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维度和内在属性

张波 张莹

【摘要】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正推动着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往来和交流碰撞，各国之间实现联合发展和利益共享的同时也存在着价值观念多样性、利益渗透复杂性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极易导致国人对共同历史记忆的漠视从而引发民族认同危机。因而，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间继起性和空间并存性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角度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凝练各民族共同遵循的文化心理印记和价值旨归，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建构提供现实指引和理论支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国家治理  集体记忆  心理认同  国家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1.012

中华民族是有着复杂历史积淀的民族，是各个民族长期以来在同一相似地缘范围内不断交往和融合而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个被各民族及其人民认可、认同而具有长期归属感的整体意识。这一整体意识是在总结其内部成员发展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诉求提出的创新性理念，以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形成对共有国家的认同为前提，推动各族人民在共建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尊重并接受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轨迹和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维度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通过几千年的发展、交流与融合，创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强而有力的民族实体。从历史学角度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就是同时把握时间的继起和空间的并存。一方面，这一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它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孕育、发展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它的存在由来已久，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中都存在具有时代特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当下内容，但由于每个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其“当下内容”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古代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一统意识、近代救亡时期与外夷相对的中华民族意识、当代改革发展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朝统治时期的一统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核心就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对于共同体认同的意识。在封建王朝几千年的统治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在王朝所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内，即华夷一统意识，这也是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

秦朝大一统时期成为这种认同意识历史合法性的源头。从秦朝建立，开始出现共同体意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西到沙漠、南到岭南、东至大海、北至晋中一带，都是王朝的领土，这一范围内：“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2]这就表明在当时的意识中，在秦王朝管辖内的所有民族都属于一个共同体。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又产生了另一个关于共同体意识起源的重要思想，即“华夷共祖”的理论。“华夷共祖”的思想在当时促进了各民族不断融合的态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论调，并且在融合过程中逐步使得各民族在思想上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由此形成民族凝聚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冲击与动荡带来了各民族群体的互动和交流，这一时期出现了“华夷皆是正统”的思想，这是“华夷共祖”思想在魏晋南北朝中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隋唐时期，中国迎来大唐盛世，中华各民族都得到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提出了“华夷一家”的共同体思想;晚唐时期，王朝统治虽陷入乱局之中，但是华夷一统意识仍然是影响着各分立的政权统治者的执政思想。元清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在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熏陶下，提出并强调“蒙汉一体”“满汉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综上，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的思想表达，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入。

民族救亡时期的中华意识。近代以来，在面对列强侵略的存亡危机下，中华民族开始有意识地从自在民族转变为自觉民族，对各民族作为同一整体的认识也更深入、强烈，并且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心理。因此，在民族救亡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共同体，同时也是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体。该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意识。同时，这一意识也是由王朝统治时期的专制华夷一统意识转变成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枢纽和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建设，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政治基础;通過全面开展民族工作的各项事业，大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升华。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3]这一概念经过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上升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4]

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切实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实现了民族平等，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认同、民族团结及共同发展。因此，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入人心的。其次，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不仅是共同努力抵御外敌入侵，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认同及团结，成为维护稳定和推进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属性

政治属性：建构民族实体的支柱。从国家层面讲，“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是在多元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几千年来众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接触、碰撞、融合、分裂、消亡的历程，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抵抗西方列强后国民意识的自我觉醒，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民族政策的妥善实施。自古以来，各民族运用不同政治手段进行民族事务管理，从而建构民族政治权力体系、维护民族整体利益并培育人民的民族认同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兴衰嬗变中逐渐成为基于共同精神成果和历史叙事的共同体。因此，借助民族政策的制度设计形塑归属意识和自觉认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统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之路。

