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析论

王延中 宁亚芳 章昌平 彭福荣

[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多元”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概括为“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各民族“三个相互”与共同拥有并开发统一的生存空间息息相关，并依存于中国内部互补性极强的生态格局及民族分布格局。统一生存空间的内部差异，导致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互补性极强；互补性和互惠性驱动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不断密切，促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度、深度不断发展。伴随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各民族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培育了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心理素质。经济依存、文化共塑、情感共育三大机制持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实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进一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为、自信和自强的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各民族“三个相互”重要论述为指导，才能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理，也才能科学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一、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1](P.7)。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是理解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重要观点，他不仅把中国历史概括为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把“三个相互”概括为中华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这是基于中国历史事实和发展逻辑得出的重要观点，是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科学指南，对于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学术理论来源于费孝通先生1988年正式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该理论是费先生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结构的整体性理论[2]。林耀华先生评价称，费孝通教授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组有力的认知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3]。作为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含义与起源、结构与层次、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进行了纲要性阐释，这些阐释对理解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共同体，“多元”何以凝聚为“一体”这两个命题提供了启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多个学科开展了深入研究，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阐释“多元一体”话语体系和学术思维的时代价值。例如，有人提出应当构建、完善和发展多元一体主义[5]，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视为推动构建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智慧和思想参照系[6]。第二类是对“多元一体”纲要性观点进行专题论证。例如，划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阶段[7]，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①，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史②。第三类是辩证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③。第四类是阐释“多元”何以凝聚成“一体”及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例如，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国各民族互动、整合和认同的历史趋势[8]。中华民族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才能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必要支持[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续的必要条件，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性基础[10]。综上可见，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学界对中华民族何以为“一体”的研究不断增多，并表现出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态势。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相互”论述，本文意在从经济、文化、心理三个维度，进一步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帮助我们深化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远意义。

二、统一生存空间内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无法脱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在今日中国的广袤国土内，多个民族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这是一个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国与今日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与今日56个民族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理解中国多民族共同建设一个国家的问题。显然，这不是本文篇幅能够全面厘清的问题。费先生在其文章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只不过他将其作为立论的前提。

费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首先论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认为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地域”。尽管这个共同地域的开发过程是逐步的且疆域版图在不同中央王朝历经变动，但是作为一个东到西太平洋、西到帕米尔高原和中亚内陆，南抵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麓以南、北到蒙古大漠这样一个相对独立封闭和比较完整的广袤空间，为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及其祖先最终发展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奠定了统一场域[2]。

中国自古以来把共同的生存空间延续下来，必然有很多原因[11](P.132)。费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不断扩大相互交往的进程，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阐发了“中华民族从以东亚平原为核心逐步实现地区性的多元统一”“各民族自发融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完成了从自在实体到自觉实体的转变”等重要论断。最重要的是，费先生没有停留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是“实体”还是“组合体”等概念的讨论中④，而是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进行了分层。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划分解决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层面的“民族”与56个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民族”的概念及其关系混淆问题，同时承认了56个民族平等的政治法律地位。这不同于很多国家从文化层面把国家民族之下的人群共同体称为“族群”，把族群定义为拥有某种共同文化的群体。当然，56个民族的政治法律地位与中华民族不能相提并论，不具有“国家民族”属性，也不能按照“民族自决”理论寻求独立建国。从这个意义上看，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既有机结合了理论与现实，也充分照顾了历史发展、认知状况和不同群体的“民族”情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推崇，比国际上所谓的“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理论更具包容性。

中国在民族结构上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由“多元”组成“一体”，这与历史上的一些王朝国家或帝国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中国境内的多民族没有在近代建立各民族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在“王朝国家”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同时，现代中国并没有因为“中华民族”具有“国家民族”的地位而否认56个民族同样具有“民族”的地位，都可称之为“民族”。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统一的地理空间内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实现“大一统”是历代王朝政权所追求的目标，并且为境内执政的各民族统治者接受和实践，追求“大一统”在各民族心中根深蒂固，这是古代中国虽几经分裂而最终能形成“统一”国家的最深层原因之一。

