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贴现：一种测量利他行为的新任务

邓磊 杨红升

摘 要 社会贴现指的是人际交往过程中利他行为随着个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少的现象。其研究任务首次將社会距离进行了量化，以个体愿意舍弃金额的数量换取他人获得定额的行为作为利他的标准。解释水平理论为社会贴现的内涵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解释了其内部机制。未来研究可以从自我结构的角度对社会贴现进行解释，也可以尝试使用社会支持相关的指标代替金钱，以避免金钱概念的启动所导致个体偏向自私的结论。

关键词 社会贴现;自我控制;社会距离;利他行为

分类号 B84-0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4.007

1 引言

假设存在一个需要你伸出援手的情境，若求助者是一个陌生人，你有多大概率去帮助他？相反，如果是一个亲近的人向你求助，你又有多大概率去帮助他？可能多数人的回答均为尽力帮助亲近的人而较少帮助陌生人。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呢？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可能会涉及社会贴现的问题。经济学领域中，社会贴现率（Social discounting rate）被用以计算用于社会项目资金价值的贴现率，代表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近期与长期收益的权衡（Barrage， 2018）。此后，Jone和Rachlin （2006）将社会贴现率引入心理学领域，指利他行为随着个体间社会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的现象（Romanowich & Igaki， 2017; Strombach et al.， 2015）。而衡量个体利他程度的指标为社会贴现率。其中，高社会贴现率代表个体更自私，低社会贴现率代表个体更慷慨。

前人研究多以量表（Grzegorzewski， Kulesza， Pluta， Iqbal， & Kucharska， 2019） 和信任博弈任务来考察利他， 比如最后通牒博弈任务（Vavra， Chang， & Sanfey， 2018）、 独裁者任务（Zhao， Ferguson， & Smillie， 2016）、囚徒困境 （Sandoval， Brandstetter， Obaid， & Bartneck， 2016） 和公共物品投资（Schl-sser， Berger， & Fetchenhauer， 2018）。但是这两类测量方式都存在弊端。使用量表测量利他时，主试难以控制被试的社会赞许效应，所以也难以测量被试真实的利他倾向（Brethel-Haurwitz， Stoycos， Cardinale， Huebner， & Marsh， 2016）。与此同时，经典的信任博弈任务也有其不足。首先，这些任务的本质均以考察人际信任作为先决条件，从而间接地考察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利他，尤其是最后通牒和独裁者任务还涉及权力分配问题（Thielmann & Hilbig， 2018）。因此，这两种任务难以研究平等条件下的利他。此外，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投资对利他的考察会受到对方博弈策略的影响，从而形成睚眦必报的策略（Embrey， Fréchette， & Yuksel， 2017）。在这种策略下做出的利他行为并不能反映个体原始的利他水平;其次，这些任务对不同的对象并没有量化处理，只是简单地使用亲人、朋友和陌生人代替（Ben-Ner & Kramer， 2011）。因此，被试对相同社会关系的感知可能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而社会贴现任务要求被试想象一个具有100个点距的线段，接着程序从中任意取出一个点，要求被试对其进行金钱相关的决策任务。由此看来，社会贴现任务很好地解决了前面提到的问题。首先，社会贴现任务消除了先决条件带来的影响;其次，社会贴现任务使用了列表的方式将社会关系进行量化，以减少被试对社会关系感知的差异所带来的个体误差。

