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艺复兴”话语经历了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理论旅行。以内藤湖南为首的日本京都学派,率先比照欧洲文艺复兴提出“宋代近世说”,与中国近现代学人相呼应,深刻影响了中日现代学术的建立以及1950年代以来的海外汉学研究。围绕“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建构,中日学人有重合也有分歧。重合在于对宋代文艺复兴的认同,对汉学方法的尊奉,对乐生享美之精神的推崇,认为“平民文化”的崛起推动了“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分歧则在于是否认可“挑战—回应”的史学模式和新旧不两立的双线文学观,以及对于“平民”在中国式民主思想内生脉络中的定位。从中国本位、儒家价值和文化中心出发的“中国文艺复兴”论,揭示出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文学”和“平民主义”上的两歧性,提示在不同国家具体的历史发展变迁中进一步寻绎“现代(性)”的征兆与路径。
“中国文艺复兴”话语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外学人借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系列文化主张和文艺实践。早在五四运动被标上“启蒙运动”之前,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便为人熟知,中外学界对“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讨论远超狭义“现代性”,往往推及“宋代(晚明、晚清)近世说”“晚期帝制”“早期现代”等多重现代性话语。其话语演变经历了“西学东渐”“中西比较”到“以西释中”,不只是按照欧洲经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族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历史途径,而是根据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国情给予“文艺复兴”新的阐释,既比照欧洲又有别于欧洲,建立了一个东方式的“中古—近代”的文化时间表,形成一套“中国文艺复兴”话语和论述,表达了独特且深刻的美学内涵、中国意蕴和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