]。

(二)建立科学、长效的翻译工作机制，促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中文翻译工作的长远发展

1979年，他专门就这个问题给商务印书馆外国哲学编辑室陈兆福编辑写信，并要求把这封信转交给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这封信以《建议成立全国性机构，解决学术名词译法的统一问题》为题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部刊物上，很快，就公开发表在1979年1月国家出版局编的《出版工作》(第19期)上，以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的翻译工作。他在信中提出，希望国家组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常设机构，出版一部比较准确的译名词典，以解决学界长期存在的学术名词译名的缺乏规范性、统一性的问题，既能够节省翻译工作者、编者的精力，又能够减少、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提高翻译的效率、质量；为了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翻译水平，建议国家有意识地、集中力量培养翻译人才，即“集中现尚分散的编辑和翻译两方面的骨干人材，把培养新生力量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抓的办法是翻译和科研结合”；建议恢复出版《翻译通报》之类的关于翻译问题的刊物，便于翻译界的争鸣、讨论、交流，求得译界自行解决一些问题。其中，这封信就举例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翻译中存在的问题[6]。

1981年，朱光潜就阅读张契尼同志新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体会专门给《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更加深入、系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总结了翻译出现错误的原因，有“(1)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全面掌握不够；(2)对外文的掌握不够；(3)对中文的掌握不够”[17]。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与旧的翻译工作方式有很大关系，亟待调整、改进旧的工作方式，并采用新的工作方式，“在动手翻译之前应有个学习和讨论阶段，最好有一个三人到五人小组来进行，把原文吃透了，才由一人动手译，由小组讨论定稿，印行后要不断地广泛征求校改意见”[17]。他针对问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忠告：第一，“任何一篇文章或一个论点都不能就它本身孤立地看，要找到它的来龙去脉”。第二，“经典著作的各种译文不一定都很正确，本例俄、法、英译文都不很正确，应深入研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研究中应特别注意到上下文乃至前后文相关联的意义(contextual meaning)，也绝对不能孤立地看”[17]。而且，鉴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及其经典著作的普及性，力应认真、准确、高质量地翻译马列论著，借助于大众阅读，提高汉语的规范性。为此，朱光潜深谋远虑地强调：“我们就不应忽视译文对汉语规范化所必起的作用。”[17]同时，他在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统一译名的具体问题上，还提出了更为宏大、深远的设想，现在应该充分总结、借鉴历史上佛教经典翻译的经验，出版一种类似于佛典中的“翻译名义集”之类的著作供译者参考[17]。

(三)重视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的选本工作，提高选编、翻译的质量，充分发挥其独特的社会作用

1977年，朱光潜结合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成果，对照德文、法文版本认真校改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中文译本的错误。1980年，朱光潜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编译的意见》，全面、直率地说明了对这类选本及其中译本的意见。他明确认同“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落实更重要。同样，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艺思想对我们也非常重要，但目前国际学界的这类选本的问题较大，我国文论界通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俄文原版及其中文版)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我的重视。鉴于此，朱光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首先，这类选本的总体情况是良莠不齐，有好的选本，如东德Lifschitz的选本(已有中译本)、苏联国家出版社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Thorez撰写引论的法共的选本，也有比较差的，最差的是俄文四卷本的选本(我国已经翻译正在通用)。其次，这些选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按照专题选文、结构全书，整章整段地割裂马恩原著，盲目挑选、拼凑成专题，肢解了原著的整体性、有机性，破坏了前后顺序、内在观念的关联性。其中，俄文四卷本的这种弊病更严重。俄文四卷本忽视马恩论文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用“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取代之，选取了过量的“革命悲剧”“现实生活中悲剧和喜剧”“黑格尔的美学”等内容，错误地把这些内容作为艺术的一般问题，而且，选目零碎、错乱，标题也有不少错误，选文缺乏系统性，漏选了不少重要篇目，根本无法看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体系。再次，编者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导致了俄文四卷本对文论的错误理解，一定程度地表现在选本的序言中，进而误导读者。缺少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贬低或否认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片面地理解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人性与阶级性、阶级性与共同美、文艺与政治、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关系，例如，把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绝对对立起来，错误理解艺术的起源，否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学术价值，等等[18]。最后，俄文四卷本中文版的翻译也不准确，甚至有不少错误。例如，该书“艺术与马克思主义”部分的“劳动与游戏”(应该译为“论劳动”)中，源自《资本论》的这段文字不仅不应该放在这部分，而且，译者随意删除、颠倒原文，译文也晦涩难懂。其中，德文原词Spiel(英译Play)有“游戏”“发挥作用”的意思，但中译本却错误地理解、翻译为“游戏”，艺术起源于游戏是德国美学家席勒和英国经验主义者斯宾塞尔的观点，主张艺术起源于劳动的马克思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导致中译本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12]。

