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流动机制研究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以经济腾飞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更为显著的是市场经济触发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深刻变革，和谐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凸显出贫富差距显著放大、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明显、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全面系统梳理经典社会分层理论，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历史演变，厘清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建构公平、开放的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有助于打破瓶颈，全面建设和谐社会。

关  键  词：社会分化;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地位获得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符：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1）05-0001-08

收稿日期：2020-12-15

作者简介：张传洲，枣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经典社会分层理论之比较分析

从历史角度来看，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等级差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其演化和变迁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差异在社会学中被称为“社会分层”。当下，社会分层不仅是社会学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同时也引起了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广泛关注。概言之，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用不同而产生的分层和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制度化社会差异体系，[1]其表现为不平等，其本质为社会资源占用关系，其核心为构建人与人之间、人与资源之间的秩序。

在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分析中，一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层和韦伯的阶层分层是研究社会分层的两个基本范式，也就是通常所指的社会分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2]应该说，马克思和韦伯奠定了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基础，其后的社会分层理论学家大都是沿袭这两个基本思路，依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进一步丰富研究主题、改进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理论建构。然而，现实的变革推动了理论的演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对于问题的分歧趋渐模糊，社会分层理论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的研究范式，即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涂尔干主义传统。在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经典社会分层理论是以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为代表的三种理论体系。社会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因素和表现形式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观

马克思从阶级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任何一个阶级的产生都应该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考察，阶级的形成就是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过程，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根本驱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论”，即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层的基础，阶级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生产关系的体制决定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分化趋势。由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观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在阶级地位上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不平等上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观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是极端不平等、极端不公平的，阶级斗争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思路和手段，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观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本质特征，给出了解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现实的理论依据，也明确提出了改造社会现实的根本路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3]但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分化”在后工业化阶段并没有出现，其理论对于后续现实的阐释性也因此受到局限。以赖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观的阶级结构进行了严格的调整和重新划分，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架构，对现实进行了新的阐释，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观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韦伯主义阶层分层观

在韦伯看来，社会分层是复杂多维的社会进程。其以经济、政治、社会为维度和标准对社会进行了分层，经济标准是社会成员在市场中占有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政治标准是个体或者群体对他人或者群体控制和影响的能力和机会;社会标准是个体或者群体所处社会环境中的身份、地位等。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三个维度和标准并非是独立的，而是存在交叉的，从社会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视角表现为阶级、政党、身份群体三种形式，阶级因市场而划分，是由经济所决定的，源于经济制度;政党因职能而划分，是由权力所决定的，源于权力结构;身份群体因“生活方式”而划分，是由社会评价所决定的，源于社会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伯主义传统拓展了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诠释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和社会流动的机制。但是，韦伯主义传统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分层的分析趋于简化，其多元分层维度演化为财富、权力和声望，即市场简化为财富占有，权力简化为政治权力，身份群体简化为声望，从而导致理论上将社会分层解释为个人特征的差异。[4]因此，韦伯主义阶层分层观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社会分层是一种自然和永恒現象。

（三）涂尔干主义分工分层观

涂尔干主义分工分层观由两个部分构成，即功能主义分层理论和职业共同体分层思想。[5]涂尔干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历史起点就是分工。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分工的最大意义在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涂尔干则从另一视角来理解分工。在他看来，分工的最大意义在于其对社会整体发挥作用，使整个社会紧密结合从而使社会和谐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涂尔干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社会分工是工业化的现实发展和必然趋势，分工必然造成差异，具有不同能力的个体以工业化逻辑被自然地分配在不同的社会岗位和社会位置，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差异促使了不同职业的形成和职业地位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分层的必然和基本原则。涂尔干主义分工分层观客观地诠释了社会分层的必然性，但对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并没有给予相应的解释。其后，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基于社会分层后法律和道德失范后果的预判，提出依靠建立职业群体来构筑规范体系，实现社会的有机结合和有机整合。涂尔干主义分工分层观将“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作为认识前提，将社会分工作为分析对象，将职业作为分层标准，为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独特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

三大经典社会分层理论基于不同的视角、采取不同的价值判断方式、运用不同的方法论构建了具有差异性的社会分层逻辑和理论框架，为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和方法论基础。应该说，三大经典社会分层理论尽管在方式和路径上有所差异，但其根本目的皆在于寻求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一味纠结于三大经典理论的分歧和争论没有实质性意义，全面梳理和评判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进而结合社会实践审慎判断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公正性方为最佳选择。