费先生认真梳理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状及其历史演进，认为多个民族在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统一地理空间内相互密切交往，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格局。在这个地理空间内，历史上的各民族虽不叫“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是客观存在的，费先生称之为“自在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自在”转变为“自觉”，成为与现代国家紧密关联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由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组合而成的中华民族，是中国成为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基础。

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最普遍和最基础的活动，也是促进社会成员和群体间交往交流、相互协作甚至相互竞争的内在动力。费先生提出，“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生存所处的是一个在地理上自成单元但又生态环境多样丰富的生存空间”[2]。共同生存空间内部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使各民族的经济互补成为可能，也构成了各民族形成经济上相互依存格局的发展逻辑。

自古以来，中国境内各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十分密切。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既有和平时期的贸易互市，也有冲突战争时期的经济掠夺和人口迁徙。⑤贸易等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把农区与牧区、内地与边疆、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连为一体。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地区、各民族经济上相互往来甚至形成相互依存关系的例子不胜枚举。藏彝走廊内各民族人口迁徙与经济上相互依存成为我国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写照。除了较大区域间存在的各民族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局部地域范围内各民族间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以云南为例，由于地理和生态的差异性、互补性更加显著，各民族居住上的交错杂居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况更加明显。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经常以茶叶、“山茅野菜”等土特产品与坝区群众交换粮食、食盐、布匹等物品⑥。其实，中国各地区内部乃至各个区域之间，都存在着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诸如茶马古道、藏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的形成等都是各民族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例证⑦。从某种程度上看，内地农耕区与边疆草原游牧区之间密不可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形成，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联系趋向统一化、规则化、体系化，并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在近代统一市场基础上，一个国家的国民逐步建立起共同经济生活，进而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虽然中国对于统一市场内涵的理解与西方近现代国家有所不同，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共同生存空间内形成统一市场的时间要比西方国家早得多。中国境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早于近代，秦统一六国之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统一法律，奠定了古代中国统一市场的雏形。历代王朝为统一市场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外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侵略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冲击下，传统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大量丧失，各族人民被迫承担不平等条约强加的赔款责任，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与外国列强的抗争中，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各民族人民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休戚与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区间和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国内统一市场不断发展，大大提升了各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广度、深度和一体化程度。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人口流动(如屯垦戍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线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通讯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使全国各地区成为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流动更加频繁，经济交往更加密切，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财政转移支付、“统收统支”、民族地区开发支持援助政策等，进一步增强了各地区经济上的互补性和全国经济体系的一体性，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角色更加显著，各民族成员越来越成为“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由国家主导区域发展规划，通过市场和政府合理配置地区资源要素，发展现代产业，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促成改革成果实现全民共享。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存使各民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这一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巨大市场，为地区间、民族间的相互协作和共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和治理结构为各地区、各民族结成事实上的共同体提供了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坚实保障。

四、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塑造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兼收并蓄是文化适应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并保持生机活力的基本策略。我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相互吸收借鉴，不断丰富发展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也在相互借鉴吸收中交融汇聚形成了各民族共建共享的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并不以丧失自身文化特点为前提和代价，而是各民族文化在平等交流、相互欣赏中实现包容多样并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元素。而中华文化得益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汇聚，具备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同因素，不仅为各民族提供了共同文化产品，也塑造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是群体的，群体不同，则文化各异。费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也是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在文字正式发明之前的数千年甚至更早的时期，中华大地上聚居的许多“族团”形成了统一生存空间内的多元文化区。不同文化区的竞争与交流，形成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原初表象。费先生认为“文化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文化是流动和扩大的，有变化也有创新”[12]。各民族同处一个地理生存空间但又属于多元起源的史实，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必然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相互影响就是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这既是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更是中华文化永葆活力的根本路径。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各民族文化都是在兼收并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例如，在整合濮、越、巴、蛮等先民文化的基础上，土家族自元明时期就开始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认同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至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自觉将儒家道德伦常等内化到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土家族对汉文化的兼收并蓄，在节庆上则体现为土家族除了庆祝春节、端午和中秋等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节庆外，还庆祝独特的“赶年”等民族节庆。再如，我国彝族先民自苍山洱海散入黔西北等地，三国时期帮助诸葛亮七擒孟获，元代时又被土司制度整合到统一的王朝国家，在“以文化民”和“崇儒兴学”的影响下，逐渐认同、共享中原文化；至清代改土归流后，历史悠久的彝族游牧传统逐渐被定耕种植的生产方式取代，但仍然养殖“水西马”作为生产、交通的工具。很明显，彝族文化的发展也体现了鲜明地兼收并蓄特征。

