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于阗与河洛地区关系的变迁

2021-04-26 17:21白晓纬
西部学刊 2021年6期
关键词:洛阳

摘要:河洛地区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洛阳又处于河洛地区核心部位,而且是相当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均建都于洛阳,隋唐时期虽然定都长安但是东都洛阳所发挥的作用不亚于长安。按照时间顺序对于阗与河洛地区的交流往来关系进行梳理,两者关系变迁分为三个时期。两汉时期是开始建立往来关系的时期,虽有设置管理机构但是西域局势并不稳定,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还不是很强。魏晋南北时期是曲折发展的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魏晋时期,持续发展阶段,延续着东汉以来的传统往来;二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低谷阶段,战乱纷纷,几近断绝;三是北魏时期,恢复发展阶段;四是周齐对峙时期,再次低落阶段。最后,隋唐时期是鼎盛时期,因为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影响力和控制力上都超过了前代。而洛阳的稳定兴盛与否是双方关系变迁的关键所在,洛阳兴则河洛兴,河洛兴则国家兴。

关键词:于阗;河洛地区;洛阳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018-04

于阗,在今天的新疆和田,是西域古国之一。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地带,北部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是巍峨的昆仑山脉,西部是帕米尔高原,被高山荒漠环绕着的于阗却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要据点。由于于阗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佛教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汇之处。

河洛地区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贡献巨大。洛阳又处于河洛地区核心部位,而且是相当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均建都于洛阳,洛阳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对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隋唐时期,虽然定都长安但是东都洛阳所发挥的作用不亚于长安。“炀帝即位,迁都洛阳”[1]再加上隋末大运河开通以后更是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漕运体系。到了唐代,唐朝帝王也多往返于兩京之间,武则天时期使洛阳再次成为政治中心,而安史之乱爆发后河洛地区成了各方势力争夺之地,洛阳作为河洛地区的核心城市更是首当其冲,在战乱之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以后虽有恢复和发展,但是一直没有恢复到以往的辉煌。

从汉至唐这一漫长的时间中,西域地区与河洛地区政治上的联系还是相当紧密的。

一、两汉时期建立联系

于阗与汉地中原王朝最早的交往是在西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劝说大月氏联合西汉夹击匈奴的目的未能完成时,他和其助手堂邑父走访大夏国后,准备返回,他返回的路线是未受匈奴控制的昆仑山北麓一线,而于阗国是他返程中的必经之地。此后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后,就将于阗纳入汉朝的管辖范围内,并实现了对西域的军、政统治,自此“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2],但是西汉建都长安,这一时期洛阳在东西交流中的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

东汉初年,于阗为莎车所吞并。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贵族广德立为王,灭莎车,服从于阗。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广德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于阗都出兵相助。汉安帝时,西域诸国相继叛汉,汉顺帝时班勇打败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3]才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东汉末年,中央政府与于阗交恶,还因于阗吞并拘弥国之事短兵相接。东汉时期,和西汉相比对西域的控制更为有效,影响也更加深刻。而洛阳作为都城,对西域,对于阗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逐步突显出来。

二、魏晋时期曲折发展

经过汉末大乱,当时的洛阳“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3]建安年间洛阳逐步的恢复,到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并建都洛阳。265年,曹奂禅位于司马炎,西晋建立,仍然定都洛阳。魏晋时期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是都以禅让的方式来实现,与战争的方式相比较所造成的伤害范围有限,程度较轻,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魏明帝、晋武帝都曾对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使得洛阳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城市,对西域各国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于阗作为西域大国,来往于洛阳与西域间的使者中应当不乏于阗使节。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使河洛地区沦为战场,311年刘曜攻入洛阳城后“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杀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4]还“发掘诸陵,焚宫庙、府库皆尽”[5],洛阳城也因此遭到严重的破坏,随之而起的便是五胡十六国混战时期,洛阳城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和发展还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破坏。所以这一时期与西域地区的交流乏善可陈。

439年北魏最终消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地区,逐渐地与西域互通往来起来。太安三年(公元457年)于阗就遣使来朝了。在迁都洛阳之前,于阗就已遣使六次,分别是:太安三年三月,太安三年十二月,天安元年(公元466年)三月,皇兴元年(公元467年)二月,皇兴元年九月,皇兴二年(公元468年)夏四月。可见于阗与北魏早已联系密切。

(一)遣使朝贡

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于阗遣使朝贡在史书中有确切记载的一共有5次。

502年(景明三年)秋七月癸酉,于阗国遣使朝献。[6]194

507年(正始四年)冬十月丁巳,高丽、半社、悉万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阗等诸国并遣使朝献。[6]205