社会贴现除了有助于让大众了解一般个体对不同社会距离他人利他行为的普遍规律外，若干研究还通过考察不良行为与社会贴现的关系，证实了该现象的应用价值（Bradstreet et al.， 2012; Sharp et al.， 2012; Wainwright， Green， & Romanowich， 2018）。研究结果表明，多种不良行为都与高社会贴现率相关。例如，怀孕中抽烟的女性（Bradstreet et al.， 2012）、冰毒使用者（Yi， Carter， & Landes， 2012）、早期外化行为问题在正常临床值范围外的青少年男孩（Sharp et al.， 2012）等的社会贴现率均高于常人。另外，少数不良行为在限定条件下会出现相反的结果。比如，控制年龄后，身体质量指数得分（BMI）高者会拥有较低的社会贴现率（Wainwright et al.， 2018）。因此，社会贴现对社会环境的稳定，人际和谐与互惠利他的程度起到了重要的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社会贴现既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也可以作为一种测量利他行为的新方法，在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大量的证实（Locey & Rachlin， 2015; Romanowich & Igaki， 2017）。基于其在理论、范式和应用方面的重要价值，本文将对社会贴现的测量程序、机制等问题加以介绍，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2 社会贴现的测量

社会贴现任务由Jones和Rachlin （2006）提出。社会贴现的任务结构与延迟折扣较为相似，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延迟折扣侧重于考察时间延迟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而社会贴现则强调社会距离对个体决策的影响（Osiński， Karbowski， & Ostaszewski， 2015）。

2.1 社会贴现任务

在社会贴现任务中，首先被试需要想象一个分布着100个人的列表，这个列表代表着个体和不同他人的社会距离。距离从#1到#100分别代表着个体和他人的社会距离从近到远。其中，#1代表和个体关系最亲近的人，#100代表个体曾见过但叫不出名字的人。比如#1代表最好的朋友或者亲人，#20可能是你的同事等。被试不需要真正地将生活中的人一一对应地放到列表中，只需想象脑海里存在这样一个列表。

列表构建完后，个体需要进行一系列与金钱相关的滴定（Titrate）双项决策任务（Yi， Pickover， Stuppy-Sullivan， Baker， & Landes， 2016）。此处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以Rachlin 和Jones （2008a）为首的研究者提出金钱的变化应以等差的方式呈现。首先，决策之前会呈现任一社会距离Nx，然后在给予Nx的金额始终为定值（Rachlin & Jones， 2008a）的前提下，被试需对以下内容进行决策：

A. 你获得75 或 B. Nx获得75

A. 你获得70 或 B. Nx获得75

……

A. 你获得0 或 B. Nx获得75

这一种任务模式为广大研究者所接受（Daniel， Stanton， & Epstein， 2013; Tiokhin， Hackman， Munira， Jesmin， & Hruschka， 2019）。任务中只需自定义改变金额的大小即可，没有轮次限制。但根据Du， Green和Myerson （2002）提出的自然对数转换原则，以Yi等人（2016）为首的研究者认为金钱的变化应以等比的方式呈现。首先，决策之前呈现任一社会距离Nx，然后在给予Nx的金额始终为定值且自己初始可获得金额为Nx金额的一半的前提下，被试需要对以下内容进行决策：

A. 你获得50 或 B. Nx获得100

A. 你获得25 或 B. Nx获得100

……

A. 你获得14.65 或 B. Nx获得100

被试每一轮需要进行6次决策（Yi， Charlton， Porter， Carter， & Bickel， 2011）。需要注意的是，Yi等人（2016）提出在第三个试次后（包括第三个试次），金额应按照上一轮自己可获金额的12.5%的比率增加或减少。

接着，根据滴定法的原则找到无差别点（Indifferent point）。此处指在决策中，被试首次改变决策方向，以得到个体愿意舍弃即得金额换取Nx得到定额的转折点的方法。比如：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决策时均选择把金额给自己，但是在第四次决策时个体选择给Nx，那么第三次和第四次选择时对应舍弃金额的均值则为无差别点。另外，如果未出现改变决策方向的情況，则取最后一次选择得到的金额与对应边界值的均值作为无差别点（边界值指的是决策时方向性的转折点，比如在我能得到100元时，我愿意以牺牲自己获得100元的权利来换取给我的好朋友小明70元，甚至60元，但是在50元时，我选择了自己获得100元，则此处的55元被称为边界值）。最后通过计算各社会距离所得k值，得到总社会贴现率和社会贴现曲线，以代表个体的利他水平。

