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史料搜研及其拓展的可能性
——兼谈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有关问题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和学风的转换，金庸武侠小说在延续既往热络的同时也呈现某种疲软。本文基于“如何重启”的考虑，在对现当代武侠小说总体状况梳理和评判的基础上，对金庸武侠小说史料搜研的成就与不足、版本研治的具体实践、需要拓展的几个向度等作了探讨，目的是回到实事求是的原点，为推进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提供具体切实的支撑。

在中国当代新人新作筛选与经典作家作品重评的两大批评研究序列中，金庸无疑属于后者。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他一直是受关注度很高的作家，甚至对其做研究史爬梳的文章，也有很多。这种情况，不要说一般的武侠作家，就是在海内外中国当代作家中也是很少见的。这也说明金庸的成就及其影响。当然，不必讳言，其中不少带有明显的赏析性倾向，热情赞誉多于严肃深刻的批评。而在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整体文化和学风的转换，金庸研究在延续既往热络的同时也呈现某种疲软。2018年10月金庸去世后，《新华文摘》在2019年第2期刊发的带有纪念性质的4篇文章中，没有一篇为学术文章，这是否从一个侧面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假若上述的判断离事实偏差不大，那么面对这种现象，“如何重启”金庸研究问题就不妨提出来，它也促使我们对过往批评和研究有必要进行盘点和反思。

众所周知，推进学术重启或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观念创新与史料发掘。而史料，虽不能也无法取代观念，但作为研究的基础及治学的理路来看，却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当代经典或准经典的名家名作来说，如果要继续推进、深化和拓展，史料发掘、整理、编纂和研究就是无法绕过的一个环节，说得重一点，就是需要抓紧做的一个“历史补课”工作，一个需要强化的着力点。这也是近年来当代文学领域内史料研治风生水起，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今天不同于刚走出“文革”的新时期，它已由思想观念层面的“拨乱反正”逐渐过渡到常态的，当然也是更为艰难的“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而史料，恰恰是支撑学科体系建设的“阿基米德点”，它不仅具有“独立准备”（鲁迅语）的指向，更有基于事实说话的含意。借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做学问的“如此如此”与“为什么如此如此”这两层功夫的“第一层”功夫：“论智识之增殖，自然以第二层为最可宝贵。但是若把第一层看轻了，怕有很大的危险；倘若他并不如此，你模模糊糊的认定他如此，便瞎猜他为什么如此，这功夫不是枉用吗？枉用还不要紧，最糟糕是瞎猜的结论，自误误人。所以我们总要先设法知道他‘的确如此如此’。知道了过后，我自己能跟着推求他‘为什么如此’固然最好；即不能，把事实摆出来让别人推求，也是有益的事。”

上述种种，就构成本文写作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我关心的不是金庸研究在雅俗观念层面的突进及其由之带来的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影响或曰结构性调整，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生成及其合力影响在史料上的投射，通过还原现场方式对之作反映和概括，目的是为推进、深化和拓展金庸研究打下基础，提供有别于文学批评和理论观照的另一种研究路径及方法。应该承认，与前些年曾经有过的颇为热闹的金庸小说评论和研究相比，金庸史料搜研这方面其实还是相当贫瘠的，包括写过几篇金庸文章的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及有志于此的热心人士，往往也缺乏自觉的史料意识和基本的史料积累。因此，有必要回到实事求是的原点，从那里再出发。否则，所谓的“重启”及“如何重启”，就很有可能流于空谈。

一 史料搜研现状与存在问题

在进入正题之前，拟有必要对百年以降中国现当代武侠小说的总体状况稍作梳理和评判，以为金庸武侠小说史料搜研提供一个宏观的背景和参照。也许受“以论代（带）史”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当代文学对史料是忽视的，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武侠小说因受文体“等级”思想的规约，其史料建设在整体当代文学中更是显得迟缓落后。像梁羽生、古龙、温瑞安、黄易、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萧逸等，虽侠名远播，但有关史料收集整理却一直处于极其贫弱的状态，更不要说二三十年代的“南向北赵”（向皑然、赵焕亭）、“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以及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朱贞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为数庞大的武侠作品日逐散佚，非但搜罗匪易，连一份完整的作品总目也难以入手整理，遑论其他”。基于此，如何突破观念褊狭，“重新而全面地整理武侠文献，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它的“迫切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

