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系年录

内容摘要：通过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相关史料的整合分析，初步厘清了张大千从1940年10月至1943年6月期间，三次敦煌之行的工作内容、行程路线及时间节点等问题。

关键词：张大千;敦煌石窟;壁画;临摹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2-0150-09

A Chronology of Zhang Daqians Work Copying

Dunhuang Wall Painting

GUAN Xiaoping

（Zhang Daqian Memorial Hall， Neijiang， Sichuan 641000）

Abstract：Based o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Zhang Daqians copying of Dunhuang mural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tent of the work the painter produced， the route he travelled， and the scheduling of his travels and activities during the three journey he made to Dunhuang between October 1940 and June 1943.

Keywords：Zhang Daqian; Dunhuang caves; wall painting; copying

从1940年10月第一次敦煌之行，至1943年6月完成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返回兰州，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共计划三次赴敦煌。第一次敦煌之行因故夭折，1941年4月8日至12月下旬、1942年5月下旬至1943年6月23日两次敦煌之行均成行，共计临摹壁画276幅。学术界关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对其在敦煌期间的工作内容、行程路线、时间节点等含混不清，要么延承前谬、要么含糊其辞。笔者对相关史料整合分析，以系年录的形式，勾勒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时间网格，以与业界同仁探讨。

一 1940年：第一次敦煌之行夭折

1940年9月中旬，张大千在青城山作《苍松》并题：“苍岩铁削藏青松，坚贞不许暴秦封。浩浩飒飒来天风，只恐旦夕成飞龙，骑龙顾盼君何雄。倭据故都之明年，予始得间关还蜀，来居青城，初识得彭真人椿仙。岁月不居，忽忽三年，顷将北出嘉峪，礼佛敦煌，写此为别。庚辰八月将望，大千居士张爰。”[1]可知，张大千即将前往敦煌。

10月3日，二哥张善孖赴海外举办抗战宣传画展归国，居重庆，电告张大千赴渝相聚。

5日，收悉张善孖发来的电报，但念敦煌之行历时三月即可返蜀，故未赴重庆与兄相聚。此际，弟子刘力上来青城山看望张大千，作《山水图》相赠并题：“力上契弟从桂林来，省予山中，屈指吴门之别，忽忽五年。弟益英俊，而予发忡忡矣！顷复将西出嘉峪，礼佛敦煌，弟亦将复赴我行，勉以力学，暂留成都，报国有日，不在目前，行笈中检得此画，因书数语为别。庚辰秋九，兄爰青城上清宫借居。”[2]

16日，书寄信函于谢稚柳，托其售画以募集敦煌之行所需资金。“稚柳吾弟左右：……专叩大安爰顿首。九、十六。旧画承弟出力，得此巨款，数年来积欠为之一清，皆吾弟之赐也，仍盼继续设法脱售。画展画已去四十九幅，拟定六十幅，须得此款方赴敦煌也。爰又上。”[3]74

17日，携夫人杨婉君、长子张心亮、次子张心智从成都出发，前往敦煌。途经广元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袁经理招待张大千一行逗留广元两日，考察千佛岩。计划乘中央银行安排的汽车赴兰州。

20日，在广元收到三哥张丽诚在重庆发来的急电：“先尊兄张善孖已于10月20日在重庆不幸病故。全家哀痛逾甚，急盼八弟速归。兄丽诚泣告。”[4]旋即返渝奔丧，抵渝后借住谢稚柳大德里寓所。治丧期间作《荷花图》，画未完即去。1982年，谢稚柳将此未竟之作补成并题：“庚辰十月，大千以其仲兄善孖之丧自成都来重庆，住予大德里寓楼，灯下试缅甸纸作此一图，未竟而去。匆匆已四十三年……壬戌十月壮暮翁时年七十有三，大千八十有四矣。”[3]75

11月6日，重庆各界在林森路百货业同业公会隆重举行张善孖先生追悼会[5]。在追悼会上，中央大学艺術系主任吕斯百推荐助教孙宗慰随张大千赴敦煌考察。

11月底，悼念活动结束，张大千返蓉。谢稚柳致简琴斋信函：“……善子二兄自入国门未及经月，遽然溘化，远近相知，靡不震悼。大千适有北征，行至广元闻耗驰回渝州，连枝之恸，当何以堪。刻已返抵成都矣。大千临行匆遽，未及奉书，兹有一事属奉白如下……专布不客，敬颂道安。弟谢稚柳叩。十二月四日。”[3]75