2.2 社会贴现率的计算

社会贴现任务以舍弃自己即得金额换取他人定额的方式对社会贴现行为进行量化。接着，需计算社会贴现率以代表被试的利他水平。此时可使用k值或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来计算社会贴现率。大多数研究者均使用较为普遍的k值，也有少部分研究者为了应对特殊情况而使用曲线下面积计算社会贴现率，但是二者并无实质性差别。

2.2.1 k值

Jones和Rachlin （2006）提出社会贴现中利他行为会随着社会距离的变大而减少的规律使用双曲线函数来描述（如图1）。双曲线函数将自私动机和利他动机间的权衡作为决策者和接受者之间社会距离的函数。研究者在社会贴现和时间折扣间做了一个类比，他们指出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也与利他的水平相关。社会贴现中贴现的双曲线式衰减和时间折扣具有相似性，可以用下列方程表述：

v=V1+kN（公式1）

在公式1中，V代表贴现前的金额数（他人可获得的定额），v代表决策后得到的无差别点，N代表被试与他人的社会距离，k值为衡量贴现程度的常数。比如，在社会距离N1下，k值越大，代表个体更愿意舍弃自己可获得的金额以换取N1可获得的定额;反之亦然。研究表明，个体对近距离有更小的k值，表现为舍弃更多自己可获得的大金额换取他人可获得的定额;而对远距离他人而言，个体会做出相反的行为，拥有更高的k值（Rachlin & Jones， 2008a）。与此同时，个体在不同社会距离下得到的k值所构成的社会贴现曲线，可以预测整体的利他偏向。比如，拥有较平缓的社会贴现曲线的个体会更乐于助人，而拥有陡峭的社会贴现曲线的个体更自私（详见图2）。

另外，Rachlin和Jones （2008b）认为Herrnstein匹配定律隐含了延迟和概率折扣的双曲线形式。匹配定律将决策得到的相对值表示为相对量（延迟后或概率可得到的值）、即时性（延迟性的倒数）、总折扣率以及其他任何对选择结果产生影响的变量（比如损失率）的乘积，而这个乘积以s表示，代表对讨论变量的敏感性。Rachlin和Jones （2008b）提出，因为在延迟折扣中，奖励给选择者本人的金额大小和延迟的时间存在匹配方程v=V/（1+kDs），所以社会贴现在某一特定的社会距离上，个体给予他人的金额可能也存在匹配方程。因此，在公式1的基础上，可以在N上增加一个额外的参数s，以解释预测曲线与利他组和基线组实际数据的系统偏差（Vekaria， Brethel-Haurwitz， Cardinale， Stoycos， & Marsh， 2017）。匹配方程可以用公式2描述：

其中，v、V、N和k值均与公式1的定义相同，s参数则代表的是舍弃金额的非线性比例关系（Rachlin & Jones， 2008b），此处代表对社会贴现的敏感性。经过多次测试发现，s参数的最佳拟合值为1.0（Jones & Rachlin， 2006; Rachlin & Jones， 2008b）。因此可以转换为公式1的形式来计算社会贴现率。在后期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为了使分布标准化，有学者会对最后得到的k值进行自然对数转换，得到ln（k），并将ln（k）作为转换后的贴现率（Yi et al.， 2016）。但是其实质内涵并未发生改变。最后，将个体愿意舍弃的金额作为因变量，社会距离作为自变量，即可得到个体舍弃金额与社会距离之间的双曲线函数（Jones & Rachlin， 2006）。

