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研究回顾与展望

龙翠芳，王劲松

1.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6;2.遵义师范学院组织部， 贵州 遵义 563006

校外青少年指脱离学校正规教育，流动性大、经济弱势、向上流动困难、权益保障薄弱、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少年。由于他们成长、生活交往的复杂环境，他们比在校青少年更易涉足艾滋病高危行为而感染HIV。针对我国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问题，笔者查阅了收录在中国知网的2005-2019年发表的相关文献近百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现有研究医学领域涌现的成果较多，主要从公共卫生与行为预防的视角探讨了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感染与防治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从社会文化视角及社会性别视角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调查，性行为(包括同性性行为、暗娼、多性伴)与安全套使用，新型毒品使用，高危行为特点，高危行为影响因素，艾滋病易感脆弱性，健康教育与同伴教育，高危人群亚文化，高危行为制度构建等内容。

1 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易感脆弱性研究

联合国艾滋病预防规划暑在20世纪末提出“艾滋病脆弱性”的概念，突破单纯预防医学研究艾滋病的理论视角，将预防医学的行为干预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来综合探讨艾滋病的脆弱性，认为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应从“减少风险”向“降低脆弱性”转化，实现更综合的预防和治理[1]。这就为人文社会科学开展艾滋病相关主题的研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预防医学的综合交叉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常春、陈磊从整体观的角度分析校外青少年对艾滋病的易感脆弱性，认为校外青少年在性行为、毒品使用、同伴影响、社会环境以及艾滋病相关服务方面存在感染艾滋病的脆弱性[2]。王曙光以中国30多个艾滋病实施项目的田野工作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各类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易感性，提出推进青少年艾滋病易感脆弱性降低的中国本土化实践[3]。王萍认为校外青少年艾滋病易感脆弱性表现为文化程度低、经济压力大、不能合理决定自己的行为、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缺乏坚持立场的能力和维护自己权利的支持环境[4]。

将“校外青少年”认定为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易感脆弱人群，综合国内外研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校外青少年缺乏必要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技能[5]，对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认识不足[6]，是艾滋病感染的风险人群。第二，校外青少年性观念开放[7]，心理社会承受能力较低，容易受不良同伴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高危性行为多发[8]，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第三，校外青少年脱离了学校的教育和保护环境，又常面临缺乏雇佣机会和医疗保险等问题，收入水平低，不具备正常使用医疗服务的经济条件，成为艾滋病预防的边缘化人群。第四，我国校外青少年中很多外出务工成为流动人口，城乡往返频繁流动使其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

可见，校外青少年因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弱势具有明显的艾滋病易感脆弱性，其涉足艾滋病高危行为与易感脆弱性有一定的关系。

2 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艾滋病高危行为是感染HIV的直接原因，校外青少年涉足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是个人行为、同伴影响、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2.1 个体认知、态度与行为因素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校外青少年涉足艾滋病高危行为与他们较低的艾滋病知识认知和不理性的态度有关系[9]。关于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的研究，潘池梅、田小兵等认为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知识严重不足[10]，刘刚、杨永利等[11]，张永、殷方兰等[12]认为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低。吴纪民、黄惋莉等指出校外青少年对艾滋病知识有一定了解，但不同年龄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程度的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同，差别较大[13]。吴翠平、娄晓民等认为年龄和业余爱好是影响农村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知识水平的主要因素[14]。可见，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欠缺，影响他们正确判断是非曲直、理性对人对事的态度，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这是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理论解释。

校外青少年经性传播感染HIV快速上升，异性性行为传播是主要渠道，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HIV不断增加。男同性恋者是感染HIV的高危人群，倪明健、王森路等指出男同性恋者性行为中的多性伴、不固定性伴、肛交、口交和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是感染HIV的主要原因[15]。赵希友、陈克江等认为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对艾滋病感染均有显著影响[16]。性行为安全套使用与个体性行为安全防范意识、性行为发生时安全套的可及性等因素有关，而文化程度是影响男同性恋者生殖健康知情权和性行为安全防范措施选择的重要因素。韦晓岑、胡志等认为文化程度越高对性病及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越高[17]，就越懂得性行为的安全防范，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对定期HIV咨询检测有较高的认同，因而能够自觉采取有效措施减少HIV感染的风险。

2.2 同伴影响因素

部分学者认为校外青少年受不良同伴的影响及应对压力是其染上艾滋病高危行为的主要原因，如朱广荣、季成叶等分析同伴影响在校外青少年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中的作用[18]，孙霄、朱广荣等对流出地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19]的研究。美国对早期青少年的研究认为，与同伴关系、个人规则、关于性行为对健康的益处和害处的认识，与性有关的情境等因素与青少年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和发生何种程度性行为有密切关系[20]。可见，同伴影响、同伴关系程度，自认为成熟、被潜在危险吸引的倾向、规范自身情感和行为的能力等是影响青少年涉足高危性行为的重要因素。