二、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

如前所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因其占有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差异而分布在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从而形成社会分层结构。差异即是不平等，不平等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本身并不可怕，研究和讨论社会分层结构正是为了消除不平等，因而全面考察社会分层结构应以开放性和公平性为视角。开放性指的是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后天努力获取其社会地位的转换和流动，公平性则是指社会成员的资源在社会地位的分布上是公平合理的或者社会地位的级差是可以忍受的。笔者以新中国七十多年发展历程中对经济体制的选择为标准，将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划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阶段，以厘清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开放性和公平性。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首要任务，全面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建设，构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形成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稳定社会格局。在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演变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

1949-1965年，国家开始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从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通过公私合营等形式实现了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从私有制向国有化和集体化的转变，借鉴苏联模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设。在此阶段，逐步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通过身份管理和单位制管理对社会成员进行了制度划分，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以农补工”，通过制度设计上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现了社会价值的再分配，迅速构建起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由此中国形成了极为简约的“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分层结构。“两阶级一阶层”有利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和维护社会稳定，但这种二元结构显然有失公允，其严格的户籍制和单位制管理也不利于社会分层的开放性。当然，高考选拔和部队入伍遴选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开放性，部分弥补了这一缺陷。

1966-1977年，受当时特定环境影响，以出身论和成份论为依据的阶层结构出现混乱，原有相对固化的体系被异化，特别是自1968年12月起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年涌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农村的劳动力迁移，社会分层结构随之震荡。在此阶段，宏观层面上是将原有的“两阶级一阶层”改为“两阶级”，微观层面上是对内部分层失序的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受到冲击，无关公平性和开放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构架了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鲜明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向市场經济过渡阶段（1977-1992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之后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此阶段，国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规划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全面推进国家各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极大释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破户籍制限制的作用凸显;以“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增强企业活力”为标志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国有企业出现裂变，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以恢复高考制度为特征的教育体制改革提升了国民素质，人力资本贡献率大幅提高，极大促进了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两阶级一阶层”从根本上被消除，以精英教育遴选机制为特征的高考制度促进了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呈现出以职业为标准的显性分层结构趋势。在这一时期，户籍严控制度虽然开始松动，但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打破，而且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尚存在“价格双轨制”等问题以及由于“市场与政府双失灵”形成的寻租空间，社会分层结构的公平性和开放性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在市场经济构建阶段（1993-2011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坚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以土地流转为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逐步构建，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在此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配套改革措施的不到位也使得政府治理能力有所弱化，公共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引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并存，出现了诸如环境保护压力过大、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腐严重等现象。社会分层结构呈固化态势，公平度和开放度呈下降趋势，给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电力、通讯等垄断行业通过租金形式获取社会资源和高额收入，行业差距逐步拉大;二是精英阶层结盟趋势明显，政治精英为商业精英、知识精英的规则行为背书，知识精英为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进行合法性论证，商业精英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提供利益保障;[6]三是代际传递趋势显现，如住宅商品化导致房价居高不下、教育资源不均衡使得自致性因素乏力等。

在市场经济完善阶段（2012年至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局势，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前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家治理方面，以系列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生建设方面，以精准扶贫为突破口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建设。在此阶段，以职业为导向的社会分层结构进一步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随着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和全面消除贫困政策的逐步落实，收入分配结构和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社会分配格局正在形成;二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配置趋于合理，社会分层结构的公平性极大提高;三是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义务教育日趋均衡化，高等教育日趋大众化，社会分层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提高。当然，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机制完善程度所限，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偏高、社会流动性迟缓等问题依然存在，实现社会分层结构的公平性和开放性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

社会流动指向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位置匹配的变动状态和关系，通过分析社会流动状况考察的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及其变动的内在机制。因社会流动的本质是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动，故对社会流动机制的考察应以社会成员地位获得机制为切入点置于社会结构根植的社会经济制度中进行分析。201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这表明党和国家已高度关注社会流动问题。