2.2.2 AUC

虽然研究者普遍认为k值是较好的社会贴现率的测量指标，但它并不能有效地应对所有情况。Myerson， Green和Warusawitharana （2001）提到因为一些特殊且未知的原因，比如被试对#1的k值要大于对#10的k值，此时个体在不同社会距离下k值的连线难以用双曲线拟合。因此，他们提出使用AUC来计算折扣率，以避免这种特殊的情况带来的不便。近年来也有研究者使用AUC来计算社会贴现率（Osiński， Ostaszewski， & Karbowski， 2014; Wainwright et al.， 2018; Yi et al.， 2011）。该方法通过计算连接表示奖励的主观值的连续点而获得的AUC来计算社会贴现率，即随着自变量（社会距离）数量的增加，AUC也会增大（如图3。AUC代表各社会距离对应的无差别点作X轴的垂线与前一社会距离的无差别点作X轴垂线所得到的所有梯形面积的总和）。此处，1/AUC代表个体的社会贴现率。其中，AUC值越大，代表个体有更低的社会贴现率;反之， AUC值越小，代表个体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

3 社会距离与个体利他的关系

Jones （2016）提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规范可以增加亲属间的利他行为，从而产生一种基于亲属关系的独特的社交模式。这种独特的模式有别于亲属之间自发的利他行为或非亲属之间合作所产生的利他行为;此前，Ben-Ner和Kramer （2011）利用了独裁者博弈任务考察了在不同社会关系中利他行为的差异性，结果也发现个体对亲属最慷慨，其次是同事、陌生人和竞争对手。因此，社会距离与利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一先决条件为社会贴现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对亲属和利他关系的讨论需要以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为理论支持。在社会生物学背景下，适应性理论认为群体内的成员可能共享一个基因，他们通过利他来促进其他携带该基因个体的存活和繁殖，以增加种族进化成功的概率（Burnstein， 2015; Hamilton， 1964）。他们认为适应性理论可以解释利他主义的演变机制，即在进化过程中的“利他基因”可以影响生物的利他行为，这种基因有助于保护亲属及其后代的利益，使内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以保证种族的存活和进化，进而解释个体对亲近他人具有高利他行为的原因。另外，亲属可能由于共同的血统而与利他主义者共享基因，这种共享行为也增加了利他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Davis， 2017），从而使得互帮互助成为一种社会规范。

一方面，基于适应性理论，Rachlin和Jones （2008a）证明了个体愿意舍弃更多自己的即得金额以换取亲属可获得的定额;个体愿意舍弃更少自己的即得金额去换取非亲属可获得的定额。随后，Lu和Chang （2016）得到了亲属利他可能在儿童早期就已存在的结论。另外，有学者考察了利他行为和距离感知的关系（Vekaria et al.， 2017），想象与他人相关的事件和利他的关系（Yi et al.， 2016）。他们的研究结果均与Rachlin和Jones （2008b）一致，即距离感知能力越强，社会贴现曲线越陡峭（Vekaria et al.， 2017），如果想象了与他人相关的事件会降低个体的社会贴现率，研究者将该现象归因为想象与他人相关的事件可以拉近被试与他人的心理距离，从而提高了个体的利他行为（Yi et al.， 2016）。

另一方面，即便在亲属内部，利他也存在差异。Chuang和Wu （2017）利用了危险场景模拟的方法考察我国台湾地区的被试利他行为在不同亲属（祖父、父亲和儿子）间的差异。结果发现随着受访者年龄的增长，个体会更有可能在危难时拯救子女，而非父母、配偶或者兄弟姐妹。另外，虽然基因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测利他，但是繁衍价值在危及生命的情境中会更为凸显。这种基因内的利他偏好也符合进化的观点，若群体内必须存在牺牲行为，个体会为了该群体的延续而选择更大程度地帮助后代，而非长辈和同辈。因此，社会贴现的适用性也可以延伸到基因的层面，即面对和自己的基因越相似的亲人，个体会对越有延续基因潜力的亲人施与更多的帮助。