12月1日，长子张心亮患喉疾病逝于西安。

二 1941年：第二次敦煌之行

1941年3月7日，为募集赴敦煌资金，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礼堂举办“张大千近作展览”，展出书画作品一百多件[4]55。

14日，简琴斋致信张大千，言及赴敦煌借款事宜。因“此间画展成绩极佳，港港定极圆满”，故请谢稚柳书寄信函代为婉拒[3]75。

20日，从重庆飞返成都。后由成都飞上海，与沪上徐森玉、张伯驹、李秋君、吴湖帆、张葱玉等艺友相聚，并搜集敦煌史料、联系出售藏画，以作敦煌考察准备。

28日，离开上海转道香港返成都。谢稚柳致张大千信函：“大千八兄，顷得师子书，始审驾于二十八日离申，比日计程已抵□海□矣……三月卅一日。”[3]76

4月8日，携夫人杨宛君及次子张心智，以及一应行李用具五百斤，乘坐欧亚航空公司航班由成都直飞兰州。抵兰后入住鲁大昌“嵩龄别墅”，等待孙宗慰前来汇合。在兰期间，与友人游览榆中兴隆山、拜谒成吉思汗陵，并作《兴龙山图》赠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此间，张大千还赴青海塔尔寺参观考察，在寺中仔细观摩喇嘛画匠索南旦巴师傅带领徒弟才让、三治、昂杰、多杰四人绘制唐卡，并向其请教画布、颜料、用笔等事宜[6]。

4月底，孙宗慰抵达兰州。

5月9日，张大千一行从兰州启程，乘车沿河西走廊西行前往敦煌。

11日，抵达武威，入住河西大旅馆。经马步青引荐拜访陇上名家范振绪先生。张大千老师曾熙与范振绪曾是同榜进士，二人结识后更是相谈甚投，一起游览当地文殊山、西夏碑等名胜，并相约同赴敦煌考察石窟艺术。为感谢马步青的盛情款待，在武威作《长松高士图》相赠并题：“子云将军法家教正。辛巳之四月既望，大千张爰写于五凉。”

张大千绘赠马步青画作时间为“辛巳之四月既望”，即1941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公历5月11日，可知张大千一行已抵达武威。结合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一行从兰州至敦煌之行程：“1942年5月27日离开兰州，5月28日到达永登，5月31日在张掖，6月4日在酒泉，6月5日……到达玉门，约6月7日到达安西……12日傍晚才离开安西县，13日晨到瓜州口……15日同日到达敦煌……从兰州到敦煌走了将近20天。”[7]从兰州到张掖（约510km）历时5天（5月27日至31日），平均每天行程100km。据此测算，兰州到武威约276km需时两天半，这与5月11日张大千于武威作画相赠马步青在时间上基本吻合。又，5月8日张大千在兰州书寄张目寒、谢稚柳信函中称，“此间搭车之难，远过四川。坐货车其危险之大，不堪设想，即不危险，其风沙亦非我辈所能禁受，况货车亦坐不到。此际正在托人看是如何耳……元风近来兰州，王艺圃昨日亦到。今日有电话来，云明晨来访，见时看伊有无方法觅西去之车也，恐亦不易。”可知，5月9日马元凤（时任榆中县长）、王艺圃（时任甘肃省民政厅长兼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董事长）来访时已将西行车辆办理妥当，也极有可能在当日启程西行。

5月底，抵达安西，住县税务局，期间与范振绪赴榆林窟考察。范振绪在窟壁墨笔题记两则，其一为“安西风力劲，逐日是飞沙。为访峡中寺，同乘塞外车。雪泥千里印，山月一钩斜。极目荒村景，柽红犹着花。民国辛巳年五月，陪张大千访安西榆林窟古迹道中□□。靖远范振绪禹勤□□□”。

