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民报》上的沈从文佚文及其他

2021-04-17 01:1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年2期
关键词:沈从文杜甫作家

内容提要:《大国民报》致力于培养“大国民风度”,设有“艺苑”副刊,大量刊发国立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师生的文艺作品。沈从文对该报很是支持,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陆续在这一“小型报纸”上发表了8篇文章,其中《杜甫成仙》《迎接五四》为集外佚文,剩下6篇皆为初刊。这批杂文的出现见证了彼时沈从文的创作转向,亦可补《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年谱》之阙。此外,笔者还在《华北日报》上找到一则沈氏全集未收的“废邮存底”,从这封废邮里我们可以再次体会沈从文对年轻朋友的关注与热忱。

《大国民报》于1943年3月31日在昆明创刊,三日刊,每星期三、六出版。社址在昆明龙井街25号,发行者为陈仲山,熊剑英为总编辑。熊剑英为江西南昌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云南大学政治系,1943年起先后任昆明《自由论坛》和《大国民报》主编,1946年应王造时之邀前往吉安任《前方日报》总编辑,1950年起历任《光明日报》编辑、编辑室副主任、要闻部第二主任等。《大国民报》致力于提倡和培养“大国民风度”——“一种对人和自处的不亢不卑的态度,发乎内而形诸外的一种高尚的行为。”《大国民报》设有“艺苑”副刊,作者群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师生为主,包括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闻家泗、汪曾祺、王道乾等,可谓名家云集。此前学界对这份报纸关注较少,但它对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及知识分子思想有较大的文献价值。

沈从文在《大国民报》上一共发表了8篇文章,其中《杜甫成仙》《迎接五四》为集外佚文,剩下6篇(《谈出路》《明日的文学作家》《小说上吃人肉记载》《美与爱》《宋代演戏的讽刺性》《饭桶》)皆为首发,由此亦可知沈从文对该报颇为支持。这其中的原因在《大国民报》创刊号上刊发的沈氏《谈出路》一文或可一窥端倪:“从去年冬天起始,昆明市凭空多了好些周报。不到半年中,并且就见出一点选择淘汰作用,证明在一个较新编排方式下,还可给读者许多有益的影响,取得读者的爱重。”“所以我想这正好作办报的一种试验,即无从引起大报纸的革命,也可望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将小型报纸作用提高。”《大国民报》上的8篇文章皆为杂文,这也跟沈从文彼时的创作转向有关,比起小说创作,上世纪40年代的沈从文更像是一个杂文家,他把抗战时期体会到的感时忧国的复杂情绪倾注到大量的杂文中,进而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心理宣泄与自我慰解。

杜甫成仙

李白入长安,因贺知章第一次见面时,就称呼为“谪仙人”,一定因此增加了些酒量,也增加了几分狂。一生遭遇,未必不受这个称呼影响。世传捉月落水,说不定倒是件真事,虽不淹死,也作了一回落水鸡!因唐朝既以道教为国教,李家子弟非事实上贵族,也许他自以为是另外一种情绪上贵族。李白的仙才和他的惨死,在心理上都可能由这个贵族情感而来的。然而同时的杜甫,给人印象却是个“正牌诗人”,意即有历史家的感慨又不失赤子之心的诗人。两人生前命运不同,死后命运也不同。

元朝是另一重道教的朝代,李白的事只在剧曲中流传,杜甫却成仙了。元人笔记《钩玄》说:“秘书郎乔中山云:至元十年,自以东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传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观之。石在州市,色青质紧,树于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趺坐,如自生成者,与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当时不传说是五代神仙家杜光庭的骨头,却说是杜甫的,大约因杜甫和鄜州关系比较深些。若近人作论,说不定牵强附会,说“杜甫成佛”也未可知。正如孔融因曹操为曹丕纳袁家媳妇,说当时妲己归宿一样,以古会今,想当然耳。孔子两千年前即担心到弟子见神说鬼,故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想不到两千年后读书人,却专有用《子不语》精神过日子的。

《杜甫成仙》刊于1943年4月7日《大国民报》“艺苑”副刊,署名“上官碧”,为沈从文“见微斋笔谈”系列之一。《沈从文全集》第14卷编辑拟定的《见微斋杂文》栏目共有《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宋人演剧的讽刺性》《吃大饼》《应声虫》《宋人谐趣》五篇文章,沈从文的这组文章意在借古讽今,通过撷取中国野史笔记中的相关材料,来表达他对时局的忧虑和暗讽。比如《应声虫》通过范正敏《遯斋闲览》中关于应声虫的记载来讽刺时人“凡事不论大小,都不大思索,不用理智判断是非,而习于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任何强有力者特别恭顺敬畏,不触忌讳”。《杜甫成仙》讽刺的则是当时社会上谈神谈鬼宣扬迷信的风气,并把嘲讽的对象特别指向知识分子:“孔子两千年前即担心到弟子见神说鬼,故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想不到两千年后读书人,却专有用《子不语》精神过日子的。”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杜甫成仙》发表后不久,沈从文相继刊发《狂论知识阶级》《明天的“子曰”怎么办》《中庸之道》等,严厉批评战时的“知识阶级”。这一方面是出于沈从文对战时知识界陷入消沉、麻木,知识分子普遍低迷甚至堕落而产生的焦虑;另一方面也与沈从文身处学院体制边缘而带来的尴尬和负气不无关系。沈从文并非科班出身,学术研究亦非他的强项,这自然会让西南联大的部分同人对他产生质疑乃至轻视,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讥讽即为一例。沈从文对此不能做到熟视无睹,再加上他固有的“乡下人”情结,“知识阶级”就成了他笔下的重点批评对象。