总之，上述问题不但影响了国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还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零散、琐碎、没有完整体系的印象。为此，朱光潜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即应该克服旧的认识和条条框框的束缚，纠正理解和翻译的错误，与时俱进地更新内容，增加新的部分，诸如学术热点、前沿问题；重要的问题，如马恩关于“异化”的论述；重要的篇章，如《费尔巴哈论纲》《手稿》的“私有制与共产主义”部分中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的章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述；《资本论》中“劳动过程”部分的关键语句，等等。而且，鉴于俄文四卷本的弊病和中译本翻译的错误，以及国内有些选本仅仅依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评论具体作家、作品的有限的信件的狭隘性，我们应该解放思想，积极吸收文论界的研究成果，重新编写选本，准确地翻译，反映并帮助读者系统、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论结合的完整的美学体系，有效地指导文艺创作、文艺史的编纂、文艺与文论研究，满足现实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减少或避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应当说，他的意见有的放矢、切中时弊，建议也是及时可行、意义非凡的[18]。

其实，文艺理论选本只是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的选本、翻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应该以此为戒，端正思想，钻研业务，提高编选、翻译的质量，推动教育和学术的发展。

(四)从根本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

朱光潜在研究美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落后状况，对此深感不安，多次表达过忧虑、担心和希望改变现状的决心，并付诸实际的行动。他在对照中译本重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要章节时发现了许多问题，真切地体会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刻不容缓”，而且“已有的表现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地位太不相称了”[12]。1980年10月11日，他在全国高校美学进修班的演讲中严肃地指出：“我们美学处于落后状况，是情有可原的。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处于落后状况，则是说不过去的。”[16]3甚至暮年的他在遇到错误频发的译文时还苦口婆心地劝勉译者端正态度，说：“我们是马列主义的信徒，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应该持更严肃的态度，付出更大的努力，否则就会造成精神污染！”[15]319不仅如此，他还认真地分析了原因：(1)马列著作的中文翻译出现了很多不当、错误，这些问题极为严重地妨碍了正确的理解、研究和掌握马列主义的质量。(2)错误地指认马克思主义美学缺乏完整的体系。一方面，这与一些缺乏义理、零碎、混乱的选本有非常大的关系，亟待科学、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和真实全貌的选本；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博大精深的潜体系，但是，研究者满足于做表面文章，浅尝辄止，没能深入研究、发掘出这个涉及文艺各个方面的完整的体系，反而局限于表面的、错误的观念而不能自拔，“写过或没有写过美学专著，和有没有完整的美学体系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写过美学专著，这是事实；说因此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这却不是事实”[10]38。而且，马克思主义美学还以其包容性、深刻性获得了巨大的阐释力，不但能够深刻地解释文艺现象及其来源、与社会的联系，而且还能够分析其他美学理论(尤其是唯心主义美学理论)的局限。(3)国内的整体研究水平确实不高、亟待提高。缺乏对国外学术前沿问题的关注、研究，如对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新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处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和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不能够及时回应、有效解决国内外学界的一些争议问题，诸如，两个马克思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异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前提，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统一，在具体的美学研究中，难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照，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错误地把人性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具体理解、研究中尚存在不少错误。例如，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及其派生出的实践论美学，否定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及其对自然美、现实美之间的关系的正确处理，等等[16]3-8。(4)开阔视野、解放思想，加强对于马列主义有关的其他学术思想的研究。朱光潜发自内心地说：“只学马克思主义而不学其它，也决学不通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是如此。”[10]43这里所说的“其它”，自然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关系的研究。惟有如此，才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朱光潜根据其仔细观察、亲身体会，有的放矢地指出了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译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改进的方案。可贵的是，他在年事已高、健康欠佳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得失，利用其社会影响，以一己之力强烈呼吁国家有关部门、个人正视问题，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报效国家的责任心。

朱光潜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扎实的专业素质、深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翻译经验、认真地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感，能够发自内心地尊重马列主义，这些因素使他能够认真地翻译、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美学文献，为当代马列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翻译与研究相互结合、良性互动的道路。实际上，他的翻译是一种在论争、比较、辨析中进行的特殊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普及意义。当然，他的翻译、结论并非都完全正确，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甄别。值得肯定的是，在新时期及其之后的美学研究中，他的马列主义美学、文论的译介成果确实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研究者都在研究中吸收了这些成果，在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思想、实践论美学和其他马列主义美学思想的讨论中都有所反映。而且，随着学界对朱光潜的译介、研究认识的深化，这些成果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实事求是地说，他的翻译、研究的成果确实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更缺乏必要的梳理，尤其是他对于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的翻译错误的纠正，至今仍然没能得到有关部门的认真对待，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回应。例如，仅就朱光潜提出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书名、论文的题目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而言，现在通行的、新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都仍然沿用旧的译法，基本上没做修改，更谈不上吸收他的研究成果了。

当前，时代又一次提出了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使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下，我们理应及时而认真地梳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的遗产，由此总结其得失，以促进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美学和马列主义文论的译介、研究，进而有效地指导、带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回应现实的理论需求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