（一）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内在逻輯

无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观还是韦伯主义阶层分层观抑或涂尔干主义分工分层观都将社会分层根植于其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即社会成员地位获得机制的背后是其在身处的经济社会制度中的作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将经济生产方式分为互惠经济、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互惠经济是以信任和礼物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市场经济以价格和货币构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横向联系，而再分配经济是以政治和行政的权力为基础。[7]美国社会学家伊万·泽林尼进一步研究后认为，在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条件下，社会流动机制是有所不同的。社会平等与否并非一种社会制度的属性，正如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一样，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没有本质上的区分，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社会流动中也有着类似的机理，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制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从构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再分配机制过渡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市场机制，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较早关注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化并提出市场转型理论的是华裔学者倪志伟，其从新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出发，认为在市场机制逐步代替再分配机制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将发生变革，进而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8]市场转型理论在我国学界受到了诸多质疑，焦点就在于转型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权力持续、精英再生产等现象难以解释。结合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显著特征，学者们针对市场转型理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较为典型的观点是：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并非是功能主义的简单对应，即将制度转型简单化为经济机制，一种经济机制对应一种社会流动机制，从而决定一种社会分层结构。[9]实践中，在计划经济阶段，社会流动机制主要表现为再分配机制，国家以政治和行政的权力，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条块”分割等形式进行全面再分配，形成了相对固化却又相对平等的社会分层结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可划分为市场建立阶段和市场维护阶段。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更多考察的是市场维护阶段。笔者认为，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大背景下，对市场建立阶段的考察至关重要。一方面，在市场建立阶段，市场自上而下地介入到社会转型中，工业化逻辑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促使先赋性因素的作用不断弱化、自致性因素的作用逐渐加强，社会流动机制平等化效应愈加明显;另一方面，在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中，国家自上而下有针对性地在市场中配置资源和权力，再分配权力部分向市场转移。政治精英为保持其社会地位而不断适应经济机制的转变并与技术精英、文化精英结成联盟，从而使优势阶层的再生产趋势成为可能。因此，社会流动机制在市场建立阶段和市场维护阶段具有显著不同的取向和特征。

（二）基于地位获得机制视角的剖析

市场转型期的社会流动机制决定了社会成员地位获得机制的不同特征和不同取向。从地位获得机制层面考察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化，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价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

⒈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分工是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特征，职业则是地位获得的最直接途径。计划经济阶段，受制于户籍制和身份制，职业分化基本固化，农民主要通过入伍、推荐升学等狭窄途径实现流动，城市居民则往往以“替老换幼”的形式达成职业的再生产。不可否认，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内部层级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代际传递现象导致的阶层固化依旧存在。市场经济阶段，自致性因素逐渐成为职业地位选择和流动的主导因素，但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机制不尽完善、对垄断行业就业政策的倾斜性以及再分配权力转移的影响，体制内的代际传递仍很普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公平性和开放性。

⒉经济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收入是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标准，是资源配置的依据和结果，是经济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准。计划经济阶段，代内和代际传递是收入的重要特征，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在农村，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资源及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在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所处的行业、单位的资源占有及国家再分配格局的调整。市场经济阶段，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再分配体制中的“单位制”和“身份制”影响渐次消除，先赋性因素的作用逐渐弱化，自致性因素的作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及城乡住房和土地制度改革、分配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且从单一薪资向多元薪资演化。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收入由平均化向差异化发展。但应看到，在市场转型期，再分配机制仍在一些领域和环节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地位获取机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⒊教育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教育是地位获得的重要途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度量。计划经济阶段，推荐制的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对阶层固化起到了缓解作用，但因其更多地依附于“身份论”和行政权力，故先赋性因素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市场经济阶段，高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其摒弃了户籍制和“身份制”的制约，激发了自致性因素在地位获得机制中的主导功能，促进了社会公平有序流动，提高了社会效益和社会效率。然而，在改革进程中因教育投入不足也引发了教育市场化倾向。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义务教育区域不均衡、高等教育同质化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寒门难出贵子”“读书无用论”再起，使教育地位获得机制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正向作用受到抑制。

綜上，笔者认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受行业垄断等因素影响，职业地位获得机制受到一定抑制，需要进一步加大市场体制改革力度，坚持把市场放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地位上，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收入和财富调整机制尚不完善，导致经济地位获得机制一定程度上出现扭曲，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治理体制建设，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教育资源不均衡，使得教育地位获得机制对社会流动机制的贡献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均衡义务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对人力资本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1：5.

[2]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社会，2006，（4）：23-42.

[3]虞满华，卜晓勇.马克思与韦伯：两种社会分层理论的比较[J].贵州社会科学，2017，（4）：30-36.

[4]李路路.论社会分层[J].社会学研究，1999，（1）：101-109.

[5]李强.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J].学术界，2006，（3）：36-53.

[6]张传洲.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及其治理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82-188.

[7]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New York：Rinahart，1944：243-270.

[8]方长春.从再分配到市场——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综述[J].社会学研究，2006，（1）：105-110.

[9]李路路.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模式变迁[J].江海学刊，2002，（5）：82-89.

（责任编辑：刘  丹）

On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Mechanism

Zhang Chuanzhou

Abstract：With the steady advancement and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market economy has triggered a profound change in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and Chinese society has gradually entered a healthy development track.However，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problems such as the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and the unfairness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have also been highlighted，hindering the fair and orderly flow of society and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Social stratification，as the most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social structure，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field of traditional sociological research.Therefore，the classic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i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d，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is thoroughly analyzed.The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air and open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mechanism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social differentiation;social stratification;social mobility;status acquisi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