此外，社会距离对利他的影响并非恒定的，即社会贴现率并非定值，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Osiński和Karbowski （2017）指出利他行为可能与延迟奖励有关。结果发现，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大，奖励延迟发放的时间越长，则越会促进个体的利他偏好（比如在比较今天给对方50元和一个月后给对方50元时，被试可能在后者中会偏好于给社会距离越远的他人）。Margittai等人（2015）发现时间压力与社会贴现率相关。他们使用组间设计比较不同个体在没有压力，压力开始后20分钟和压力开始后90分钟后的社会贴现率，结果发现压力开始20分钟组有着更低的社会贴现率，研究者认为是共情促进了利他;但是压力开始90分钟组有着更高的社会贴现率，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交感神经激活水平的降低所导致。另外，时间压力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会受社会距离的调节。这些结果均证明，虽然社会贴现率是相对稳定的利他指标，但是仍然会受到外部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社会贴现率具有可干预性。

4 解释水平理论对社会贴现的解释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从自我控制和心理视野（Restricted psychological horizon）的角度出發解释了社会贴现的产生原理（Yi et al.， 2012）。该理论认为，当物体离个体越远，个体对它的认识就越抽象和模糊;而物体离个体越近，个体对它的认识就越具体和清晰（Trope & Liberman， 2010）。Yi等人（2012）发现冰毒使用者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他们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心理视野受限。因为在面对相同心理距离的事物或他人时，心理视野受限的个体对事物的认识会更抽象和模糊，感知程度更低，拥有更低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表现出更多的自私行为。因此，相比正常的群体，吸毒者会因为心理视野的受限，表现出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另有学者希望发现社会关系中的溢价效应（高溢价表示低社会贴现率，即愿意分配给他人更多的金钱），结果发现社会关系中不仅存在“亲属关系溢价”效应，还出现了相当大的“亲密关系溢价”效应，即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个体对亲属关系和亲密关系他人都会表现得更加的慷慨。研究者认为它们的实质是“家庭溢价”的表现（Booysen， Guvuriro， Munro， Moloi， & Campher， 2018）。因此，这也突出了解释水平理论对社会贴现的解释力。一方面，对心理距离的感受性反映在社会距离上，表现为个体对亲属关系感知的清晰性和对非亲属关系感知的模糊性，这可能是产生社会贴现现象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高解释水平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在与陌生人的合作过程中会寻求长远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出现非亲属间的利他（Strombach et al.， 2014）。与此同时，国内也有研究者基于该理论提出社会贴现可能和自我控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定舟， 钱东海， 黄旭辰， 2016），即高自控制者有更低的社会贴现率，而低自控制者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具体表现为高自控制者有更多的利他行为，而低自控制者有更少的利他行为。而这些研究均体现出解释水平理论对社会贴现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5 社会贴现的神经机制

还有研究者基于社会距离视角对社会贴现的神经机制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延迟折扣和社会贴现与中脑边缘和前额叶区域（包括腹侧纹状体、外侧前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与奖赏价值相关的神经活动的激活相关（Strombach et al.， 2015）。因此，这些价值奖赏处理区域的重叠表明延迟折扣和社会贴现在为相互竞争的跨期和人际选择的选项分配价值时，都利用了共同的奖赏处理的神经机制。并且社会贴现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和双侧颞顶联合（TPJ）活动的增加有关（Hill， Yi， Spreng， & Diana， 2017）。他们推测这些区域包括一个特殊的默认网络子系统，该系统可以反映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最近一项研究支持了该推测。当被试对一系列已知他人（包括伴侣、父母、亲密的朋友和熟人）的特征进行感知判断时，默认网络会被激活（Laurita， Hazan， & Spreng， 2017）。

