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信任的面纱
——基于认知和情感视角的信任双中介模型

张 慧，周小虎，高照龙

（1.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2.德拉萨大学管理学院，菲律宾马尼拉 999005）

组织间信任是指对合作伙伴行为或者意向的一种积极预期［1］，它被视作合作的基础，尤其在高风险的创新合作中［2-3］。然而，关于信任与创新绩效关系，现有研究结论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比如，喻登科等［4］发现，信任有利于培育组织间共同利益，增强知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进而提高合作创新绩效。刘文霞等［5］指出信任能促进组织间稀缺知识交换，增强服务外包组织的协同创新绩效。然而，另一些学者却认为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比如，Bidault 等［6］实证研究表明，合作伙伴之间的最佳的信任程度保证了合作联盟的资金投入，低于或超出这一阈值就会损害创新绩效。Molina-Morales等［7］表明，过度信任不仅提高了资源错误分配的风险，而且限制了新思想的产生，损害合作创新绩效。综上，现有研究关于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莫衷一是。揭开这一差异结论的原因将有助于激活中国创新动力。

Zur 等［8］将组织间信任区分为两种：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认知型信任的基础是组织绩效和过去合作表现，信任双方尊崇技术和正式制度；而情感型信任的基础是情感纽带，信任双方自愿超越契约为对方付出更多努力。尽管特定的组织信任关系表现为明显的认知或情感特征，很多组织间信任研究仍倾向于将其视为单一维度构念［7,9］。然而，来自创业和营销领域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不同类型的信任会产生差异的后果［10-12］，这些结论启示去探究在创新合作中，组织间认知和情感型信任的差异作用。事实上，交易成本理论指出，适度的认知型信任能够减少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高合作绩效。然而，一旦超出一定的阈值，理性组织则倾向于利用高水平的认知型信任谋划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损害合作绩效［13］。与此不同的是，情感型信任则会催生组织成员的“内部人”的感知，强化成员对自我地位的肯定和理解［1］。Simon 等［14］15提出的在位-贡献理论指出，内部地位感知使他们更愿意承担工作和责任进而促进绩效。基于此，本文引入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地位感知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认知和情感型信任对创新绩效的差异影响。

基于257 份企业样本数据，研究借助层次分析法和Bootstrap 法探究认知型信任与情感型信任对于创新绩效差异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结论具有以下几点贡献：首先，验证认知和情感型信任的差异影响为理解信任-创新绩效这对争议关系提供了新的见解。其次，通过建立基于认知和情感的双路径作用模型，丰富了信任的中介机制研究。最后，研究结论启示管理者应更加重视与合作企业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在以“人情”和“关系”为文化特征的中国社会中。

1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1.1 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

认知型信任是基于对他人能力、过去表现的认识等，意味着施信方更加遵守彼此的契约并履行自己的义务［15］。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信任机制能够有效提高信息质量、提高交易速度并减小交易成本。当认知型信任水平提高时，组织间合作的契约精神提高，风险抵抗力增强能够完成更加困难的任务。然而，一些研究也发现了它的“黑暗面”。过度的认知信任会造成非理性认知，损害了关系规范的持续性，造成破坏性结果［16］。Inesi 等［17］研究表明，对一方能力的高度信任致使监督机制真空，降低企业信息搜索能力进而抑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认知型信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1.2 认知型信任与机会主义行为

翟学伟［18］指出，认知型信任是超越契约关系的互相依赖和协调机制，是保证关系稳固的基础。基于历史绩效判断的认知型信任能够在绩效激励下鼓励互惠行为，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合作中某一方不履行承诺、夸大需要或改变事实以实现自我利益的行为［19］。然而，当认知型信任超过某个阈值，它会转而促进机会主义行为［20］。当认知型信任高至盲目信任的状态，施信者的监督行为被弱化，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1］。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认知型信任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存在U 型关系。

1.3 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作用

基于交易成本学理论，本文认为机会主义行为能够在认知信任与创新绩效的倒U 型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一方面，为减小交易成本，合作企业间建立信任机制使合作关系更可靠、可预测和忠诚，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促进了创新绩效［19］。另一方面，过度的认知信任会产生信任锁定和盲目不理性，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实现的可能［13］。进一步地，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了合作创新绩效。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机会主义行为在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的倒U 型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

1.4 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

情感型信任是基于组织间相互吸引和认同［22］。建立了良好情感型信任的合作组织愿意超越常规业务和专门关系而付出更多努力，满足对方的需求。情感型信任可以提高合作者之间共同承担风险的意愿，提高容错程度，有效的抵御根植于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进而提高创新绩效［23］。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1.5 情感型信任与内部地位感知