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同样贯穿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从历史上看，民族往往是在不同群体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当不同群体通过充分交融形成民族共同体之后，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在群体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以兼收并蓄的方式不断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华民族是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各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滚雪球”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通过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中华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元素不断增多。

各民族都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和贡献者，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不仅在兼收并蓄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和永葆活力作出了独特贡献。比如，中国文学是中华文化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包括唐诗宋词及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内容，其中有诸如词语互借等多种文化兼收并蓄的情况，中国文学的很多经典篇章都是各民族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的。在古代，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独特文化也被写入汉文诗词歌赋，少数民族作家借助汉语言文字展现本民族风采，是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的重要体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以及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等伟大史诗，既是古代汉族作家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也是各少数民族作家艺术才情的生动呈现。来自各民族优秀文化元素的兼收并蓄和相互借鉴启发，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尽管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体凝聚作用，但是不能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也不能把汉民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

与56个民族的文化相比，中华文化的特点及其引领作用更值得研究。从外在形式看，中华文化是历史上我国各民族文化和今日56个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各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总体文化。从内涵上看，中华文化作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加宏大的文化形态，是各民族共建共育共享的文化，对各民族的文化更具引领作用。在追求国家政权统一和“大一统”理念的支配下，中华文化往往与国家政权的主流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引领社会的政治文化。从外延上看，当中华文化完成与国家政权(古代为王朝政权)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之后，中华文化便超越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范畴，成为居于各民族文化之上、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面貌的国家文化，引领着各民族文化朝着维护国家统一和增进民族团结的方向发展。

由此可见，正是兼收并蓄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共同孕育了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则进一步保障了各民族文化持续推进兼收并蓄的现实基础。只有全面理解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的基本特征，才能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既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又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往往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体现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而民族文化则更多地与本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性息息相关，有时候也与该民族主要聚居地区的区域文化、地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从结构上看，各民族文化从属于中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也体现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一体是中华文化，多元是各民族文化。正是秉承兼收并蓄的基本策略，各民族文化这个“多元”才凝聚出中华文化这个“一体”，中华文化这个“一体”又引领着各民族文化这个“多元”交融出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文化元素。

中华文化不单纯是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要从层次论的视角去辩证看待中华文化的特征。在古代中国，中华文化可以指中华民族自在状态下的整体文化。近代以来，又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文化包括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同时又是位居各民族文化之上的整体文化和国家文化。从国家层面看待中华文化，比简单从民族层面看待中华文化更容易全面理解其内涵和本质。从层次上看，中华文化可以指56个民族文化的总和，也可以指56个民族文化的“公约数”，更可以指与国家主权、政权、制度相关联的国家文化。而当我们从国家层面去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时，就必须克服将中华民族看成单纯的民族文化的错误。中华文化的形成历程启示我们，只有在坚持国家政权与国家政治视角的前提下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华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中华文化既受益于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又凸显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基本特征。

五、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培育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