因此，结合行为与脑神经的证据，我们可以利用解释水平理论对社会贴现的本质内涵和内在机制进行解释。

6 展望

作为研究利他行为的新任务，社会贴现任务的有效性已得到诸多研究的重复证实（Osiński， 2009; Vekaria et al.， 2017）。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社会贴现任务创造性地融入了社会距离这一变量，从而得到了基于社会距离的双曲线函数，揭示了社会距离与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Osiński等人（2015）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关系的内在机制。其发现当以其他距离作为参照点时得到的结果与以自我作为参照点的结果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当以#20为参照点时，社会距离对社会贴现的调节作用不再明显。虽然大量学者对社会贴现现象进行了研究，但社会贴现任务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研究者可以从自我结构的角度解释社会贴现现象。Aron， Aron和Smollan （1992）提出了自我包含他人的概念。他们认为亲密关系中个体会逐渐把对方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因此让他人获益也就是让自己获益。最新研究也支持该结论，Kim， Stolte和Humphreys （2019）发现对社会目标的亲密程度越敏感的个体会有更低的贴现率。此前，Markus和Kitayama （1991）提出两种自我结构的分类，分别为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倚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其中，独立型自我会与他人保持距离，而互倚型自我则更愿意融入他人，从而在利他行为中表现出差异。有研究者发现在两难问题中，独立型自我得分高的个体偏好考虑满足自我需求，而互倚型自我得分高的个体则会考虑他人的需求（Gardner， Gabriel， & Lee， 1999）。Utz （2004）则进一步发现在两难情境中，独立型自我水平高的个体更加自私，易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但互倚型自我水平高的个体更加利他，易做出利于共赢的选择。这似乎可以解释社会贴现的现象。首先，互倚型自我和独立型自我共生于个体之中。个体的互倚型自我包含了近距离他人，可能表现出利他偏好;但是个体的独立性人格则包含了远距离他人，可能表现出利己偏好。其次，根据量表得分将个体分为偏独立型自我或偏互倚型自我。偏独立型自我的个体相较于偏互倚型自我的个体可能在不同的利他任务中表现得更为自私（Strombach et al.， 2014）。然而，是否偏独立型的个体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而偏互倚型的个体有更低的社会贴现率仍然需要研究进一步证明。

其次，Zhou， Feng， He和Gao （2008）的研究提出社会支持是个体最渴求的资源，金钱仅可作为社会支持替代品的观点。有研究者发现缺失社会支持的个体在进行高消费时会偏好于将金钱花费在提升自我吸引力的项目上，以获取社会支持（Baumeister， DeWall， Mead， & Vohs， 2008）。然而，社会贴现任务均采用金钱作为决策项中的刺激物（Locey & Rachlin， 2015） ，这也导致了金钱概念的启动，被试的利他意愿和利他行为可能均低于真实情况（Vohs， Mead， & Goode， 2006）。因此，这种情况下的研究结果会偏向于得到人类自私化的结论，但是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与此同时，Zhou， Vohs和 Baumeister （2009）的研究证明了当启动金錢概念但是缺失社会支持时，个体会变得更自私的结论。Cohen和Wills （1985）将社会支持划分为有形的支持（Tangible support）、评价支持（Appraisal support）和情绪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因此，后续研究可以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的角度出发，尝试使用量化后的社会支持代替金钱作为决策项，考察当以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作为决策项时，个体在面对不同社会距离时所做出的决策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费定舟， 钱东海， 黄旭辰 （2016）. 利他行为的自我控制过程模型： 自我损耗下的道德情绪的正向作用. 心理学报， 48（9）， 1175-1183.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4）， 596-612.

Barrage， L. （2018）. Be careful what you calibrate for： Social discounting in general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60， 33-49.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Mead， N. L.， & Vohs， K. D. （2008）. Social rejection can reduce pain and increase spending： Further evidence that money， pain， and belongingness are interrelated.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3-4）， 145-147.

Ben-Ner， A.， & Kramer， A. （2011）. Personality and altruism in the dictator game： Relationship to giving to kin， collaborators， competitors， and neutral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1（3）， 216-221.

Booysen， F.， Guvuriro， S.， Munro， A.， Moloi， T.， & Campher， C. （2018）. Putting a premium on altruism： A social discounting experiment with South Af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PloS one， 13（4）， e0196175.