金庸与之相比，似乎是一个异数，他是所有武侠作家中史料占有最多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如今至少已出版4个会议的论文集（分别为中国的北京、嘉兴、台湾，以及美国的科罗拉多），8辑的《金庸研究》（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编），还有冷夏、费勇、傅国涌、孔庆东、陈墨、覃贤茂、杨莉歌等撰写的近10种传记，严晓星、慕津锋编纂的年谱简编，以及数十种研究著作。至于单篇的评论和研究文章，包括以此为题的本科和硕博研究生学位论文，更是不可胜数。近一二十年来，尽管有所降温，但随着金庸的逝世，各地各报刊也发表了不少纪念或回忆文章，尤其是金庸身边或熟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史料。

当然，这样说可能失之简单，也嫌浅显。这里之所以提出金庸史料搜研问题，主要在于它为我们如何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其小说提供切实的基础支撑。就拿大家熟悉的《神雕侠侣》来说，无论从小说的艺术逻辑还是就金庸原初的构想来看，它都应是一个悲剧。但“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突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半生，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所以，为了吸引读者购买，金庸安排了被很多学者讥为“蛇足”和“落了俗套”的小龙女投崖、十六年后与杨过重逢的大团圆结局。类似的例子，在其他诸多的人事描写和主题设计等方面，还可举出不少。比这更重要的是，史料还为我们准确把握金庸小说提供有效的路径乃至一把入门的钥匙。有人在谈及金庸小说与人生经历具有某种“彼此呼应”关系时指出，金庸之所以在《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之间创造了杨过、令孤冲、张无忌等一系列超越一般意义的“正邪”人物，对“正邪”这一主题投入如此之多的思考，一再重现这一主题，很重要的就在于金庸在这一阶段，“不满左翼阵营内部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自立门户”。因此，他在写这些“正邪”人物边缘感、悲怆感、孤独感的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欲说还休的潜在期望。借用深知内情的梁羽生评价《天龙八部》的话来说，就是“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显而易见，如果不了解金庸这段经历，我们就无法从中里看出这么丰富的内涵。这也启迪我们，对金庸小说及其他话语研究，就必须将其放在其原初产生的语境中加以还原分析，同时再探讨其在当下语境中所产生的持续作用和特殊效力。唯有如此，才可以窥探到金庸话语充满诗学的因素、在历史叙述中所采用的种种修辞策略，以及金庸所持有的评判历史的原则、对人生和世界所秉持的理念，等等，才能真正彰显出金庸话语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对于不宜作太多“新批评”意义上的文本细读，而主要应着眼于宏观社会文化大背景考察的大众通俗文学来说，似乎也更有必要。

不过，在充分肯定金庸小说在史料搜研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或忽略其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由于金庸本身太过复杂，也由于那些散佚于香港半个多世纪前的旧报刊封尘已久，不易查阅，有的甚至不为人知。现如今，我们虽然在史料发掘整理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许多重要关节仍十分薄弱，乃至付之阙如。如1940年代金庸在湘西和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生活行状，1980年代末的思想状况，因为没有档案记载，或找不到相关人来了解，存在着明显缺失或语焉不详。晚年情况好些，但也疏漏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杭州市政府向他征询云松书舍的“功德碑”文字稿意见时，执意要在接见过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的名单中添加上胡耀邦的名字；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及博导后，不大愿意讲自己是武侠小说作家，甚至在讲座时声言“不谈武侠小说”，弄得台下的学生一脸愕然。现在我们见到的史料，大多来自一些记者访谈和相关友人记述；即使是这些访谈和记述，在占有上也存在着较大缺陷，加之又未曾或无缘阅读《明报》《明报月刊》等原始史料（这一点大陆学者较之香港学者，问题更突出），所以也问题多多。特别是像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因出版较早，又缺乏应有的严谨，存在着不少硬伤。金庸本人也明确表示很不喜欢，曾批评说：“作者态度十分草率，只不负责地抄录了一些已发表了的第二手资料，拉杂成文。”有人曾有专文，对其在史实方面出现的10余处“谬误”，一一作了辨析和考订。