民族认同反映着成员对本民族的习俗、历史、文明、信仰等内容的认可以及在情感上的归属和依赖，从民族学角度来讲，还包括成员对与其他族群间关系、历史文化基因的认可和维护。各族人民基于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对民族关系进行调整和定位，是影响中华民族稳定、团结和整体性的重要内在驱动力。族际关系和谐，则共同体相对稳定;族际间冲突不断，则社会必然动荡不已。铸牢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公民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自觉以全局视野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平等友爱、依存互助、融合发展。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形成方式大致有兩类。一类是以德教方式来改善民族关系，这一典范最早可追溯至尧舜禹时期，《尧典》中记录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帝举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使同族之间亲密;对有善行者进行表彰，使各个邦族之间团结。“协和万邦”的思想也成为当时人们处理邦国关系的一种原则与典范。到了大禹时期，试图通过“五服理论”来处理民族关系，使“普天下”都领受国王的德教。《尧典》与《禹贡》中关于处理各族之间关系的原则、政策等也被沿袭下来，成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标准。另一类则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迫使夷狄臣服于华夏，或是游牧民族使用武力入侵迫使融合加速。近代以来，有学者回顾封建王朝的历史，提出中华民族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观点，[5]倡导民族团结、救亡图存、统一振兴。抗战时期，在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凝聚作用下，各族人民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由分裂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整合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不断明晰。共同体意识在由弱到强的过程中，以各族人民的利益关系和共有政治文化作为核心纽带，从宏观意识形态领域培育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信仰，实现民族之间历史与文化的紧密融合。

自然环境的封闭以及社会发展条件的局限使得中国各民族必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为缓解族际之间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做了诸多努力，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在制度设计和规划过程中坚持“因俗而治”和“多元一体”的原则，以完善整个政策体系。因此，从这一层面讲，各族人民的不同特点催生了全国人民的统一性。“中国赋予56个民族平等地位，尤其是认定55个少数民族身份，目的是为了熔铸大家庭的‘一体。‘一体是56个民族民族化的一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维护各族群体权益作为落脚点来推进政策实施，同时避免政策优待，这充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是始终秉持民族和谐基本理念的政治选择。新时代从意识形态领域铸牢各族人民关于共同体的认知，有利于实现民族的整合和民族之间的互利，从而不断增强各民族社会成员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形成经得起历史和时代检验的共同体;有利于挖掘集体记忆和共同的情感链接，掌握多元一体的民族话语主动权，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稀释和影响，以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优越性推进全国乃至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经济属性：整合民族共享的载体。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我国各民族在政治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同步性，经济领域也由于商业的往来呈现极强的利益相关性，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带来的文化交往与融合，使得各民族成为了利益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党和国家坚定不渝地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针对各民族在自然资源占有、历史文化底蕴、民族建设能力和发展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族际间利益失衡和价值观念冲突引发的民族排斥、民族动荡等问题，把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惠互利作为维护民族共同体的原则制定方针政策，为铸牢各族人民彼此依存、共谋发展的目标提供思想动力。

由于国土面积大、国民数量多、交通复杂等诸多特殊因素，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主要表现在东西差异、南北差异。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财政投入较低、基础设施落后、人才资源短缺、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经济结构边缘化等情况比比皆是。针对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落后和分配领域不均衡的状况，我国民族政策的设计和落实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逻辑前提，坚持民族国家整体性与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协调统一，坚持因地制宜和精准扶持，着力补齐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短板。1988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指南。同时，针对民族问题的区域性和差别化，各项民族政策的实施兼顾了地域特殊性和政策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人民共识中可以实现各族利益载体的有效整合，为综合国力上升提供了全局性和基础性保障，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优良本质。[7]党的相关政策在具体实践中完备地践行了该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各族人民互惠理念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符合改革开放的目标和要求。外部力量的援助扶持和各民族内部的自力更生，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发展，逐步缓解贫困程度，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建构培植新动力。各民族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容易产生价值观念上的分歧。而从文化领域形塑则有利于形成价值共识，促进各族人民自觉以共享理念作为发展民族经济事务的原则和出发点。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共同体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实现经济往来与和平共处。每个民族基于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条件都有各自的发展需求，整合与共享各民族的需求，需要各民族均对经济共同体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辅以团结参与，这一建构才能实现。共同体内部的成果和利益共享程度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和分配方式合理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下，“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各民族的经济互动和利益共享提供了历史契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展现了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对族际利益关系的妥善调整，有助于实现族际利益的融合与重组，为各民族共享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实现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共享理念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有益借鉴。

