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性回归:社交媒体时代恐慌性传播的表征形态及涌现效应 *

■ 周 莉 喻发胜

长期以来,大量关于恐慌性传播的研究均认为,恐慌性传播对恐慌情绪具有放大效应,并且带来破坏性后果。①这一观点在社交媒体时代似乎得到了更有力的验证,随着社交媒体将个体情感与公共事件嫁接,情绪性传播逐渐成为公共话语的重要组成,而恐慌性传播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型。由于恐慌情绪作为人们面对非预期事件时最显著的心理反应,其负面高唤醒度往往意味着更强的情绪感染力和行动转化力。②因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施政者都更多将恐慌性传播作为事实的对立面,强调其反常性和不可控性。这一逻辑的最大危险在于将恐慌性传播从具体的传播情境和主体的心理结构中抽离,反而造成了对风险的预警困难和处置被动。因此,将恐慌性传播还原到风险事件引发的个体情绪体验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迅速实现从个体叙述到社会图景的跃迁,而这种跃迁的后果并非是简单而确定的,其蕴含的涌现性也值得更深入探讨。

一、理解恐慌性传播的三种传统范式

(一)社会心理学范式:作为情绪图式的恐慌性传播

如果将恐慌看作是一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定心理,那么情绪研究者对人类“情绪—认知”结构的探讨为理解恐慌性传播的心理动因提供了基础。情绪分类取向的研究者认为,人类基本情绪可以被分为几种彼此独立的、有限的基本情绪。基本情绪是人类由进化获得的与生俱来的情绪,面对刺激会被无意识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