其次，现已整理出版的史料，仍然被忽视，未能为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最突出的是从事传媒工作几十年，曾任职《明报》并跑遍欧美、日韩和内地京沪等世界各国各地区图书馆进行广泛收集，最终以博士论文出版的张圭阳的《金庸与〈明报〉》（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初版），也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实，“这本书是以《明报》的发展史为经，为主线，而以它所以能‘落地生根’的时空背景为纬，为辅线，去透彻地重拼和描绘出一幅香港甚至大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史场景”。它不仅内容丰盛和史料查证严谨，而且还为我们披露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其中不少是首次披露。如1960年代初，为吸引读者，金庸在《明报》上刊登武侠小说的同时，还推出赛狗赛马的“狗经版”“马经版”“伶星专栏”，甚至还在新闻版的头条位置讨论吧女的“处女膜”事件等。又如1964年，当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身居香港的他，非但没有像海外华人那样“普遍觉得自豪”，相反，却撰写《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等社评，与香港《大公报》等左派展开一系列笔战，“发出了令人侧目的声音”。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上述这些珍贵的史料，由于地缘社会政治的隔阂、传播渠道的不畅和思想观念及科研评价机制的差异（内地盛行的是“以论代（带）史”，以及量化和项目化科研评价机制），它并没有引起金庸研究者的关注，更不要说成为其“互文”研究的重要资源。

最后，从范式角度考察，迄今有关金庸小说的研究基本属于一般的批评或研究，而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史料研治，真正的史料研治也不多，它主要集中在近10种传记和版本研究这两个方面。至于传记和版本之外，如社论评论、访谈口述、回忆演讲、目录考据、校勘佚文和其他方面与文体等，虽然也有，但总体来看成就有限，系统性、自觉性也不强。而事实上，正如1995年以后长期担任金庸秘书的李以建指出：金庸广泛涉足诸多领域，堪称多面手的奇才，尤其是在经营《明报》期间撰写的有关社论：“其篇幅之众、字数之多，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小说；其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宣扬的鲜明主张，以及体现出的对世界的洞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把握，堪与小说媲美。”金庸自己也说过，他创作《笑傲江湖》时，就将每天写《明报》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也是金庸不同于梁羽生、古龙等的独特之处。即使是作家身份，除了武侠小说外，金庸还曾翻译英文著作，为报刊撰写影评专栏、文艺批评，创作电影剧本及歌词。而凡此这些，缘于各种复杂因素，以前我们也是不了解的。借用李以建一篇纪念文章的标题来说，叫作“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识得一半”。这里所谓的“一半”，主要是指武侠小说；还有“一半”，即文艺评论、翻译、影评尤其是时评社论，我们所知甚少，甚至完全不了解，至今尚处于“隐学阶段”。这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对其武侠小说的研究，使之局限于纯文本层面，而显得比较平面、狭隘和单薄。

二 版本研治的个案分析及其引发的思考

版本是文献史料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考察金庸小说的一个基础工作，因为版本演变折射了金庸的思想脉络乃至人生轨迹，所以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里将其抽出来单独一节作个案分析，也表明它在金庸小说研究中的重要性。

武侠小说作为大众通俗读物，为了迎合市民趣味和娱乐市场，往往不大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粗制滥造现象十分普遍，随写随刊随丢，甚至请人代笔也是很常有的事。金庸也不例外。从最早刊载于香港《新晚报》《明报》等“初刊本”开始，其作品就存在着语言文字缺乏修饰，故事情节前后矛盾，甚至一些知识性错误。一般武侠小说的问题，在他那里也都有。在写作《天龙八部》期间，因为外出有事，金庸还曾请倪匡代笔。尽管如此，但相比于民国时的“南向北赵”“北派四大家”，乃至同时代的梁羽生、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他的写作态度严谨得多。据说梁羽生也作过修改，但却并非作大规模的修订，亦从没人比较梁著新旧版本。古龙的情况更糟，他经常收了稿费不交续稿，于是只好“潇洒”地听凭出版社找别人代写。而金庸无疑比这些作家更爱惜自己的羽毛，尽管对武侠小说未必有多正确到位的认知（事实上，他对武侠小说的认知前后是有“矛盾”的）。他不仅在修订时将倪匡代笔续写的一段全部删掉重写，而且在1972年封笔后，先是花费10年时间修改其全部小说，紧接着又在2000年以76岁高龄进行再次修改。如此这般，也就有了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少有的内涵繁复而又涉及面很广的“初刊本”“初版本”“修订本”“新改本”这样四个版本。