文化属性：缔造民族共识的印记。文化以民族实体作为发展的载体，具有相对独立性，依据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不断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独特标识。各族人民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成为影响民族成员行为取向的文化基质，规范着族际关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在其内部发挥凝聚作用的核心要素是该共同体具有的被各民族成员共同认可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这种共有的精神追求凭借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影响着共同体成员的民族观和价值观并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领域的内在归属性突出体现在通过塑造各族人民的文化包容观和对多元文化的价值判断，实现中华文化的民族传承、全民遵循和社会维系，这种多元化的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在政府工作中被着重强调。[8]各民族的多元异质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整体，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容易引发文化冲突、道德失范、民族歧视等扰乱民族秩序和民族关系的问题，因此，需要整合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同质性，铸就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实现同源异流的文化之间相互连结、尊重和包容。

纵观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其本质是文化交融交汇、多元共生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各族人民以共有的精神家园以及一脉相承的文化印记作为纽带，形塑个体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依恋，并最终找到自我归属。中华文化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文化，到新石器时代江淮东部的龙虬文化、长江中上游的屈家岭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等，可窥见中华传统文化的雏形。春秋战国以后，经过辉煌灿烂的文化争鸣，以汉族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尔后，虽历经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多次整合，儒家文化作为国际舞台上中华文化的代名词，成为中华文化统一的內核，其文化的主体地位始终未动摇。从先秦孔孟思想到宋明理学，儒家文化倡导的仁爱、德治、民本、“礼”、“大同”等文明思想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和情感理念，维系着各民族的稳定和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印记，其发扬光大离不开各族人民对其进行不断传承和创新。

缔造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印记，应坚持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交融设想，[9]拒绝排斥异族文化，在承认民族差异和社会生活多样性的事实基础上，把握中华各族文化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以此整合民族群体的价值冲突困境，实现彼此包容和认可，推动多元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国各民族文化在内容与形式、性质和功能上具有同质性，因此，建立多元共生的文化共同体符合国家软实力建设的要求。

社会属性：凝聚民族复兴的力量。各具特色的民族实体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经历多次迁徙、碰撞、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交错杂居的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存在形式。中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便有“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自觉认知，在追求和维系本民族利益的同时，总是兼顾其他民族的合理权益;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其他民族的发展提供契机和援助;在社会关系中始终秉持求同存异、休戚与共的理念，实现民族互助，协力抵御冲突和动乱。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的含义，有助于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强化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命意识，整合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各族社会成员形成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合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民族关系的心理认同，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反映着人们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由于生产力水平、风俗习惯、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等差异，族际之间存在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和民族排斥等现象，严重威胁着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民族融合而非分化或消灭，“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10]对我国而言，民族融合是一种和谐的动态关系。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阐释和完善，改变各族人民心理上对族际关系的看法，缓解不同价值观念冲突带来的困扰，形成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和谐互惠的民族合作关系，可以增强我国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国家和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辅相成、相互统一，只有实现民族繁荣并以其作为基础，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大发展大繁荣。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一致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作为整合族际差异的理念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各民族以情感归属为依托，以构建相互嵌入、相互兼容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必要路径，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结  语

在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相互独立的历史文化群体的56个民族，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实现了商业互通、政治互信、文化互融、心灵相通，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是一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工程，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可会随着社会生活参与度和公民意识的自我觉醒而不断增强。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参与度往往超出民族界限，在各族人民之间形成关系理性。各区域协调发展和祖国繁荣昌盛，是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旗帜下，各族人民有意识地进行价值整合，汇聚力量，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研究”和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新时代走向‘强起来的文化自信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FDJA001、19YJA710054）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2][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5页。

[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

[4]《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20年9月27日，第1版。

[5]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4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6]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8]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52页。

[9]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下）》，《群言》，2005年第2期。

[10]《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19页。

责 编/李少婷（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