6月初，抵达敦煌，在县城停留数日后入住莫高窟上寺。在敦煌期间，生活所需蔬菜面粉等物资均托敦煌县城友人刘鼎臣每三日送一次，烧火木柴则自备驼队由百里外往来驮运[8]。此际，张大千一行的首要工作即清理莫高窟洞内的陈年积沙。

16日，与范振绪等在莫高窟第323窟（张编：128）{1}参观考察，其随从在该窟南壁中央“石佛浮江图”上方铅笔题记：“下边的残迹，是因为英国的斯坦因来到此地，他用西法，将这一片好壁画粘去了，嗳！你想多么可惜呀！民国三十年六月十六日……孙宗慰、范振绪到此。”[9]

此际，在莫高窟前沙堆中捡得唐代张君义头手骨及其勋告。张大千《张君义公验跋尾》：“辛巳之夏，予与门人子侄坐石室积沙间食哈密瓜。食罢，以无从得水盥洗，以手掬沙而擦。忽觉沙中有麻布袋，因扒出之，中有人头一、左手至腕一、右手大拇指一。两手虽干，而指纹犹清晰可辨。其头无顶骨，如刀削去者，遂疑为喇嘛之头。盖蕃僧于命终前，往往许头骨为供佛水盂也。既而于后脑下发现纸卷一，仿佛若有字迹，惟血迹模糊，不易揭出。乃携还寺中，浸水中二日，始得展布案上，细绎而句读之，知为景龙初，敦煌白丁张君义以傔人而奋勇杀敌，而升为骁骑尉者。则此头与手当为敌人所戕，其从者以布囊盛之，附以战功状，而藏之窟中积沙下，犹冀他时改葬，不意转战万里，永埋窟中矣。初唐文书传世者，仅此而已，况有官印，尤可宝贵。其头与手，今存上寺敦煌艺术研究所。大千张爰，记于敦煌莫高窟上寺。”[10]张大千后将头手骨上交敦煌艺术研究所，其勋告亦于1963年辗转回到敦煌文物研究所。

7月，将初步临摹的部分壁画寄回成都，与其他书画作品一起，委托友人举办“张大千西行纪游画展”，但观众反响不一。“……我愈看愈明白，我自知要有所成，非得留下来三年五载下苦功不可”[11]。于是，张大千决心延长考察临摹时间。

8月上旬，开始为莫高窟进行系统编号，并对部分洞窟壁画进行考察临摹。此际，经友人介绍，李复、窦占彪来莫高窟协助张大千工作[12]。在第251窟（张编：249）考察编号，并在该窟南壁、北壁前部说法图西侧与千佛交界处墨书题记两则[9]143-147。

8月下旬，在第249窟（张编：250）临摹壁画，并在该窟南壁说法图下方墨书题记：“蜀郡张大千来模，辛巳……”[9]143-147

9月23日，在第161窟（张编：303）考察编号，在该窟甬道北壁西侧红笔题记：“辛巳八月朔三日，张大千来拜。”同期在第159窟（张编：302）前室北壁侧龛天王身上题记一则[9]143-147。

10月5日，中秋節，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高一涵等陪同下考察西北时来到敦煌，“看望了在那里临壁画的张大千，两人把酒言欢”[13]。曹启文、窦景椿、马云章、卫聚贤、张庚由、李祥麟等人与会。于右任赋诗记曰：“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是日在窟前张大千寓作中秋。”席间，张大千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专门保护敦煌石窟艺术，于右任积极赞成并请其担任“院长”，张大千婉辞。是日夜，高一涵在其莫高窟下寺住地作《敦煌石室歌》，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给予极大鼓励[14]。

6日，陪同于右任等参观莫高窟，并在窟内灰圾中发现晋代索靖《月仪》残帖和西夏草书遗稿。于右任赋诗二首记曰：“瓜美梨香十月天，胜游能复续今年;岩堂壁殿无成毁，手拨寒灰捡遗篇。”“月仪墨迹瞻残字，西夏遗文见草书;踏破沙场君莫笑，白头才到一踌躇。”[15]

7日，陪同于右任一行前往安西榆林窟参观。“再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至敦煌石室（千佛洞），宿道士庙两夜……”[16]于右任一行离开敦煌返兰时，张心智亦随其行前往青海西宁，向喇嘛画师学画。