一般认为，从1955年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上开始，到1972年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在《明报》上结束，这期间金庸小说最初连载在报纸上的“初刊本”到单行本的“初版本”发行，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删除了每日刊载的小标题，其余的略无更动，因此可以视为同系”。但根据最新对版本的实证比较，可以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追求美感，“除了修改原文外，金庸还花了不少时间重订章节与回目”。这意味着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已经不再可以简单“视为同系”，而是具有了版本学意义上的差异。同时也证明，金庸对其作品经典化的“启动”要早于学界的估计。而从1970年至1980年对“初版本”的10年修改，最终成为香港明河、台湾远景、台湾远流、北京三联、广东等出版社出版的中长篇小说15部（即“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上1部《越女剑》）、36卷，总计1100万字的《金庸作品集》的“修订本”，这次修改的幅度更大，这也是流传最广、最普遍的一个版本。如《书剑恩仇录》，“最初在报上连载，后来出版单行本，现在修改校定后重印，几乎每一句都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糊涂”。《碧血剑》“曾作过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以至于倪匡惊呼：“翻开新版的《射雕英雄传》，真叫人大吃一惊，若是以前曾看过，而印象又不是十分肯定的，真要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以为自己患了失忆症。因为改动得实在太多了！”而“新改本”，则是指金庸于1999年至2006年对“修订本”再次修订的版本，中国的香港、台湾和大陆都有出版（大陆由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2008年全部出齐，名为《新修版金庸作品集》）。虽然总体修改幅度不及“修订本”，但正如他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访问时所说，仍在不少地方也是“逐字逐句”修改，其中故事或人物增删也有不少。如《射雕英雄传》就将“黄药师和诸弟子的关系也重写了”，那个专情的他变成了与弟子梅超风有暧昧关系的人。

问题的复杂还不止于此，而是在于，金庸在修改和出版的过程中（尤其是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改和出版过程中），出于市场和影响的考虑，其“初版本”往往对“初刊本”作详略不同的、随机性很强的修改，并同时在香港、台湾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这样的“初版”，它到底有几个版本，连金庸自己包括专门从事金庸研究的学者也搞不清楚。加上还有大量未经授权的“盗版本”和至少有数十种之多的“外译本”（如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日本、泰国、马来以及法文、英文译本等），这就更给金庸小说平添了不少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因素。有人说，金庸“不厌其烦地修改，有的修改反映在版本上，但大多数修改都无法从版本上予以确定……同时，金庸小说不仅是文本相同的小说有不同版本，还有文本不同的各种不同版本。由此可见金庸小说版本之复杂，版本研究将是‘金学’中的一个长久的话题”。这是符合事实的。

尽管金庸小说版本眼花缭乱，学术界至今没有将其完全厘清，但它还是有其共性规律可寻的。有研究者参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曾从“同时性”与“历时性”两个方面，指出文本版本的演变，主要是由作为“始点的文本”“比较的文本”“比较者”三个定点组成，“这三个定点都各自牵涉到当代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其中有传承、有取舍、有变易，综合起来，颇能略窥文化系统中的某些的演变痕迹”。还在此基础上，进而将金庸的修改分为“文字修辞方面”“情节的改换”“历史意识的强调”这样几种做了分析。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如果说金庸小说的“初刊本”和“初版本”之间的不同可以被视为某种“共时性”的文本差异，那么“明河版”“三联版”的出现就构成了一种文本的“历时性”运动，它修改什么、怎样修改，除了地域上的差异因素外，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和折射了文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包括当代文化思潮、政治经济因素及作者个人等因素在内的当代语言体系的制约与影响。它看似随心所欲，并且的确也很随心所欲，嵌入了明显的“金氏”印记，但同时也具有时代意识，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之所以吸引人的深层奥秘之所在。借用人们熟悉的一句话来形容，即“重要的不在故事讲述的年代，而在讲述故事的年代”。如很多论者都提到，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历时10年的修改，“这段时期，香港由暂居地变为此地居民的安身立命之所，‘香港人’这一身份开始确立。金庸对国家民族看法的转变，也反映在他的小说中。……金庸对异族统治的态度的改变，正好印证了香港人对殖民地政府态度的转变”，那个身份尴尬而又颇通“适者生存”之道的韦小宝，某种意义上“正是香港人的写照”。

