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
晚清以降,中国与世界几乎在各个领域都遭遇了正面交冲,彼此碰撞,也相互介入;传统与当下的关系随之骤然紧张,同时又暗通款曲。置身其中的读书人,无论立身、行世,还是治学、作文,都必须面对无处不在的“东西之间”与“古今之变”。百余年后,学界回顾与清理这段历程的工作渐入佳境。在2006年召开的一次关于“‘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的跨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素来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者陈平原指出,对于知识人而言,这一百年“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①
彼时的陈平原,正在集中精力追踪章太炎、梁启超、鲁迅与胡适等先贤探索与调适各自述学文体时留下的足迹与背影。在他看来,若讨论“‘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述学文体可谓一个绝佳界面,因为在现代中国,学者们虽有“性情、学科及教养的差异”,但处理“学问该如何表述”的问题时,“可以有‘偏见’,但不能没有‘自觉’”。②何以故?“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③陈平原基于这一判断展开的述学文体研究,旨归自然不仅是为“中国现代性”增加一副“面孔”,而是致力由表及里,为认识、把握与理解“中国现代性”添置一副眼光、一种思路,甚至一种新的讨论方式。
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演进,思想史家张灏的“转型时代”学说影响广泛。张灏认为,在1890年代至1920年代的三十年间,“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