2.3 社会文化因素

西方人类学对艾滋病的关注主要受到医学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派的影响，在理论方面专注于探讨医学人类学研究艾滋病与文化场域的关系[21]。如苏珊·桑塔格认为艾滋病在欧美文化中被隐喻化，艾滋病不仅是生理疾患，也是一种临床的建构和文化的推演[22]。从医学上讲，艾滋病的传播是生物学病毒感染所致，但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张晓虎等学者认为，艾滋病的概念体系中，既包括现代医学知识为核心的科学内涵，也有以道德、伦理判断为主体的社会文化内涵，艾滋病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内涵，使其具有了其他疾病所不具有的较强的社会性，并对艾滋病高危行为产生影响[23]。

庄孔韶、潘绥铭、黄盈盈、李银河、景军、夏国美、翁乃群、张北川等学者在艾滋病领域的研究上成果较突出[24-26]，他们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艾滋病易感人群(包括校外青少年)的各种高危行为的田野调查来探讨艾滋病传播的社会过程与伦理过程，关注艾滋病高危行为的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制度根源。张晓虎、王曙光、程玲、刘慧君等从制度层面来探讨社会制度和变迁的社会结构对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影响，张晓虎指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与相对滞后的制度文化之间的矛盾，出于对健康与和谐的追求，必然产生新的制度需求[27]。刘慧君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中国农村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预防问题，提出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来预防中国农村艾滋病性风险行为[28]。可见，从价值观、社会规范、社会性别、社会结构及社会制度的视角去关注艾滋病及其高危行为，都与一定社会形态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立足社会文化视角来分析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感染与防治，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重要内容。

3 校外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同伴教育与行为干预研究

对于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防治的研究方面，李佳、刘宇婧等提出通过开展需求评估,增强健康教育的针对性,通过将健康教育与就业技能等培训相结合,提高健康教育的综合性[29]。吴翠平、敬新苗[30]、王萍等提出干预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健康教育是有效果的，而同伴教育的干预手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Gobika指出，只有同伴教育者掌握必要的健康教育技巧，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技能时，才能促使被教育者发生行为改变[31]。王震宇、宁镇等认为应结合校外青少年的具体特征和需求来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和行为干预[32]。周月姣、谭广杰等指出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可通过选聘和培训不同类型的同伴教育员，组织校外青少年开展参与式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是有效的[33]。周郁、许文青等指出成功的同伴教育只有在社区组织的参与和支持中才能更为持久、有效和易于推广[34]。崔娟通过对校外青少年预防艾滋病综合干预效果的调查研究，认为以社区为平台，公益组织参与的同伴教育干预，能够提高校外青少年艾滋病认知水平[21]。可见，开展同伴教育的方式很多，结合被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科学、有效的同伴教育方式才会有实际的效果。

国外学者的研究实践同样证明安全套的使用作为艾滋病预防的方法和技能是同伴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Riche的研究表明，同伴教育前不使用安全套的青少年在教育结束后开始使用安全套。Diclemnete R.J的研究也发现[35]，同伴支持使用安全套的青少年安全套使用率是同伴不支持使用安全套的青少年的4倍。可见，在艾滋病知识宣传和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上有效发挥同伴教育在校外青少年中的示范与促进作用，是艾滋病干预的一种有效模式，可对艾滋病防治工作起到极大的推动。

校外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流行的行为干预策略已从理论走上实践，不仅形成了艾滋病风险行为与干预策略的理论解释，如艾滋病建构主义理论、艾滋病社会资本理论、艾滋病社会转型理论、标签理论、失范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差异交往理论、社会排斥理论、越轨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等，还产生了一些具有广泛适用性及可操作性的实践模式，如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IBM模型)、计划行为模型等具有较好的跨样本和跨文化效度的新理论模型。刘斌志指出应从多种视角出发，充分考虑社会环境、政策体制、伦理道德、文化传媒、性别以及社区环境的影响，从更广阔的理论视角去看待青少年艾滋病的防治[36]。因此，采取多种干预方法来减少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使其免受艾滋病的侵害，是多数学者关注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问题达成的共识。

4 研究述评及展望

4.1 国内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相关研究的述评

现有关于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易感性及防治的研究，学科上以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研究较为多见，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人口学、伦理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但成果少，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内容都应进一步深入探讨，以创新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防治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模式。