内部地位感知指个体在组织中对其重要程度的感知［24］。本文将其延伸到组织层面上，指企业感知自身在合作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将这一概念从个体层面拓展到组织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基于高阶团队理论［25］，我们认为组织在创新网络中的内部地位感知与高管团队成员个人的网络地位感知紧密相连，高管团队成员对合作网络的主观认知判断会影响其创新决策与行为。

组织层面的内部地位感知意指组织对自身在创新网络中作为“内部人”的认知程度［24］。Shockley-Zalabak 等［1］研究表明，情感型信任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情感氛围，进而感受到自身被合作网络接受，形成积极的内部地位感知。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5：情感型信任与内部地位感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1.6 内部地位感知的中介作用

组织内部地位感知能够促进创新绩效。在位-贡献理论指出，重要的内部地位的感知会促进合作网络的归属感的形成，这种归属感强化了其在合作中贡献更多的力量的意愿［14］37。感知到高内部地位的组织更愿意主动打破工作角色的边界，承担责任并努力完成目标［26］。这种由内部地位感知带来的积极承担责任的意愿在高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中尤为重要，它促进了合作网络成员间的风险协调，有利于创新绩效提升。因此，组织间情感型信任提高了组织成员在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内部地位感知，激活了在位-贡献反馈，进而促进了创新绩效产生。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H6:内部地位感知在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有着中介作用。

图1 为本文的研究模型图：

图1 信任双中介模型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验证假设模型。为避免了单一地区可能造成的统计偏差，从山东省、江苏省和安徽省选取了400 家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测量问卷均来自于成熟量表，调研团队在江苏省选择了10 家企业进行了预调研，研究团队与企业管理者就问卷表述和预调研效果进行多次讨论，修订问卷并成稿。为了保证问卷中组织层面的信任和创新绩效信息被准确填写，遵循以往研究，将问卷发放给任期在3 年以上的管理者填写［27］。

采用现场问卷（江苏省）和电子问卷（山东省和安徽省）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发放过程从2019 年5 月开始，持续到2019 年8 月底，共向中小企业发放400 份问卷。回收问卷307 份，剔除答案填写不完整、未识别反向编码题以及从未开展合作创新业务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257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64.25%。其中，男性占61.48%，女性占38.52%；21.01%被调研者在25 岁以下，42.41%被调研者在26～35 岁之间，28.41%调研者在36～45 岁之间，8.17%调研者在46 岁以上；成立3～5 年的企业占49.42%，成立6～10 的企业占32.68%，成立11 年以上的企业占17.90%。表1 列出了被调研样本的基本特征。

表1 被调研样本的基本特征（N=257）

为了检验潜在的未回答偏差，对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产权性质进行了独立样本T 检验，有效问卷和无效问卷之间未显示出差异。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均采用成熟的量表进行测量，回答基于5 点李克特量表，其中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此处仅列出示例测量题项，完整测量见表2。

自变量：采用6 个题项测量认知型信任［28］，示例题项为“本公司非常了解合作企业的实力和能力”；采用5 个题项测量情感型信任，示例题项为“本公司能够与合作企业自由的分享想法与愿景”。

因变量：采用4 个题项测量创新绩效［29］，示例题项为“公司开发新产品成功几率大”和“公司开发的新业务不断增多”。

中介变量：引入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地位感知作为中介变量。采用4 个题项测量机会主义行为［19］，示例题项为“在合作中没有采取伤害对方利益的行为（反向编码）”；采用6个题项测量内部地位感知［24］，示例题项为“公司是合作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控制变量：选择企业行业、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年龄平方项以及企业的产权性质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探究创新绩效，研究样本来自于高创新行业，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均进行了哑变量处理。对产权性质进行哑变量处理，1 代表国有企业；0 代表非国有企业。除控制变量外，其它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 点量表测量。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同源方差检验

采用匿名填写和反向编码题项从程序上减小同源方差。此外，采用Harman 单因素分析方进行同源方差检验，第一因素的解释方差为27.3%，远低于50%的阈值，潜在的同源方差问题未对统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3.2 信效度检验

表2 的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各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 均大于阈值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因子载荷都大于0.8 且方差萃取值（AVE）均大于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表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3.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3 呈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变量间的相关性使进一步回归分析成为可能。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3 （续）