迎接五四

从五四起中国有个新文学运动,二十余年来不仅仅在白话文试验上,有过极大的贡献,即以思想解放国家重造而言,这个运动所有的成就,也是极可观的!然而到近年来,文学运动却似乎有点萎靡不振的趋势,一切热闹都只是表面装点。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在二十年新陈代谢中,几乎全丧失了,代替而来的却是一种适宜商场与官场的油滑与敷衍习气。这种印象虽只是局部的,不足以概全体,但部分的堕落,于文运影响是可以想象的。

试分析这个运动堕落原因,实由于作家被“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所分割、所控制,产生的结果。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敷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文运堕落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作者由信仰真理爱重正谊的素朴雄强五四精神,逐渐变成为发财升官的功利打算。与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个听候调遣的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发财;为某种政策帮忙凑趣,用一个佞悻阿谀的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做官。因此在社会表面上尽管花样翻新,玩意儿日多,到处见得活泼而热闹,事实上且可说已无文运足言。

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运动看来,除大无畏的提出“工具重造工具重用”口号理论外,还能用天真热诚的态度去尝试。作品幼稚,无妨;受攻击,无妨;失败,更不在乎。大家都真有个信心,认为国家重造思想解放为必然。鼓励他们信心的是求真,毫无个人功利思想夹杂其间。要出路,要的是真理抬头;要解放,要的是将社会上若干不合理的迷与愚去掉。改革的对象虽抽象,实具体。热情为□既具有普遍传染性,领导主持这个文学运动的,既多系学校师生,因此对学校影响也就特别大、特别深。文运一与学校脱离,与教育脱离,销沉、变质、萎靡、堕落,都是应有的现象。学校一与文运脱离,自然也难免保守、退化、无生气、无朝气。

所以迎接五四,纪念五四,我们倒值得知道一点点过去情形。想发扬五四精神,得将文学运动重新做起,这是一切有自尊心的作家应有的觉悟,也是一切准备执笔的朋友应有的庄严义务。我们必需努力的第一件事,即从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两者困辱中解放出来,依然由学校奠基,学校培养,学校着手。把文运和“教育”“学术”再度携手,好好联系在一处,争取应有的自由与应有的尊重,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化;一面且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能这么办,方可希望它明日有个更大的发展!第二件事是五四怀疑否认的精神,修正改进的愿望,在文运上都得好好保留它、使用它。天真和勇敢,尤其不可缺少。作者能于作品中浸透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精神,自可望将真正的时代变动与历史得失,好好加以表现,并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这种坚贞人格,这时节虽只表现到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另一时节即可望表现到普遍读者行为中!若疏忽了五四之所以为五四,那就不过“行礼如仪”,与一般场面差不多,倒以忘掉这个日子为得计。因为凡属行礼如仪的事已经够多了,年青朋友这么纪念五四是毫无意义的!

《迎接五四》刊于1943年5月5日《大国民报》,署名“沈从文”,亦为沈从文集外文章。沈从文是“五四”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对于“五四”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是持续关注。正如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说:“我到北平已过了二十六个‘五四’,虽然不及随同大群学生队伍参加游行烧打,却有机会看到许多因纪念五四的学生大活动,以及相熟许多‘五四’人。……我有机会由学习而参加,又由参加而将这份经验,这点工作精神,于二十年后再来顾虑及许多工作者。”这是沈从文对“五四”的基本态度。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起,沈从文陆续撰写《“五四”二十一年》《五四》《纪念五四》《五四和五四人》《“五四”二十九年》等纪念文章,一再申说他心目中的“五四”情结。

《迎接五四》写于1943年,此时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沈从文的思想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这篇文章与沈氏的其他“五四”纪念文字略有不同。文章先是对“五四”做出总体评价:“从五四起中国有个新文学运动,二十余年来不仅仅在白话文试验上,有过极大的贡献,即以思想解放国家重造而言,这个运动所有的成就,也是极可观的!”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当时文学运动的萎靡不振,一切热闹都成了表面的装点,“五四”带来的“天真”和“勇敢”也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适宜商场与官场的油滑与敷衍习气”。在这种情形下,沈从文迫切地渴望在文学运动上来一次“工具重造工具重用”,进而达到解放思想重造国家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这里特别指出文运与学校的关系:“领导主持这个文学运动的,既多系学校师生,因此对学校影响也就特别大、特别深。文运一与学校脱离,与教育脱离,销沉、变质、萎靡、堕落,都是应有的现象。学校一与文运脱离,自然也难免保守、退化、无生气、无朝气。”因而要想把文运从商场和官场的夹缝中解放出来,就必须由学校奠基,学校培养,学校着手。这样的认知是符合实情的,也体现了沈从文对于教育和学术的重视。