4.1.1 研究对象主要是吸毒、商业性行为与男男性行为人群 对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研究以吸毒、卖淫、男男性行为的关注相对多，而对艾滋病孤儿、艾滋孤儿或受艾滋病影响的校外青少年的研究较为缺乏，对农村校外青少年和流动校外青少年的研究也很有限。

4.1.2 研究方法上医学领域偏重于定量分析和实验研究，人文社科以田野工作的定性研究为主 已有的关于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研究多为医学咨询检测和行为干预的定量研究和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定性研究，缺乏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研究主要从宏观和整体层面对医学检测数据进行系统概括和总结，偏重于定量分析和实验研究，缺乏从微观层面对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卖淫行为、男男性行为进行具体的描述和实证的个案研究，在决策应用层面缺乏机制、路径与策略的探讨。人文社会科学从社会文化视角对艾滋病传播的探讨是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双重叠加，缺乏从社会文化整体视角的系统性阐述。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采取的是参与观察和无结构式的个案深入访谈，缺乏对大量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与数据的统计分析，因而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客观性就明显欠缺。

4.1.3 研究的内容预防医学以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居多，田野调查集中在吸毒、暗娼、男男性行为方面 目前国内对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研究，领域较窄，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吸毒、暗娼、男男性行为三个方面，而对校外青少年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输血感染艾滋病的调查研究较少，对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社会文化脉络、心态与需求、未来发展与期望等方面的研究也很缺乏。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研究主要以校外青少年对艾滋病的知识认知、信念态度和行为干预以及健康教育的调查研究较为多见。

尽管教育和健康服务是对抗艾滋病的最好方法，但是，校外青少年恰恰被排除在教育和健康服务之外。与校内青少年相比，校外青少年更缺乏，同时也更需要艾滋病知识、信息、技能和相应服务、社会支持及表达渠道；然而目前有关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防治的研究严重不足，未能制定出相应政策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支持[3]。提高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的认知水平，要加强艾滋病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在已有的校外青少年艾滋病行为干预的研究中，多项研究发现同伴教育在校外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高危行为改变方面有积极的作用，采用健康教育与同伴教育相结合的干预模式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有效发挥同伴教育员在艾滋病健康教育中与社区、医疗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的持久合作在我国是做得不够的，已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明显乏力。因而，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防治同伴教育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校外青少年行为改变方面，如校外青少年艾滋病咨询检测率不高[37]，与他们艾滋病检测行为不积极有关，要进一步强化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意识和预防行为，树立积极预防的态度和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避免感染HIV。因此，推动社会工作、社区工作、社会组织介入校外青少年关怀与救助体系，并与这一群体建立友好信任关系，以及有效地开展工作，加强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态度与预防行为的干预研究和实践运作就显得很重要。干预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目前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干预策略存在的问题是主要从行为层面进行干预，而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性别视角关注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防治的经验研究较少，应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4.2 国外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研究述评

西方国家对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研究，总结了很多艾滋病感染、传播与防治的理论或模式，在艾滋病预防与干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给我国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防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但这些理论或模式分析是以西方国家校外青少年的实际为出发点，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显著差异，西方国家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理论或防治模式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4.3 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研究展望

4.3.1 扩大不同群体亚文化生存空间，构建科学、文明的性文化认知体系，才能有效规避艾滋病高危性行为 校外青少年正处于向成年过渡的特殊阶段，他们是性活跃群体，但很多校外青少年在放纵自己的时候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研究表明，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可避免感染艾滋病，但行为改变需要文化认知作为前提，不加强青少年性教育，不建立科学、文明的性文化认知体系，单纯的行为干预也是徒劳。相比医疗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在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开展性态度、性文化方面的宣传教育更占优势，更能得到校外青少年的认同。要重视民间社会组织对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防治的研究，以群体亚文化视角为切入点，扩大不同群体亚文化的生存空间，通过科学的文化认知来改变消极的态度，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对防治艾滋病性传播的积极作用。

4.3.2 树立主体化理念，构建社会文化关怀体系，减少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社会歧视和污名化，降低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社会文化易感性 人们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排斥和歧视来源于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恐惧来源于无知，减少社会歧视与污名化，减少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和恐惧，需要树立主体化理念，持包容之心和人文关怀态度，激发目标对象的潜能，需要客观、理性、有效的艾滋病宣传教育，建立科学、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有效治理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不仅要借助医学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校外青少年群体特点及其艾滋病高危行为的易感脆弱性，寻找艾滋病高危行为在这一人口群体中流行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价值观、社会规范、网络文化、心理认知等方面加强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易感性的研究，降低涉足高危行为的社会文化易感性，促进防治理论与实践模式本土化、民族化，构建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防治的整体性关怀救助体系应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