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镜像与百年新文学/新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0年11月13—15日，以首席专家王宇教授为召集人，厦门大学举办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开题报告会，暨“女性镜像与百年新文学/新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等的专家、学者四十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题报告会由丁帆教授主持，课题首席专家王宇教授首先发言，她就项目计划、框架、初步进展、已有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她强调，“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项目，旨在探讨现代中华文化建构的基本脉络及其丰富多元的内涵如何催生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形象谱系，或者说，后者如何表达前者。而女性形象一旦产生，又如何作为文化镜像，参与时代文化和精神的再生产，即参与现代中华文化的建构。为此，课题选择女性形象与民族国家想象、个人主体想象及其反思之间的关联性作为支点，切入每一个子课题研究。藉此提纲挈领，化繁为简，有效阐释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的关系。课题研究通过梳理跨越百年的庞大女性形象谱系，建构出一个百年女性形象史。这无论在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妇女史等层面上都有其独到学术价值。项目五个子课题的设计具有各自的学理逻辑，在研究思路上既超越传统的文学形象研究，亦不局限于女性形象与女性、性别议题的关系，而是将它置于百年新文学/文化的一些基本命题中来讨论，这是该课题最大创新点。王宇也列举项目具体研究中的一些难点，如百年女性形象如何参与现代中华文化（即百年新文化传统）的建构，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一定难度，可能要涉及很多跨学科的研究。

评议组专家认为该课题把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相结合，拓展了此前的研究空间，外延至文化领域，具有学术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关于子课题文学史起讫点的界定“1978—1985”，意在研究“新时期”开端的女性形象谱系及其对“新时期”文化建构的参与，1985年作为分期节点可以商榷，因其在文学叙事上的“断代”节点尚未得到公认，要在整体构架设计上做出相应说明。还有，由于不同时段女性形象谱系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必设计整个课题一以贯之的统一线索，可以根据具体时段设置本时段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例如，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女性遇到的问题不同，呈现于文本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故不宜采取同样的论述线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表达出最具时代精神的元素。

“女性镜像与百年新文学/新文化”学术研讨会围绕女性文学研究的相关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一、经典女性形象再解读。在文学研究领域，探讨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并非新的议题，甚至有“过时”之嫌，本次会议通过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为文学形象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人文学科出现“声音转向”的研究热点。复旦大学张业松教授将源自音乐领域的概念“声景”（Soundscape）引入鲁迅小说《祝福》的解读，通过分析祥林嫂人生中的三种声音：叫喊与反抗、丧夫丧子的倾诉以及与“我”的对话后发现，小说构造了以祥林嫂为中心的“声景”，具备了特定的声学生态和权力关系。外在环境加诸祥林嫂的“辱声”以及其“肉身”和“肉声”的表现，制造出对其非常恶劣的声环境，最终使得她的声音成为噪声，被压抑和消除，并淹没在环境主调的“祝福”之声中。张业松以全新的视角切入经典女性形象研究，挖掘了文本中容易被忽视的“声音”因素，既揭示出女性主体失语的文化环境，亦为文学研究的“声音转向”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范例。

刘卫东教授重新解读了1950—1970年代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他认为，该时期文学叙事在依附“革命逻辑”的同时，却很难完全压抑“生活逻辑”，造成了诸多值得玩味的文本“裂隙”。这些“裂隙”构成了观察女性议题与社会其他问题彼此互动的重要视角。董丽敏教授则关注1949—1980年创作主体的性别身份对社会主义妇女想象的影响，进而论证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她指出，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及女性形象，反映了历史巨变时代妇女的特殊生存经验、社会实践及其生活世界的变迁。

性别（gender）是人类的基本文化身份之一，性别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还常蕴含着特定的社会诉求。捕捉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困境或热议的性别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一些经典的文学形象，打破文学史、文化史固有的定位。博士后姜瑀发现近年来的大众文化场域出现了一系列“大女主”形象，但背后其实隐含着深刻的性别危机，她特别关注近三十年内地电视剧中的武则天形象塑造，指出存在三种叙事思路：1990年代的电视剧将武则天的权力诉求视作女性向父权文化发起的性别抗争；21世纪初期的作品将其权力欲望处理为个人的理想与激情；而新近创作则将武则天对权力的追求转换为对家庭的维护。她指出，这种叙事策略的转变背后隐含着对女性公共身份的漠视。

还有学者将研究建立在原始材料的耙梳和整理上，探究了一些被学界忽视的文本形象。博士后游澜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明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麻风女形象，认为礼教、国族、启蒙、美学与性别话语之间的复杂纠缠构成了其被污名化的文化语境，反思了隐喻背后的性别意识形态局限。该研究兼具资料性、思想性和现实意义，为此后相关形象谱系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也对疾病医疗叙事的研究有所助益。

二、“女性镜像”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的关联性研究。研讨会将文学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定位于“女性镜像”，旨在挖掘文学形象蕴含的思想文化脉络，进而索解其参与现代文明建构的过程。在如何进行女性形象研究的语境化探索方面，会议提供了诸多有创见的观点和思路。