508年(永平元年)三月戊子,皇子昌薨。己亥,斯罗、阿陀、比罗、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师达、于阗诸国并遣使朝献。[6]205

512年(延昌元年)冬十月乙亥,立皇子诩为皇太子。是月,嚈哒、于阗、高昌及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6]212

513年(延昌二年秋八月)庚戌,嚈哒、于阗、槃陀及契丹、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6]213

从时间上来看,上述遣使朝献均在宣武帝时;从间隔的时间上来讲,不会隔太久。翻检史籍,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能够找到的十分明确地记载于阗遣使就只有上述5条,且都是宣武帝时期,在此之后却未见有于阗遣使的记载,从前引史料来看,于阗与北魏的联系是较为紧密的,仅宣武帝在位时就遣使5次,而且在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时于阗还单独朝贡,那么宣武帝以后是不可能没有派遣使节来洛阳的。至于为何延昌二年(公元513年)以后没有于阗遣使的记载,应当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就如上述所引材料,总会出现“等诸国”或“诸国”的字样,所以有可能是于阗使者到了洛阳但是后世记述时没有表露出来。

(二)通婚

1926年在洛阳出土了一方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的墓志,志盖铭曰:“大魏文成皇帝于夫人墓志铭”。兹录全文如下:

世曾祖文成皇帝故夫人者,西城宇阗国主女也。虽殊化异风,饮和若一。夫人諱仙姬,童年幼,早练女训,四光自整,雅协后妃。圣祖礼纳,寓之玫宇。龄登九十,耋疹未蠲,医不救命,去月卄七日薨于洛阳金墉之宫。重闱追恋,无言寄声,旨以太牢之祭,仪同三公之轨。四月四日葬于西陵,谥曰恭。攸颂辞曰:混混三饶,浑浑大夜,姝彼灵人,奚不化乘。晖入穸,照彼玄宫,匪我留晷,铭刊永终。大魏孝昌二年岁次丙午四月己已朔四日壬申行葬。[7]

墓志记载的是一位远嫁给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于阗国的公主,名为于仙姬,卒于孝昌二年(526年),享年90岁,推知她出生于太延二年(436年)。至于何时远嫁魏廷,据学者推算应当是在太安三年(437年)时成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夫人[8]。墓志中讲夫人“早练女训”,此处的“女训”可能就是《女训》是东汉时期蔡邕教导自己女儿所作,大意是告诫女儿,在注重容貌时要更加注重学识和品德的修养。蔡邕是东汉末年人,距夫人出生时已有200多年的时间了,夫人能够在幼年的时候就学习《女训》,可见她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也反映了于阗与中原王朝往来之密切。夫人去世后,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葬礼,并且陪葬“西陵”,反映了北魏与于阗王国的友好关系。

另外也可作为上文推断的一个佐证,如今我们所见的资料在延昌二年以后就没有于阗出使洛阳的记载了,由此墓志所述的高规格葬礼来看,两国关系还是较为友好的,并不是两国交恶,不再派遣使节。

通婚关系不仅仅体现在皇室,还更多地体现在民间。《北史》中关于于阗有这样的记载,“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9],这就可能是到往于阗的汉人多,随处可见,而且汉人在此结婚定居者较多,在血统上的融合造成了“颇类华夏”的面貌。这就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交往也是十分频繁的。

北魏太武帝神?三年(430年)时完成了对洛阳的占领但是此地并不稳定,一直到孝文帝时期才逐渐控制住洛阳地区的局势[10]。在这之前的时间是一百多年的乱世,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起到五胡乱华一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历经战火;而到了北魏末年和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期,北方形成两大政权对峙局势,洛阳刚好处于双方交界处,饱经战火,如邙山之战。在这样的前后对比中可以看到北魏迁都洛阳对洛阳以及河洛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北魏时期于阗与河洛地区的关系是友好而密切的,于阗派遣使者来洛阳朝贡十分频繁,官方交流十分活跃,民间交往也较为密切。

三、隋唐时期鼎盛阶段

北魏末年,社会再次动荡不安,随后又分裂成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而此时与西域的交往也较为少见,洛阳地区处于东魏北齐的控制之下,要想和西域取得联系必须要经过西魏北周,所以这一时期于阗与河洛地区的交往几乎断绝。直到隋朝完成统一以后才复有来往,并且逐步走向兴盛时期,隋唐时期的于阗与河洛地区的交往形式较之前代更为多样,对于西域的控制和影响也更加深远。

