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是一个“纯粹”的医生

【编者按】

吴老桃李天下，学生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医学界著名专家。

在吴孟超院士身边学习、工作三十载的俞卫锋教授冒着大雨来到悼念现场。

俞卫锋教授对《新民周刊》回忆起与吴老朝夕相处的三十年：“他心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救治好病人，其他的事情他不管，病人是什么背景他从来不问。后来一些人对他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我相信，一个把患者的生命看得如此珍贵的医生，他的做法是足够谨慎的。”

今年1月，俞卫锋教授撰写了一篇长文，回顾了在吴孟超院士门下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新民周刊》整理刊出。

高考填报志愿时，在班主任的强烈推荐下，我报考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这一方面满足了从小就有的军人情结，另一方面觉得能做个医生非常不错。

来到大学的第一场入学教育，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创造了肝脏外科界无数第一的吴孟超教授的入学讲演。听完吴老的奋斗史，年轻气盛的我热血沸腾。也就是那一天，我下定决心要跟随这位老师学本事、做大事。

1992年，我的硕士老师王景阳教授正式退休，当时二军大麻醉学还没有博士点。因此，硕士毕业后我迫不及待地报考了吴孟超院士的博士研究生。

伴师创业

恩师吴孟超院士，在外大家都尊称他为吴院士，而我们学生更愿叫他“老爷子”“吴老”或“校长”。每年报考他的学生无数，竞争不能说“激烈”，而是“惨烈”。一般博士生导师58岁就关门了，可我们“老爷子”一再延长招生的年龄。我1992年考他博士时他70岁整，我当时想兴许能成为老师的关门弟子。

初中毕业时的吴孟超。

记得前几年还闹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我在外地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一位年轻学者自称是吴院士关门弟子，我作为一个比他年长近30岁的师兄问他：吴老到底什么时候关的门？他当然回答不上来。其实这应该是个连上帝都难于回答的世纪之问，因为这个门大抵是要和老师的生命之门同时关的。

吴老的学生当然几乎都是肝胆外科的，我是极少数“旁门左道”的学生之一。所谓的“旁门左道”就是非外科医师，如麻醉、病理、影像等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在当年还很落后，自己专业没有博士生导师，只能挂靠外科的名师。所以我们这些人的拜师之路就更加的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动机不良”的学生。

为什么说我“动机不良”呢？主要是我想通过挂靠途径由“默默无闻”的麻醉医生改行成为“牛哄哄”的外科医生。

六位准备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在昆明合影（前排左一为吴孟超）。

当我还沉醉在沾沾自喜之中，猛然发现自己完全误判了形势也低估了“老爷子”的“狡猾”，最终我也没逃脱他的“如来佛掌”。因为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组建世界上第一个肝胆外科医院，新医院最缺的就是我们这些“旁门左道”的专业。

1994年的某天，我正在为博士课题埋头苦干，BP机突然响了起来。我一看是老师呼我，不敢怠慢立即回电过去。电话那头，老师只是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下。我当然不便刨根问底。晚上，我忐忑不安地第一次来到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的吴老师的住所将军楼。

老师与师母一脸慈祥满面笑容，又是给我让座又是给我泡茶。我受宠若惊也是一头雾水。老师简单问了一下课题进展就很快切入正题，他让我第二天就回医院就任新成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我根本不相信，瞪大了眼睛看着老师和师母，脑子一片空白。

等我回过神来，使出浑身解数向老师推脱。可是，吴老根本不理会我的解释。就这样，31岁的我稀里糊涂提前一年博士毕业，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这个年龄也是至今为止三甲医院麻醉科主任最年轻的全国纪录。

当时的东方肝胆麻醉科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与其说这是个新医院新成立的一个科，倒不如说是就我一个人的科。

我作為最年轻的科主任，返聘4位已退休的老护士，再聘请长海医院麻醉科老主任刘树孝教授做顾问，在老师吴孟超院士的呵护下，开始了我那虽谈不上波澜壮阔但也不失较为成功的25年艰苦创业。

25年最大的快乐就是能配合老师完成一台台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老师每一个举手投足我都能心领神会，即使在外人看来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我都能八九不离十地做到无缝对接。几十年没被他老人家训斥过的弟子或下级医生极少，我是个例外。这种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的高度默契，发展到最后就成了高度倚重。

痴迷一生

手术室是吴老的战场，也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有人问我吴老到底多喜欢手术室，下面的事例可见端倪。

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进手术室，先每个房间巡视一遍，发一顿牢骚：怎么年轻医生比我还晚到？逮到一两个不顺眼的外科医生就好好教导一番。开完刀还喜欢“赖”在手术室不走，每个房间巡查一遍，少不了又是一顿指点江山。然后捧上早为他准备好的满满一大杯雀巢咖啡瓶装的茶水灌下，坐下来和我们一通海阔天空讲故事。

1964年，吴孟超在制作肝脏血管铸型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