王文胜教授发现，学界通常借助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对“新移民作家”展开研究，却忽略了作家去国离乡时的情感结构与中国语境的同构性。她以旅美作家陈谦的小说为例，揭示出中国大陆1980年代大众情感结构中的理想主义、启蒙思想以及人道主义才是陈谦小说女性形象的底色，指出只有高度语境化的分析才能避免研究陷入东方主义等理论窠臼。臧晴副教授将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文学史定位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认为1990年代女性文本及相关女性形象所呈现的个人化、女性化倾向不单受到了市场化、全球化等外部刺激，亦与1980年代高扬的人性论、人道主义等相关。同样关注历史语境复杂性的还有郑国庆副教授，他以台湾纪录片《日常对话》为研究对象，认为，导演黄惠侦以“家的社会田野”为方法，塑造了一系列受压抑的台湾底层妇女形象，通过对家庭经验、私人处境社会脉络的审视，将台湾纪录片自恋式的凝视风格拉抬到一个更宽广的社会视野与胸怀。

刘慧英研究员则将1990年代女性形象的考察放置在千百年来女性被物化、被凝视的历史境遇之中。通过对《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的解读，她发现，小说中的女性始终处在男性的窥探、凝视之下，是被欲望化的“他者”。《妻妾成群》《废都》等作品中对多妻制的缅怀以及《疼痛与抚摸》《第六日下午或晚上》所塑造的“渴望强奸”的女性，构成了对女性的话语暴力。刘慧英犀利地指出，文学过分强调女性的性自由，实际上迎合男权中心文化意义多于解放的意义。河北大学的熊权教授聚焦丁玲的早期创作中女性人物颓废虚无的性格特点，她认为，青年丁玲的文学史价值不仅在于反封建的个人主义，更与其早年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以此思考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局密切相关。陈娇华教授通过辨析王安忆《流逝》中的女性形象，发掘出新时期女性形象建构的三个资源，即传统家庭妇女、现代“摩登女性”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劳动妇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庞秀慧副教授则将新世纪的“返乡书写”置于五四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之中，重点分析创作主体因性而别的叙事差异。

还有学者阐释了女性形象语境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郭冰茹教授以阎连科新作《她们》中的女性形象为个案展开讨论。她认为该文本最富特色、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将性别议题视为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将性别议题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去考察，从而使得性别成为折射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肌理的三棱镜。由此，郭冰茹进一步指出，性别问题具有开放性，当其与具体的历史场景相关联时，性别就不仅是文学写作的视角、眼光和立场，更是一种透视历史、关注现实以及体察人性的方法。这是对处在瓶颈期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体现出理论建构的自觉性。

三，本土资源与女性形象谱系研究。作为“舶来品”，女性主义（feminism）与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进入中国文学研究时，常会因语境差异而产生文本误读。本土化成为当前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诉求。如前所述，与会学者在研究女性形象时，十分重视文本的时代语境及其对再生文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者在分析时还扩展了“语境”的维度，既挖掘文学所处时代的文化构成，又关注历史的纵向延伸。此类研究规避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影响的焦虑”，彰显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本土化自觉。

研讨会中，林丹娅教授立足传统文化和闽地地域文化资源，探究了妈祖的现代叙事与性别意义。她认为，民间故事、历史传说、说唱戏曲等传统文化形态中的女性影响了妈祖现代形象的生成。通过互文性分析可以发现，女性“圣杯”文化的特质，通过妈祖这个媒介，在历史与现实境遇中，发挥出强大的社会功用。妈祖信仰也成为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凝聚海外华人情感的重要文化纽带。同样重视传统文化向度开掘的还有博士后陈浩文和韩旭东博士，前者通过考察杨绛的学院生活和历史生活经验，发现其文学形象中蕴含着儒者的性情和道家的姿态，并在儒道文化之间开辟了“游”与“真”的审美境界。后者以电影《海上花》《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中女性形象的嬗变为依据，论证了导演侯孝贤对中国抒情传统美学的坚守。

另外，女性形象谱系研究不能只关注女性形象，有关男性形象的阐释也为研究的整体展开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必要补充。李玲教授研究了郁达夫创作的现代男性主体建构这一问题。李玲质疑了以西方现代审美理论为依据的研究思路，认为可以通过返回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脉络重评郁达夫的文学史意义。她指出，郁达夫所创生的男性现代审美主体，其柔弱的个性气质后面，蕴含着男性通过放弃文化特权而踏上现代之旅的自觉意识。关于这一形象的考察与同时期“浮出历史地表”的现代女性谱系形成了学术视野的互文。

本次研讨会还就乡村女性与近代以来乡土社会文化权力的变迁、当代革命历史叙述中的“女学生”形象、社会主义妇女想象及其流变、女性诗歌的伦理特征、女性电影的性别意识以及台湾纪录片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文化等展开了讨论。研究者们在严谨、客观的学术研究中融入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参与精神，针对当前社会存在的性别问题，如底层妇女的生活境遇、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下滑等展开了建设性的回应、批判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