(一)设置管理机构

隋朝虽然没有完全统一西域但是也做了很多工作。隋炀帝即位初就开始了解西域,“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派遣使节去西域了解情况,为管理西域奠定了基础,“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1]。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进驻龟兹国“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11],并且还在焉耆、于阗、疏勒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称为安西四镇。到了高宗的时候,西域局势较为混乱,安西四镇时罢时复,而且四镇演变成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虽然四镇所指发生了变化但是于阗一直都是四镇之一,上元二年(675年)时在于阗正式设置毗沙都督府。睿宗时放弃了安西四镇,随后就被吐蕃占领,武则天登基两年后才通过战争的方式打败吐蕃,收复四镇,再次将安西都护府设置在龟兹,并“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11],从此西域形势才稳定下来。

(二)遣使朝贡

隋朝虽然只有短短38年的歷史,但是中西交流也呈现出兴盛的局面,“西域诸藩,往来相继”[1],而于阗也不例外,正如《隋书》所载:“大业中,频遣使朝贡”[1]。

唐朝时虽然定都长安,但是洛阳作为东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旧唐书》中所载于阗来朝在贞观六年、贞观十三年、贞观二十二年、贞观二十三年、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上元二年、永淳元年、垂拱三年这些时间,能够确切知晓是在洛阳朝见的只有上元元年这次,因为上元元年十一月,高宗李治到东都洛阳,所以十二月“于阗王伏阇雄来朝”应当是在洛阳[11]。《唐会要》中也有一次记载于阗来朝的情况,“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12]高宗以后对于于阗遣使来朝的记载缺失,一方面是如前所述,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被包含在了“等诸国”“诸国”和“等诸蕃”之中;另一方面可能是在武则天时期,双方发生战争而造成遣使活动的暂时中断。因为在安史之乱爆发时“于阗王胜闻安禄山反,命其弟曜摄国事,自将兵五千入援。上嘉之,拜特进,兼殿中监。”[5]可见于阗与唐朝关系之亲厚,所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记述过程被省略掉了,并不是断绝了往来。

(三)送任

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域地区大多会选派一些子弟入侍宿卫,这些来到中原的子弟的性质就是质子,于阗也多次送任于唐,但是当时唐都在长安,这些质子来到中原也都居住在长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史料中发现一些与河洛地区的联系,唐代的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记述洛阳毓材坊的武则天时大云寺壁画“门东两壁鬼神,佛殿上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并尉迟画。黄犬及鹰最妙。”[13]张彦远是唐代人,也精通绘画,这一记载应当是准确的,于阗国王室姓尉迟,于阗又多请留子弟入侍宿卫,所以大云寺壁画应当是出自在河洛地区的于阗贵族之手笔。由此可见,河洛文化对于阗质子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于阗质子作为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对河洛文化也是产生过影响的。

这一时期双方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很少见到少数民族地区派遣贵族子弟来做质子,究其原因是隋唐时期是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长时间的分裂时期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稳定和强盛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国力上的强盛,经济上的繁荣,文化上的昌盛,而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河洛地区才能有较大的影响力,才能够与西域,与于阗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并将其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

结语

于阗与中原正式建立联系是在西汉,从东汉开始一直到北魏,中央王朝都定都于洛阳,隋唐虽然定都长安但是洛阳仍然是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就是说从东汉到隋唐,洛阳在各方面,尤其是对外交往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两者关系变迁分为三个时期。首先,两汉时期是开始建立往来关系的时期,虽有设置管理机构但是西域局势并不稳定,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还不是很强。其次,魏晋南北时期是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大的时期又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魏晋时期,持续发展阶段,延续着东汉以来的传统保持着往来;二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低谷阶段,战乱纷纷,几近断绝,只在今甘肃一带还有往来(前凉、前秦、后凉政权);三是北魏时期,可以说是恢复发展阶段;四是周齐对峙时期,再次低落阶段。最后,隋唐时期是鼎盛时期,不管是交往方式还是管理方式或者影响力和控制力上都超过了前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而洛阳的稳定兴盛与否是双方关系变迁的关键所在,洛阳兴则河洛兴,河洛兴则国家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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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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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華书局,1956.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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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刁淑琴,朱郑慧.北魏鄯乾、鄯月光、于仙姬墓志及其相关问题[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9]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1]刘珣.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3]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

作者简介:白晓纬(1996—),女,汉族,山西大同人,单位为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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