对于金庸不断雅化的如上修改，学界是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认为对改变粗制滥造，提升质量是有益的，也是有效的。但这种修改到底有多大的普适性，尤其是对整体武侠创作到底带来多大的意义，则是有歧义的。因为武侠小说毕竟不同于精英文学，它有自己的创作机制和运演逻辑，如果过于雅化，那就有可能违背文体及读者的阅读期待。林保淳对此一直比较警惕，早在金庸备受推崇的情况下，就提出金庸研究的“排挤效应”问题，即过分推崇，将“第一”当作“唯一”来研究，就会出现对其他武侠小说的“排挤效应”。他认为，将金庸武侠小说修改版与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从未修改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对整体武侠小说研究及其创作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在他之前，另一位台湾学者叶洪生也有过类似的观点，认为这样来“比较高下，在立案点上即不公平”，所以主张研究要还金庸以“本来面目”。对于林、叶这样一种“公平态度”，也许我们在整体上难以接受——正如金庸当年在回应时说，“其他作家也可以去改嘛”；不去批评其他作家随意写作、不修改，反而“责怪”金庸费心修改，改得“太好”，的确有点牵强、不合情理。但如果撇开这一层不讲，而从武侠小说修改不能疏忘通俗文体属性，从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原创版本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不说林、叶两位学者所忧毫无道理。这一点，对于内地来说也许更为重要。须知，金庸小说的“初刊本”“初版本”出于20世纪50—70年代，现在即使在香港也已成绝版，而我们却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正式接触金庸作品。可以说，大陆对金庸的认知是来自后来的“修改本”（主要是1994年的“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我们所有有关金庸小说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之上。这对一般读者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他们也不会细究其间的差别，但从研究的角度考察就不尽其然，它暴露了我们在版本学问题上的一个“软肋”：这就是往往只看最终文本，而忽略了金庸小说有一个复杂的生成和变化的过程。

这种情况在金庸的“修订本”就存在，并受到批评，但似乎没有引起重视。而到了“新改本”，因诸多因素的作用，金庸在这方面更放纵其笔。如上文提到的黄药师移恋梅超风，从情节合理性上讲，的确较好地解释了他在陈玄风与梅超风盗宝私奔后的种种暴怒行为，“但是，这些读者未必愿意从这角度去欣赏这样的画蛇添足。在他们心目中，黄药师是‘东邪’，既称为‘邪’，为人行事自然不能以常理推测，读者通过‘东邪’，在欣赏、喜爱他的潇洒不羁、睥睨群伦之外，其实更寄托了个人摆脱社会规范束缚，冲决重重尘网的期待与梦想。‘东邪’一旦可以按图索骥，就形同落入规矩、窠臼之中，又何‘邪’之有？更何况东邪虽邪，而对妻子的感情却深挚动人，如今却横生枝节，让东邪心猿意马起来”。再如韦小宝，他从“初刊本”的颇具一般武侠小说的“侠客架势”，到“修订本”的几乎没有武功但却自由穿行于江湖与宫廷的一个“成功”的市井混混，再到“新改本”的拟将其改成“散尽千金，夫妻破裂”的“潦倒”。如此这般，就使其不仅与“修订本”韦小宝差异很大，而且也与作者固有的侠义主旨相抵牾，所以遭到了来自读者方面的激烈反对，致使该修改计划最终没有实行。

这也说明，武侠小说的修改尽管可以天马行空，纵横驰骋，但它修改什么、怎样修改，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随意而为，任性而作，而是具有自己的运演逻辑。首先，它要顾及读者的接受心理，尤其是作为一个流行的经典性文本，金庸创造的不少重要情节与人物已根深蒂固地深入读者的心理世界，“形成了（他们）自我梦境、理想的一部分，很不愿为某些极有可能牵一部分的改变而受到冲击或破碎”。就是说，它一旦定型并成为流行经典，就已化为一种强大的文化惯性乃至文化心理存在，有其自身的命运及其独立性，不再专属于创造它的作家了，不是金庸想改变就能改变和可以改变得了的，更何况其中有些人事改写也不尽情理。像上文所说的黄药师移情梅超风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它就招致了读者的“抗议”。其次，与之相关而又不尽相同，是修改还有一个遵循文体属性的问题，不能因为提升艺术之需，不加规限地运用精英文学的创作原则。否则，不仅使其失去作为“成人童话”的武侠文体的个性和魅力，而且也造成与前版本之间的断裂，损害了叙述的连续性和习惯性。“新改本”之所以受到较多的批评，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他对武侠小说作文体和叙事范式“突破”时，过度地套用纯文学的“还原人性”“符合人性”“回到日常”等有关理念和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金庸出于自我经典化之需的不断修改，我们是需要辨析的，不能作无限的夸饰。尤其是“新改本”，它较之以前的版本越来越雅，但在获取“艺术性”的同时，也付出了作为大众通俗文学应有的不少的“娱乐性”的代价。再挑剔地说，包括愈后愈明显也是被我们所称道的从“立侠”、“疑侠”到“反侠”，恐怕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的问题，以至于到《鹿鼎记》，其理想化浪漫化表达被更符合精英旨趣的世俗人性写作所取代，而最后不得不封笔。这里的原因，主要就在于随着武侠小说写作的巨大成功，金庸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对已经创作的通俗文学进行纯文学的性质改造，即大规模的、高密度的修改”。于是，就出现了不具有“统一性”的“两个金庸与两个金庸武侠小说”。