3.4 回归分析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对年龄和认知型信任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再求平方加入回归模型。最大方差膨胀因子值为1.78 远低于阈值10，说明潜在的多重共线性未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表4 中的模型1 到模型9 展示了分层回归结果。

首先，模型1-模型5 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模型1 中仅包含了控制变量，模型2 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了认知型信任和认知型信任的平方项，以检验认知型信任的主效应。Haans 等［30］研究表明，当回归方程中二次项显著且系数为负且转折点（-β1/2β2）在X 取值范围内，即可证明倒U 型关系成立。表4 中的模型2 回归结果表明，认知型信任平方项（β=-0.557，P<0.001）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其转折点为0.023，在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内。认知型信任主效应成立，H1得到支持。模型3 在模型2 的基础上加入了机会主义行为，以检验中介效应。表4 中模型3 结果显示，机会主义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187，P<0.001）。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效应成立，H3得到验证。

模型4 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了情感型信任，以检验情感型信任的主效应。表4 中模型4 回归结果表明，情感型信任（β=-0.189，P<0.01）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情感型信任主效应成立，H4得到支持。模型5 在模型4 的基础上加入了内部地位感知，以检验中介效应。表4 中模型5 结果显示，内部地位感知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541，P<0.001）。内部地位感知中介效应成立，H5得到验证。

其次，模型6和模型7以机会主义行为为因变量，模型6 仅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7 在模型6 的基础上加入了认知型信任和认知型信任的平方项，以检验其与机会主义行为间关系。表4 中的模型7 结果表明，认知型信任平方项（β=0.148，P<0.05）对机会主义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转折点位于0.063处，处于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内。因此，假设H2得到支持。

最后，模型8 和模型9 以内部地位感知为因变量，模型8 仅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9 在模型8 的基础上加入了情感型信任，以检验其与内部地位感知间关系。表4 中模型9 回归结果表明，情感型信任（β=0.311，P<0.001）与内部地位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H5得到支持。

表4 分层回归结果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的验证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 方法再次检验中介效应。表5 报告了Bootstrap 结果。认知型信任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27，置信区间为［-0.067，-0.005］）。情感型信任通过内部地位感知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β=0.139，置信区间为［0.068，0.236］），H3和H6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表5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结果

因此，论文中假设H1，H2，H3，H4，H5和H6都得到了支持。

4 研究结果讨论

4.1 研究结论

以“关系”和“人情”为文化特征的中国社会中，信任对于维系合作关系尤为重要。本文基于认知和情感视角，提供了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 型关系，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的实证证据。此外，机会主义行为在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的倒U 型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而内部地位感知在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深入探究信任与创新绩效间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洞见。

4.2 研究意义

首先，通过提出基于认知和情感双视角的系统模型，拓展了现有的信任-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不一致的关系［7］，限制了我们对信任作用的理解。本研究通过区分信任中的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提供了能够理解信任积极正相关和倒U 型关系的系统理论框架，也为不一致的信任-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提供了整合性的解释。

其次，通过开发基于认知和情感的双中介模型深化了对信任作用机制的理解。很多学者发现知识整合和知识共享可以作为信任的中介机制［31-32］。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在位激励理论将信任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的作用机制划分为理性治理和情感支持两方面，深化了信任作用机制研究。

最后，本研究通过发现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积极正向关系，为情感因素在创新活动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最近的研究渐渐注意到情感因素在组织中的重要性［33-34］，尤其是在创新活动中。与此观点一致，我们发现了情感型信任通过内部地位感知积极影响创新绩效，这启示我们需更重视情感因素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此外，本研究对合作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从建立情感型信任角度来说，合作网络成员应当强化网络成员互动、增强成员间信息分享等，增加成员间情感联系，进而提高其内部地位感知，增强合作网络的创新能力。从管理认知型信任角度而言，企业应提高其网络控制能力，建立适当水平的认知型信任，尽力避免过度认知型信任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

4.3 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对组织行为和管理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虽然问卷的编制和施测过程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但这仍然是一个时间截点的测量。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多时间截点收集数据的方法来提升研究结论的准确度。（2）本研究采用3 年以上管理者自评的方法来测量组织的创新行为和信任感知，其结果可能会受到个体信息和认知局限影响而与实践情况有偏差，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更加客观的数据来源评价组织的信息，避免因方法造成的系统偏差。（3）虽然本研究的内部地位感知的中介作用论证建立在高阶团队理论和在位贡献理论的基础之上，其规范性仍然有待强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其它可能的中介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