Bradstreet， M. P.， Higgins， S. T.， Heil， S. H.， Badger， G. J.， Skelly， J. M.， Lynch， M. E.， & Trayah， M. C. （2012）. Social discounting and cigarette smoking during pregnancy.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5（5）， 502-511.

Brethel-Haurwitz， K. M.， Stoycos， S. A.， Cardinale， E. M.， Huebner， B.， & Marsh， A. A. （2016）. Is costly punishment altruistic？ Exploring rejection of unfair offers in the Ultimatum Game in real-world altruists. Scientific Reports， 6， 18974.

Burnstein， E. （2015）. Altruism and Genetic Relatedness： John Wiley & Sons， Ltd.

Chuang， Y. -C.， & Wu， P. -C. （2017）. Kin altruism： Testing the predictions of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Taiwan. Evolutionary Behavioral Sciences， 11（4）， 281-293.

Cohen， S.， & Wills， T.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310-357.

Daniel， T. O.， Stanton， C. M.， & Epstein， L. H. （2013）. The future is now： Comparing the effect of episodic future thinking on impulsivity in lean and obese individuals. Appetite， 71， 120-125.

Davis， N. （2017）. The selfish gene： Macat Library.

Du， W.， Green， L.， & Myerson， J. （2002）.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discounting delayed and probabilistic rewards.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52（4）， 479-492.

Embrey， M.， Fréchette， G. R.， & Yuksel， S. （2017）. Cooperation in the finitely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1）， 509-551.

Gardner， W. L.， Gabriel， S.， & Lee， A. Y. （1999）. “I” value freedom， but “we” value relationships： Self-construal priming mirror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judg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4）， 321-326.

Grzegorzewski， P.， Kulesza， M.， Pluta， A.， Iqbal， Z.， & Kucharska， K. （2019）. Assessing self-reported empathy and altruism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enduring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Psychiatry research， 273， 798-807.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1）， 17-52.

Hill， P. F.， Yi， R.， Spreng， R. N.， & Diana， R. A. （2017）. Neural congruence between intertemporal and interpersonal self-control： Evidence from delay and social discounting. NeuroImage， 162， 186-198.

Jones， B.， & Rachlin， H. （2006）. Social discount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4）， 283-286.

Jones， D. （2016）. Socially enforced nepotism： How norms and reputation can amplify kin altruism. PloS one， 11（6）， e0155596.

Kim， H.， Stolte， M.， & Humphreys， G. W. （2019）. The relations between temporal and social perceptual biases： Evidence from perceptual matching.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 81（3）， 599-606.

Laurita， A. C.， Hazan， C.， & Spreng， R. N. （2017）. Dissociable patterns of brain activity for mentalizing about known others： A role for attachment.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2（7）， 1072-1082.

Locey， M. L.， & Rachlin， H. （2015）. Altruism and anonymity： A behavioral analysis. Behavioural Processes， 118， 71-75.

Lu， H. J.， & Chang， L. （2016）. Resource allocation to kin， friends， and strangers by 3-to 6-year-old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50， 194-206.

Margittai， Z.， Strombach， T.， Van Wingerden， M.， Joels， M.， Schwabe， L.， & Kalenscher， T. （2015）. A friend in need： Time-dependent effects of stress on social discounting in men. Hormones and Behavior， 73， 75-82.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Myerson， J.， Green， L.， & Warusawitharana， M. （2001）. Area under the curve as a measure of discounting. 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76（2）， 235-243.

Osiński， J. （2009）. Kin altruism， reciprocal altruism and social discount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4）， 374-378.

Osiński， J.， & Karbowski， A. （2017）. Delaying rewards has greater effect on altruism when the beneficiary is socially distant. PloS one， 12（2）， e0170387.

Osiński， J.， Karbowski， A.， & Ostaszewski， P. （2015）. Social discounting： Choice between rewards for other people. Behavioural Processes， 115， 61-63.

Osiński， J.， Ostaszewski， P.， & Karbowski， A. （2014）. Social discounting rat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luid intellige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9， 44-49.