三 需要拓展的几个向度及其他

金庸是文学圈子里集创作、批评、翻译、研究于一身的“全能冠军”，同时又是广泛涉足新闻、政治、历史、企业等多个领域并取得杰出成就的“球形天才”。选择这样一位人物展开研究，对于研究者的知识储备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金庸武侠小说写作源自1950—1970年代的香港，但其经典化又是在1970—1990年代的内地和台湾完成，这里既有时间上的落差，又有空间和地缘因素的掺杂，情况相当复杂。只有占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现场，才能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同时，以他为中心，还可辐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海内外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宏阔图景，为“如何重启”当代经典作家提供范例。金庸的多重身份和复杂经历，使他成为研究现代“文化中国”（杜维明语）的一个极佳标本。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马幼垣在2000年，曾提出一个以香港为总部、在内地和台湾设分部进行约稿和集稿的“金庸辞典”编纂计划，该辞典分为传记篇、作品篇、人物篇、词汇篇、研究篇和演衍篇六大组别，拟4年半完成，总开支在100万美元以上。应该说，这个计划是很全面周详的，安排也合理。如能付诸实施，金庸小说及史料研究当可再下一城。它亦可在原有《作品集》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编纂金庸有关的《政论集》《随笔集》《书信集》《译文集》《讲演集》《剧作集》《集外集》，这是何等的丰富，研究工作也必将有全新的拓展。然而提出之后，学界没有回响，金庸本人也不肯资助。还有，为方便研究，有人不止一次地提出，希望重印未经修订的“原刊本”及出版作品的“汇校本”，但金庸出于各种考虑，也都一概谢绝。延至今天，史料编纂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18年金庸去世，随着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推进和整体学风的变化，才开始出现某种回暖的趋势。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金庸小说史料的发掘、整理、编纂和研究呢？笔者不想继续上述版本研究所做的个案分析的思路，而是拟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主要试就“本体史料”“延展史料”“关联史料”三方面展开探讨，这也是影响和制约当下及未来金庸研究提升和发展的瓶颈所在。

第一、所谓“本体史料”，是指与金庸小说直接有关的史料，它属于金庸史料的核心级位或曰本体范畴，具体又可分生平与写作两个部分。“生平”方面，包括家庭亲友、婚姻爱情、经济收入，牵涉隐私乃至“不光彩”的历史。作家生平相比于创作，它虽是间接的，但从中可见作家的个性特质与追求。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现有质量良莠不齐的近10种金庸传记，其中有些记述有缺漏甚至有误错，需要补充、辨析与裁断。限于篇幅，这里只是提一下“写作”方面的两种史料：一是除创作之外的批评、报告、讲演、访谈；二是除小说之外的影视、剧作、译作等。这两种形态和文体史料，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涉及，甚至为我们所不知，但却相当复杂。如要搜研，每一种形态和文体都可写成单文，甚至可成专题。金庸武侠小说名重天下，以致压抑遮蔽了他在其他形态和文体方面作出的贡献，所以，为了真实还原金庸写作，也为了与武侠小说形成比较参照，有必要将其作为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予重视。