废邮存底(三九八)

沈从文

××先生:

谢谢您好意寄信和诗来。我不懂新诗,所以无意见可说。北京大学废名先生,燕京大学林庚先生,清华大学朱自清李广田两先生都是诗人,对现代诗尤多新见解,如有作品和他们商讨,或看看他们近来论诗文章,行家意见必可靠得多。

你想从你住的城圈子中飞出来,我恐无能力相助。因为这个四四方方古城中,还正有大群大学毕业生,无从生活,得飞出到别处就食。写作似不必在北平读书才有办法,北平学校有上万学生,未必都能用笔。你所提到的听课或共同商讨,也并无多大用处,因为写作不是那么简单一课。重要恐怕还是一种态度,素朴持久沉默学习态度。我生平即很少和人去问讨写作问题,只是低头读,低头想,低头写,三十年不放松它,来把握这个工作罢了。我经验若对你还有点用处,你就先来用一段时间试那么学习下去罢。我们应当明白,个人成就和全个文学运动进步,似乎都只有从工作本身上可以希望,可以证实,别的方式虽热闹,并无多大意义的。还应当承认,这工作实异常沉闷吃力,要真正的勇士才能担当。尤其是个若想从文学史成就上创点新纪录,突过前人,有以自见,必放弃取巧心计,老老实实去慢慢学习、试探、摸索,十年八年方有一点希望。(我说的是希望,还不是事实!)因此我并不敢随便鼓动人来做这种费力难见好的工作。即在学习国文系,也并不希望人人成为作家的!还有我们照五四北方传统风气,“写作品”和“做作家”也像是两回事。我们尊重那些对于写作抱有理想和热情的工作者,对于另一些只在场面上做作家的人物,认为并非同道。(他们可能在运动上有极大贡献,对总成绩却并不能增加丝毫东西。)这个画分对某种人说来未免过于严酷,但很明显是有助于年青朋友来自由选择从事工作的。

《华北日报》创刊于1929年1月1日,属国民党在北平设立的机关报,主要负责人为陈国廉,发行人为张明炜。该报宣称以“铲除旧污,恢复美德”为宗旨,日出3大张12版,开办党务、政治、经济、要闻等专栏。该报曾四次短暂停刊,抗战时期曾一度与西安《西京日报》合并,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复刊,直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报社被接管,器材和人员转交《人民日报》。《华北日报》长期设有副刊,大量刊发现代作家文学作品,而其中部分作品尚待挖掘。仅以沈从文为例,近两年学者肖伊绯、陈建军就从《华北日报》上发现其佚文《作梦》《新文旧事——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这就为沈从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作为作家和编辑的沈从文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废邮存底”,《沈从文全集》第17卷收有《废邮存底》、《新废邮存底》和《新废邮存底续编》。此外,学者解志熙陆续发掘了不少沈从文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写成并公开发表的“废邮”。沈从文这些“废邮”的对象范围比较宽泛,其中既有专业作家、教授、中学教员,也有军人、木刻工作者和大中小学生。沈从文一般就他们提出的关于写作、阅读和投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细致的解答,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鼓励和帮助这些文艺爱好者或从业者。刊发在1948年8月7日《华北日报》上的这篇《废邮存底(三九八)》亦属于这一性质的文字。沈从文这封信的写作对象已不可考,他在信的一开头就说“不懂新诗”,并建议这位诗歌爱好者去看废名、林庚、朱自清等人的诗歌和诗论。无独有偶,沈从文在1942年发表的《职业与事业——新废邮存底廿二》里就说道:“我不懂新诗,……若他喜欢写诗,我个人私意,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各人作品折衷,大致不会受坏影响。”但这也有可能是他的一种自谦之辞,事实上沈从文还是创作了一些诗歌和诗论文章,并且也愿意跟青年朋友谈论诗歌问题。

从信中可知,“××先生”跟沈从文说他想到北平去读书,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希望能得到沈的帮助。沈从文给他的答复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四四方方古城中,还正有大群大学毕业生,无从生活,得飞出到别处就食”,且写作也并不一定要在北平。沈从文还在信里给出了他的经验之谈:“重要恐怕还是一种态度,素朴持久沉默学习态度。”“只是低头读,低头想,低头写,三十年不放松它,来把握这个工作罢了。”这是沈从文的一贯姿态,文学在他眼里是件极其神圣的事情,作家最终是需要拿作品说话的。所以他尊重那些热忱写作怀抱理想的人,而对一些场面上的所谓职业作家,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正因如此,他才在《学习写作》一文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总以为需要许多人肯在这个工作上将‘生命’来投资,超越大学校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上流行的‘文化’价值,从一个谦虚而谨慎学习并试验态度上,写个三十年,不问成败地先写个三四十年,再让时间来检选,方可望看得出谁有贡献、能给新中国文学史留点比较像样的东西。”从事实来看,沈从文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在现代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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