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非意识形态化诉求的方法论批判

摘要：目前国内意识形态基本结构呈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儒学三分的局面。今日的儒学已沦为各派思想斗爭的话语工具，尤其是自由主义利用儒家的话语来表达自由主义思想，构成儒家自由主义，即所谓儒学的非意识形态化诉求。实际上是指自觉或不自觉地确立起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别的隐晦的意识形态，反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传播中的非意识形态化诉求有三种方法：一是断章取义，搁置文本的整体语境而孤立地执着于具体词句;二是抽象继承，忽视文本的历史背景而抽象掉其核心内涵;三是旧瓶新酒，以文本为工具性载体实现对文本内容的置换。今天对儒学思想的传播，在借助儒学文本对其作诠释时，对所批判的三种方法应该保持警惕，有原则地使用，其原则即坚守意识形态底线，不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

关键词：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断章取义;抽象继承;旧瓶新酒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022-03

高校通识教育已经推广多年，取得了相当成效。然而，如果通识教育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相抵消，如果通识教育中忽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那么它将有碍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的实现。

一、意识形态问题

（一）何谓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有其特定内涵，不能简单理解为偏正短语：意识的形态。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的概念，最初是法国学者特拉西在《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了这一概念，意指观念系统，是一个肯定性意义上的概念。

马克思则是在否定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系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通过教育向其社会成员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遮蔽或扭曲现实的剥削关系。马克思谈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要去除意识形态之蔽，是要批判意识形态。

列宁则是建设性地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依据当时的特殊斗争形势，他指出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需要由先进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培养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要注意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多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比如，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潜移默化地维护着现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又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寻求解放的观念和努力。

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本身表征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消费主导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合法性，隐蔽地利用大众传媒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成员的欲望和需要进行引导和掌控。

（二）非意识形态化

今天的中国已经昂首挺进了新时代，意识形态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方面，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加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西方国家强化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逐渐加深;同时，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有待加强，其中的意识形态建构是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

目前国内意识形态现状，简单来说，基本结构呈现为三分的局面：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儒学。三者的比例在不断调整，近些年自由主义颇显强势，甚至将儒学自由主义化，使得儒学内部形成了自由主义儒学。正如黄玉顺所言，“今日的儒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阵营，也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这表明：儒学已沦为各派思想斗争的一种话语工具;换言之，人们是在用儒家的话语来表达截然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立场。”[2]所谓自由主义儒学，指的是以儒学话语为工具载体，表达自由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儒学的非意识形态化诉求。

何谓非意识形态化呢？非意识形态化，实质是反主流意识形态，有两种表现：一是去意识形态;二是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就第一种表现而言，去意识形态是指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地去描述和解释世界。是否可能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呢？不可能。人从自然存在物转向社会存在物，其间重要的过程是习得语言，而“语言不是一个空洞的外壳，语言在实际运用中（包括在传授中）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的。这就是说，传授一种空洞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传授语言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传授意识形态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接受意识形态的过程。”[3]意识形态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伴随语言的习得而植入人的头脑中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化的人是一定带有意识形态的。既然意识形态是人不可避免的遭遇，那么，所谓的去意识形态看似去除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不自觉地确立起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别的隐晦的意识形态，实质就是反主流意识形态。而这和第二种表现实际上是一致的，即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只不过，第一种表现是不自觉的，后一种表现则是自觉的。两种表现合二为一，那么，所谓非意识形态化是指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实质就是反主流意识形态。

二、现代儒学非意识形态化诉求的方法论

儒学的非意识形态化有多重表现，学界对此多有评议。本文则探讨儒学非意识形态化诉求背后的方法论问题，就其方法论基础作一批判。

（一）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是截断章句，取其相对独立的意义。这是解读儒学经典时最常见的一种方法论。

就字面意义来看，断章取义有两种情况：一是否定意义上的。读者在阅读原作时，不求甚解，脱离上下文语境，而径直摘取某个句子来附会自己心中既定的意思，完全无视原作的意思表达。如果所摘取的句子是作为反面材料给出的，那么读者的断章取义，则构成对原作的误读。二是肯定意义上的。读者在阅读原作时，以领会全文为基础，摘取那种能凝练全文核心思想的某个句子，这是读者阅读功底的体现，这种断章取义是值得肯定的。

就儒学的通识教育而言，教师个人水平、课时安排等诸多原因，教师在解读儒家元典时容易导致否定意义上的断章取义。比如，《论语》中有“以德报怨”的說法。如果只抽出这个命题，就极尽阐释之能，而不论《论语》的上下文语境，很可能就错失了孔子的真实意思。因为“以德报怨”分明是出自于《论语》的这段话，“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显然，在这里，“以德报怨”正是孔子所反对的命题，尽管它出现在《论语》文本中。因此，只要看某命题是《论语》中的话，就草率认定是孔子的意思，这种断章取义，确实不可取。

再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今人有把“小人”理解为“小孩子”，也是断章取义。因为，在《论语》的文本中，“小人”与“君子”大多是并列出现的，“小人”是相对于“君子”而言的，是指地位较低或者德性低下的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个命题出自《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结合《论语》的整体语境与时代背景，可以把这理解为领导干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一种政治言说，“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男人或女人，你作为政治领导在与他们相处时就要特别小心，不能太亲近他们，让他们说你滥用权力;又不能太疏远他们，让他们说你不体贴下属。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维持你正常的生活，同时不被他们所蛊惑，又要他们帮忙维持你的行政运作。所以，这只是政治论说，不是歧视妇女的性别论说。”[4]如果断章取义，那么会以为这是孔子在谈论家庭教育中的抚养妻儿问题。