说到这里，也许有必要提及年谱，这是金庸“本体史料”的压舱石，也是接下来需要花力气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然，这不是说此前我们就没有这方面的成果，不是的——如严晓星、慕津锋就曾先后编纂过《金庸年谱简编》：前者，有4万字，据说这是作者在自己编纂的30万字的《金庸年谱长编》基础上缩写而成，以附录的形式收在其《金庸识小录》一书中；后者，大约2.5万字，相对简单些，刊于《传记文学》2018年第8期。也许是《简编》，它们都比较简单（尤其是金庸前期），个别地方可能还有失实。年谱是学术研究及其历史化的基础，它对提高学术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做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钱理群回忆，当年他在读研究生时，王瑶就是叫他从编纂年谱入手从事学术研究的，后来写《周作人传》，首先做的就是编了30万字的《周作人年谱长编》。而就金庸的成就、影响及研究工作的需要来讲，光是二部《简编》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长编》，甚至有不止一部的《长编》，并将这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编纂时，应该充分反映和体现年谱所具有的简约客观、钩沉订讹的特点。此外，还要根据谱主金庸的实际情况，强化突出他与时势、背景之间的关系。

第二，所谓“关联史料”，是指与金庸小说虽非直接但却具有这样那样关系的相关史料。举其要者，大致有：（1）数量庞大并对小说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影视和戏剧的改编，如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改编，如何促成金庸现象在电影层面的发生，如《天龙八部》如何改编为粤剧《乔峰》，而备受金庸的赞赏，它与原作关系，观众接受如何，以及有关剧本史料等。虽然宋伟杰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一书列有影视改编的剧目，但不完整，也没有交代史料来源。还有像IP产业开发和企业运作如动画、漫画、卡通，以及网络的改编乃至同人小说等史料，也可纳入此范围。（2）将其置于纵向时轴，往上与民国时期，同时代与张恨水、梁羽生、古龙，向下与温瑞安、黄易以及徐皓峰等新生代武侠小说乃至余华、莫言等仿武侠叙事，也就是纳入“前金庸”“金庸”“后金庸”发展史的链条上进行考察；在横向空间，与西方骑士小说、雨果、大仲马浪漫小说以及日本和东南亚武士文学进行比较，发掘和整理彼此异同互见的史料，为现在尚未充分畅开的金庸“影响研究”提供具体切实的支撑，同时也由此及彼解释为什么金庸作品接受域基本限于“汉文化圈”，而在西方没有多大的市场，并引发对武侠小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未来前途和命运的思考。（3）围绕金庸小说评价展开的论争，包含金庸本人与梁羽生、王朔曾经有过的或温和或尖锐的论争，也包括围绕着“金庸热”及其能否与如何“入史”发生的精悍恣肆的论争。然而，这种论争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它在文化转型背景下展开，对于金庸研究乃至不无僵硬的整体文坛来说，其所带来的“静悄悄的革命”（严家炎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4）数量惊人的盗版与改写，它虽然是文化工业的一个反常运作，且是短暂和畸形的，但在版权尚未健全的改革开放初期，它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性，不妨可当作一种多层流行的“金庸现象”和特殊的史料来研究。当然，不必讳言，由于现代传媒流动迅变而又疏于保存，搜集起来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第三，所谓“延展史料”，是指上述之外向更为广泛宏阔的领域或论域延伸拓展，它不但丰富了“本体史料”和“关联史料”，而且也发挥了“本体史料”和“关联史料”所起不到的作用。就现有史料存在及研治的情况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引起重视：首先，是与文学（小说）有关的历史、政治、文化、地理、民族、民俗、新闻、传播、宗教等学科史料。如文中大量的历史元素、历史注释以及所附的历史著述，特别是“新改本”，甚至为了历史不惜以牺牲娱乐为代价（这与金庸的历史癖有关，他晚年去英国剑桥攻读历史学博士，就可视作历史癖的一个表现）。至于政治情怀和作为报人的敏感，在其为《明报》所写的近万篇社论中，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由之也反映了他的博学，他之所以超逸“江湖”的狭隘定位而显现开阔的视野，与其丰厚的素养密切有关。其次，是金庸居住及其建功立业的香港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它涉及港英政府统治百年带来的殖民性及其港人的国民性，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兴趣风尚，诚如有人所指出：“作为小说家的‘金庸’和作为报业家的‘查良镛’在香港人的心中地位是不一样的，他们只迷‘金庸小说’而不迷‘金庸’，但‘查良镛’是成功商人，这类人才是香港人最推崇和感兴趣的。”显然，要获取这些史料，它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再次，是在浙江（杭州、嘉兴）、北京、云南、台湾以及日本、美国等地举办的研讨会，2018年金庸去世后在香港、海宁、浙大等地召开的各种纪念会或追思会，包括各种回忆文章以及新华社、央视等各大媒体制作的各种节目。因为在雅俗观念激烈碰撞的情形下，这些会议对金庸小说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它本身也是历史化、经典化的一个环节；而纪念会或追思会，参加者往往是金庸的亲朋好友，它有向我们披露新史料的可能。最后，是家乡海宁及查氏家族宗谱，因为在金庸作品中，它已深入骨髓地融入这些地方元素和家族基因，倘能有更多的发掘收集，其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需要说明，上述三方面史料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它们往往交错叠合，彼此具有难以切割的关系。也正因此，我们在金庸史料研治时，有必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互文”方法。这里所说的“互文”，按照克里斯蒂娃和卡勒的互文性理论，是指“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间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者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于多重身份或曰多面手的金庸来说，他在书写武侠时，不可能不将其他身份及思维融入，形成一种双向或多向的“互动对话”关系。就拿上文提到的金庸在1964年围绕原子弹爆炸与香港左派展开笔战，它看似不可思议，但如果联系张圭阳的《金庸与〈明报〉》中披露的金庸当时提出“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崇尚自由”“反战”的四项“报业精神”，特别是联系他在武侠小说中反复强调的反战思想，就会对他不无偏激之举给予理解，甚至陡生一种钦佩之情。要知道，在那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三年困难时期”，围绕着是否继续进行原子弹研发，当时内地的中国高层也有不同的意见，何况他身居海外，对许多内情不甚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在北京托人转告：“请香港新华社对《明报》的那个查良镛先生高抬贵手”，“《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