“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基本稳定的共同体意识、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精神，主要包括共同的祖先崇拜、历史记忆、制度规范、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精神追求、风俗习惯，是认同“我们”、区分“他者”的主要标准。共同心理素质通过某类文化载体表达出来，既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种在某种文化精神或价值观引导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产生、培育与发展机制，就是形成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心理过程。共同心理过程一般表现为民族成员的共知、共情、共思、共忆，并在此基础上共育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以“四个共同”总结了这一过程，“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P.4-7)。在共同生存空间里的我国各民族，就是拥有共有国土和共有精神家园的一家人，相互之间具有天然的亲近感。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见证，也是各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保持生机活力的内在源泉。共同的文化增强了各民族在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方面的一致性，使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规模的大国在重大关头(比如2020年初国内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能够保持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共同体，这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得益于中华文化的滋养和引领，一致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强化了我国各民族的“中国人”意识，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情感，更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的亲近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培育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意识也不断铸牢，各民族的人们在政治心理、文化价值理念、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上的共同性日益增强。政治心理上的共同性，即形成了“五个认同”，构筑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构成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文化价值理念上的共同性，即“天人合一”“物我统一”“仁、义、礼、智、信”“中庸”“崇德求善”等心理准则，以及新时代积极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主流价值观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民族思维方式上的共同性，即根植于各族人民内心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国家与民族、国家(集体)与个体等根本关系的认识状况。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优先至上，是我国公民的民族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我国公民的民族思维方式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追求变革、强调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民族性格上的共同性，即勤劳善良与秉持诚信、守则、求和的心理特征[13]。毛泽东同志在赞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时，概括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在千百年中始终保持着刻苦耐劳、勤劳勇敢、谦恭谨慎、团结互爱、自强不息等特点。民族精神上的共同性，即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特质、禀赋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深刻阐释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14]。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为系统全面地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价值理念，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15]。

“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同一民族的人在心理上形成了共同的意识，将本民族看成是利益一致的群体。”[16](P.180)但在此过程中各民族“我们”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却依赖于各民族间“共同性”的不断提升。费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启示我们，在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和多个“族团”演化为中华民族这个实体的过程中，在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变的过程中，在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中，各民族间共同性的不断增加和强化，加深了各民族间情感上相互亲近的程度，并最终促使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在上述过程中，各民族间的互动、共同意义空间、近代以来共同的抗争历史、包容差异的民族性格，综合形成了各民族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内生动力、心理基础、记忆基础和情感基础。

共同的历史是各民族交融形成共同心理素质的历史基础。中国早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多元一体格局”特征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密切的交往互动是各民族在相互离不开的基础之上形成“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前提。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族际间、不同民族身份个体间的接触、交往和互动一直处于密切状态。近现代以来，人口跨区域流动逐渐成为常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日趋活跃。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身份的人们共同居住、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共同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越发广泛和深入。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并持续巩固，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相互亲近的情感日益浓厚。

中华民族共同意义空间则是形成共同心理素质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意义空间的建构，对于各民族形成共同心理素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一个民族共同意义空间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基本稳定。但是，在不同时期完全保持共同意义空间不变则是不现实的。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共同意义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一些变化以适应时代变化恰恰是必要也是必然的。近代以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为中华民族共同意义空间的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意义空间则在抵御列强入侵、谋求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以爱国主义为基调、以革命文化为表征、以现代文化为方向的现代文化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共同意义空间的内涵则具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集中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鲜明的共识性、导向性、时代性特征，赋予中华民族共同意义空间以丰富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有机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既成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也成为培育和巩固共同心理素质的指引。

纵观历史，各民族间的接触、交往与互动并不是一个自发、自在、自然而然的过程，恰恰需要不断引导与塑造。一方面，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因具有诸多共同性，藉此可以区分中华民族和国外其他民族。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民族又在民族性格、风俗习惯、民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中，由于资源利益竞争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误解、矛盾甚至冲突难以避免。如果不对这些误解、矛盾甚至冲突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那么在特定条件下就会衍生出严重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事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造成不利影响。要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就必须做好民族工作，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通过有意识地开展引导工作，推动各民族积极参与到诸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团结一家亲”等实践活动中来。通过这些主动性的引导，帮助各民族形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共同心理素质。社会学有一个“社会化”理论，其意是指个体需要不间断地参与“社会化”培育过程，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因此，塑造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持续不断地建构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它上升到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高度，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要下大力气做好精神层面的工作，强化每一个公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民族大团结，把全部力量都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来。