（二）抽象继承

抽象继承，是冯友兰1957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所提出的命题。冯友兰将哲学命题的意义区分为“抽象的意义”和“具体的意义”，强调继承传统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而剥离掉其具体意义。

冯友兰在解释“抽象继承”时，曾举过例子，如《论语》中的“仁者爱人”和“学而时习之”《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用以说明“把过去哲学中的一些命题从两方面讲，分别其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许多哲学史家本来就是如此做的，不过我们现在要自觉地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可以看出哲学史中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5]。

针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胡绳有一个批评：抽象继承作为一种方法科学与否，关键看是否坚持了阶级立场[6]。不科学的抽象继承，抽掉了阶级性，留下了所谓的一般性，这恰恰是抽掉了命题的真正内涵，把无关紧要的内容却拿来传承了。胡绳的意思是说，抽象继承作为方法，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对于所继承内容精华与糟粕与否，首先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价值判断。判断标准缺失，那么作为方法的抽象继承就会跟着出现方向性的错误。

例如，有人认为“三纲”值得抽象继承，并且将“君为臣纲”解说为今天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任何集体必须有最高决策者，也可以说争议的最后裁决者。如果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违犯最后决策，集体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正常运转下去。从这个角度看，‘三纲实际上是指‘从大局出发的意思。也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三纲就是不把‘小我凌驾于‘大我之上，不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上。”[7]

这种抽象继承法的解读，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君为臣纲”在我们今天做抽象时，看似抽掉了该命题具体的历史背景等，但是它作为传统社会话语体系中的一种，必然带有历史给它的具体内涵，这是抽象继承很难抽掉的。在我们用上下级关系来理解“君为臣纲”时，很容易将其解读为封建意义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抽象继承，看似要抽掉具体意义，实际上抽象意义紧密结合着具体意义，一起强势走到了今人面前。表面上是抽象继承，实际上儒学传统的糟粕也一并被激活，这不仅无助于对今天现实的理解，而且可能增加了对现实的误解。

（三）旧瓶新酒

旧瓶新酒，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把词语比作瓶子，把思想比作酒。以旧词语来表达新思想，就是旧瓶装新酒。事实上，词语是有限量的，是约定俗成的，不是随时可以新造出来的。通常，词语的创造是落后于思想的创新速度的，在新思想尚未有新造的词语来匹配时，新思想的表达就不得不依托于旧词语，这时可以借用旧词语而剥离其原本思想以阐发出新思想。熊十力所谓的“承旧名而变其义”[8]正是此意。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很多新思想在古典话语中找不到对应者。知识界曾掀起白话文运动，大造新词以搭配新思想。而当时的儒学研究者对新思想颇有认同，却不愿抛弃古典文言文本，就借用传统儒学话语来表达，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的儒学研究就使用的是这种方法。

比如，熊十力在解读“内圣外王”时，把新“外王”解读为“民主”与“科学”，认为内圣可以开出新外王，即儒家心性思想可以开出民主与科学这些现代性来。黄玉顺称其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9]。民族性表达指的是，传统文言词语的表达样式。现代性诉求指的是，对于民主与科学等内容的诉求。

旧瓶新酒的解读方法，把旧词的思想置换为新思想，旧词几乎沦为一个工具性载体。其实际的结果是，旧瓶装新酒，看似复兴了旧的儒学词语，实则儒学传统思想已经被完全置换为自由主义思想，即儒学被自由主义化了。这种以儒学话语为工具的方法，看似复兴了儒学，实际上并未继承到儒学的真精神，反而彻底抛弃了儒学思想，而热情拥抱了自由主义。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下，儒学话语表达得越多，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也就越强烈。

三、方法论批判

断章取义，搁置文本的整体语境而孤立地执着于具体词句，容易导致对话语的严重误解，这种误解不是创造性的诠释，而可能是和作者原意完全相反的。今天的儒学传播最应该避免这种简单粗暴的解读。

抽象继承，忽视文本的历史背景，以为文本可以从历史中剥离出来，恰恰把比较重要的内容，如阶级性等抽象掉。比如上文提到的“三纲”，我们今天基本认同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个别学者大讲抽象继承，剥离掉历史语境，解释“君为臣纲”为上下级关系。学者的本意是把君臣关系作一个现代的解读，让儒学思想显示优秀、精华的一面。但是，其结果可能是，一般公众不会把君臣关系想象为现代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会反着来，会把今天的上下级关系想象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这样一来，学者在抽象继承儒家经典时，在借助这些儒学话语的同时，却在客观上复兴了传统的封建主义，这恐怕是学者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总体而言，儒学传播势必要借助儒学文本、儒家话语。我们今天说儒学的复兴，相当程度上就是在说儒学话语的广泛传播。上文所说的三种方法，都在使用儒学话语，有些执着于文本中的只言片语，有些抽象出文本所蕴含的古今一致的思想，有些只把儒学话语作为工具而以新思想偷换掉原本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法的盛行，实际上是以传播儒学话语为幌子的非意识形态化诉求，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优秀传统文化。

上文指出的三种方法，由于先行的原则立场出现偏差，导致对儒学的非意识形态化诠释，不利于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今天对儒学思想的传播，在借助儒学文本对其作诠释时，对上文所批判的三种方法，应该保持警惕，有原则地使用。其原则即坚守意识形态底线，不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2]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J].孔子研究，2018（4）.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3.

[4]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5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2：695.

[5]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1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8：178.

[6]《哲学研究》编辑部.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516.

[7]方朝晖.“三纲”真的是糟粕吗？[J].天津社会科学，2011（2）.

[8]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8.

[9]黄玉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J].学术界，2006（5）.

作者简介：李元（1983—），男，汉族，湖北襄阳人，博士，湖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熊十力哲学中的真幻之辨”研究（编号：19Q15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