Rachlin， H.， & Jones， B. A. （2008a）. Altruism among relatives and non-relatives. Behavioural Processes， 79（2）， 120-123.

Rachlin， H.， & Jones， B. A. （2008b）. Social discounting and delay discounting.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1（1）， 29-43.

Romanowich， P.， & Igaki， T. （2017）. Effects of reward magnitude， alcohol and cigarette use on social discounting i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 college students.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67（3）， 345-353.

Sandoval， E. B.， Brandstetter， J.， Obaid， M.， & Bartneck， C. （2016）. Reciprocity i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hrough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he ultimatum ga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obotics， 8（2）， 303-317.

Schlsser， T.， Berger， S.， & Fetchenhauer， D. （2018）. Justice sensitivity and cooperation dynamics in repeated Public Good Gam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31（1）， 1-22.

Sharp， C.， Barr， G.， Ross， D.， Bhimani， R.， Ha， C.， & Vuchinich， R. （2012）. Social discount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boy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5（3）， 239-247.

Strombach， T.， Jin， J.， Weber， B.， Kenning， P.， Shen， Q.， Ma， Q.， & Kalenscher， T. （2014）. Charity begins at hom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discounting and generosity.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7（3）， 235-245.

Strombach， T.， Weber， B.， Hangebrauk， Z.， Kenning， P.， Karipidis， I. I.， Tobler， P. N.， & Kalenscher， T. （2015）. Social discounting involves modulation of neural value signals by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5）， 1619-1624.

Thielmann， I.， & Hilbig， B. E. （2018）. Is it all about the money？ A re-analysis of the link between Honesty-Humility and Dictator Game giv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6， 1-5.

Tiokhin， L.， Hackman， J.， Munira， S.， Jesmin， K.， & Hruschka， D. （2019）. Generalizability is not optional： Insights from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ocial discounting.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6（2）， 181386.

Trope， Y.， & Liberman， N. （2010）. Construal-leve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2）， 440-463.

Utz， S. （2004）. Self-construal and cooperation： Is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more cooperative than the independent self？ Self and Identity， 3（3）， 177-190.

Vavra， P.， Chang， L. J.， & Sanfey， A. G. （2018）. Expectations in the Ultimatum Game： Distinct effects of mean and variance of expected offe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992.

Vekaria， K. M.， Brethel-Haurwitz， K. M.， Cardinale， E. M.， Stoycos， S. A.， & Marsh， A. A. （2017）. Social discounting and distance perceptions in costly altruism.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5）， 0100.

Vohs， K. D.， Mead， N. L.， & Goode， M. R. （2006）.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money. Science， 314（5802）， 1154-1156.

Wainwright， K.， Green， B. E.， & Romanowich， P.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lay and social discounting， and body mass index in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68（4）， 441-449.

Yi， R.， Carter， A. E.， & Landes， R. D. （2012）. Restricted psychological horizon in active methamphetamine users： future， past， probability， and social discounting. Behavioural Pharmacology， 23（4）， 358-366.

Yi， R.， Charlton， S.， Porter， C.， Carter， A. E.， & Bickel， W. K. （2011）. Future altruism： Social discounting of delayed rewards. Behavioural Processes， 86（1）， 160-163.

Yi， R.， Pickover， A.， Stuppy-Sullivan， A. M.， Baker， S.， & Landes， R. D. （2016）. Impact of episodic thinking on altru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5， 74-81.

Zhao， K.， Ferguson， E.， & Smillie， L. （2016）. Prosocial personality traits differentially predict egalitarianism， generosity， and reciprocity in economic gam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137.

Zhou， X.， Feng， C.， He， L.， & Gao， D. G. （2008）. Toward an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love and money：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pain management mechanism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3-4）， 208-220.

Zhou， X.， Vohs， K. D.， & Baumeister， R. F. （2009）. The symbolic power of money： Reminders of money alter soci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pa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6）， 7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