进入新时代，弘扬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巩固我国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大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既体现了近代以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正当利益的保护，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将国家和集体置于优先的价值导向，还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要求。从加强新时代共同心理素质建设的角度看，弘扬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就是要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是新时代建设和丰富伟大民族精神的需要，更是调动各民族和全体人民积极性，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的客观要求。

六、新时代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一)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推进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形成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新格局

要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大力提升民族地区资源要素开发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水平、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优化水平，着力破解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深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联动协同，提升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能力。加快中西部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构建国内大流通体系和国家统一市场奠定基础。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模式与机制，提升各地区经济合作与互惠的效果。克服地区间、民族间“吃亏占便宜”的心理，增进各民族群众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意识，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二)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开辟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新局面

塑造新时代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推进各民族“三个相互”深入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17]。价值观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灵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筑牢人民群众信仰根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关重要，也是强化“五个认同”的关键。“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17]各民族要避免“等同于”或“自外于”中华民族的错误言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力度，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把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转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民族团结的自觉行动。

(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迈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步伐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在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封闭孤立没有前途，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是必由之路。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民族间、国家间要在加强联系交往的基础上增进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要做到换位思考、相互体谅，增进各自感情相依、情感交融的程度，进而实现相互欣赏、荣辱与共的新境界。达此目的，要把几千年积累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好，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好，把新中国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基本经验贯彻好。

(四)正确处理各民族文化差异性与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关系，克服极端化、绝对化、简单化，取得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建设新进展

要准确理解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不要把民族、国家、认同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僵化、固化。要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在坚持共同体发展方向的同时，不能忽略多元差异存在的客观事实，还要坚决克服试图通过强调多元差异阻碍共同性不断增强的错误倾向。处理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要防止在政策与实践上强调民族本位，使“全国一盘棋”真正落到实处。以强化“五个认同”为导向处理好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不要等同起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要明确民族现象的理论研究和民族政策的政治属性及意识形态特征，坚决反对将中华文化现代化等同于“汉化”“西方化”，坚决抵制境内外反华势力破坏中国稳定发展大局和国家主权利益。要加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阐释与宣传，破除对我国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误解和质疑。要增强科学研究水平和理性发声能力，防止泛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甚至种族主义思潮的冲击，坚决制止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的言行。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打基础、利长远、润物细无声”的要求，对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做耐心细致的基础性工作，建立严谨科学的工作评价与监督机制，防止出现忽左忽右、走极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不能为了从形式上解决问题而留下真问题，也不能为了今天解决问题而给未来留下更大的矛盾与隐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征程，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要继续深化“五个认同”，通过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来建构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通过强化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把“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做深做实；通过强化共同使命和担当，提升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能力。藉此，推动新时代各民族“三个相互”融合发展，把中华民族建设成为更加亲密、更加团结、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注释：

①参见许彬、谢忠《论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樊良树《四海之内：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影响》，《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②参见伍雄武《多元一体——论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之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黄桂华《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和谐共处》，《理论界》,2014年第7期。

③参见吴正彪、李永皇《论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质与价值》，《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刘锦《中国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国家——从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谈起》，《探求》,2014年第4期。

④国内学术界在很长时间内存在56个民族是实体而中华民族不是“实体”(是“虚体”或“组合体”)的看法，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而且经常发生争论。

⑤即使历史上不同政权发生矛盾冲突甚至对峙战争期间，互市中断但经济联系依然存在。战争和冲突导致大范围的人口迁徙流动，促进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开发，加深了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夯实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基础。

⑥杨佳鑫《经济交往对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影响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大学,2013年学位论文，第11页。

⑦“藏彝走廊”和“西北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两个学术概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走廊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部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不但在区域文化上极具典型意义,同时在我国民族格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和特殊价值。“茶马古道”源于我国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是中国西南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也是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