当然，对金庸史料的互文研究不能局限于社论、评论、译文的“内在互文性”，还可进而在“外在互文性”层面有所拓展。如香港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查氏家族及其充满故事和钱江大潮奇观的海宁，企业经营与管理经历，宗教方面兴趣与学养、博识与情感（如90年代中期与日本著名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的对话），甚至参与香港回归基本法起草，等等。这些看似与文学无关，但对如何深入探讨金庸小说却具有为一般文学史料所没有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说中后期作品渐次凸现的由儒入佛，对无执无我无心佛性境界的领悟，这固然与其丧子之痛的心灵历程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他的武侠观整体变化所致，用佛学术语来讲，这叫破除了“知其障”。凡是这些，是需要通过同一话语空间中的“互文”，即前文本对后文本富有意味的“嵌入”来实现的。

葛兆光在比较陈寅恪论著与诗集时曾提出“两个陈寅恪”的概念：一个是渴望有很多很高自由空间来伸展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享有学术盛名的陈寅恪；另一个是心灵极其自负又充满悲哀的陈寅恪。无独有偶，诗评家霍俊明在谈及“已知”与“未知”当代诗人时，也提出与之相近的作家“两个抽屉”的说法：“一个是用来发表的，与编辑、评论家、读者共同分享；另一个则是留给自己的，承担了个人精神秘密的档案。”这里他们所说的“两个陈寅恪”或“两个抽屉”，也适用于金庸，这就是在温文尔雅、含笑可掬的金庸的背后和心灵深处，还潜藏着不无矛盾痛苦而又无法言说的另一个金庸。如其父查枢卿在1951年以“搞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罪名在家乡海宁被枪决（1988年被当地政府“平反”），长子查传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不尽美满苦涩曲折的婚姻爱情经历，等等。金庸之所以不肯资助马幼垣的“金庸辞典”编纂计划，恐怕与不愿披露自己隐私的心理有关。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一生经历极复杂，在他的个人隐私中，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难知道的”，他“不愿意与大众分享自己的秘密”。这也昭示我们，对金庸及其小说研究，不能封闭狭隘地拘囿于公开发表的“可见”史料，而应敞开思维视野和眼光，同时向作为“个人精神秘密的档案”的“未见”或“不可见”的另一个“抽屉”开放，包括不那么光鲜亮丽但却合乎人性的生存及其微妙玄秘的心路历程。

自然，我们这里提出“两个金庸”或“两个抽屉”，不是出于对金庸个人隐私的兴趣，而是为了更好说明文学，在文里与文外进行“互证”。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史料收集整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也必须指出，史料只是“重启”当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一项基础性、支撑性工作，它不是万能的，不能也无法取代对美的评判。有人将文学研究分为“走进文学”“走出文学”，“最后回归文学”这样三个层次。这是很有道理的，对金庸小说史料搜研也应作如是观。在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处于“初级阶段”，人们认知颇有歧义的今天，强调指出这一点，绝非多余。这也是我们当下及未来研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