15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以《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兰州公开倡议迅速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由名画家张大千予以主持》为标题刊发于右任讲话通稿[17]。此际，在第17窟（张编：151耳洞）考察编号，并在该窟西壁墨书题记：“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爪，遂名家。辛巳九月蜀郡张爰大千来观，赞叹题记。”[9]143-147在第251窟（张编：249）考察编号，并在该窟北壁东侧壁画空隙处题记：“此窟塑像壁画，皆六朝制也，为世界极不易得见之古物，来者应如何爱护之。张爰题记。”[14]195

26日，重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兰州《西北日报》、成都《新新新闻》等媒体报道了于右任倡议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消息[17]358。

28日，在第249窟（张编：250）考察临摹西魏《说法图》壁画，并在该图下方中部壁画空隙处题记：“辛巳重九，蜀郡张大千临。”[14]195

31日，作《梦蝶》诗：“广漠荒荒万里天，黄沙白草剧堪怜。从知蜂蝶寻常事，梦到青城石洞前。辛巳夏日来敦煌，忽忽四月矣。每思青城旧游，辄有梦为蝴蝶之感。大千居士爰，时重阳又三日也。”[2]53

11月上旬，在第196窟（张编：305）临摹壁画，并在该窟外面天王像洞壁上题诗：“冻笔频呵凝不融，墨痕暗淡记萍踪。他年好事传佳话，绝壁冲寒识此翁。”[8]319在该窟前室南壁及西壁门两侧亦书题记[9]143-147。

11月下旬，杨宛君离开敦煌返回四川。莫高窟编号完成，共编309窟。“这初期，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三百多个洞编号，我由南起至北，千佛洞外有一岩渠，那是天山流下来的雪水，上流在南，我就顺此渠的方向，由上而下，由左至右，再顺洞折回向上，有点像英文字母的双线E字。我编号的目的，固然为了便利自己工作上的査考，一方面也是方便后人游览或考查的索引……”[11]127

12月4日，转赴榆林窟进行考察编号和临摹工作，共编29窟。在第15窟（张编：9）前室东壁门南侧墨笔题记一则，行首“辛巳”诸字可识[9]143-147。

10日，在榆林窟临摹壁画一周后，在第16窟（张编：10）后甬道北壁回鹘公主供养人像右侧墨书题记：“辛巳十月二十二日，蜀郡张大千临写一周题记。”[9]143-147

12日，在第25窟（张编：17）临摹壁画，并在该窟主室西壁门南普贤变左侧墨书题记：“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9]143-147

14日，于右任结束西北考察工作返回重庆，即向国民政府中央委员会呈交正式提案，要求尽快建立敦煌艺术学院。

17日，在第19窟（张编：12）临摹壁画，并在该窟南壁墨笔题记：“言访榆林窟，先过踏实村。乱山撑劲骨，广漠散吟魂。老日荒荒瘦，重裘恻恻温。马嘶人语寂，客路易黄昏。安西至踏实道中吟。辛巳十月二十九日，观宗慰兄抚曹元忠夫妇画像，砚有余渖，戏书壁上。”[18]

18日，在第25窟临摹壁画并再次题记：“十一月初一，画佛窟归□□□□□大雪。”[9]143-147

12月下旬，作《临安西榆林窟吉祥天女像》并题：“辛巳十一月，蜀人张大千爰抚。此五代时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功德窟壁画，已开北宋风气之先，粤中罗氏所藏武虞部朝元仙仗图卷可证也。大千居士题记。”{1}此际，由于天气严寒不便临摹，张大千离开敦煌。

三 1942年：第三次敦煌之行

1942年1月中旬，张大千经武威、永登，过享堂峡抵达西宁，入住蒙藏委员会护送班禅活佛回藏专使行署。后住塔尔寺，整理敦煌壁画画稿、收集塔尔寺建筑装饰纹样、采购矿物质颜料，向喇嘛画师学习制作画布、调制颜料、壁画装帧等技法。

2月底，孙宗慰抵达塔尔寺。

3月1日，在塔尔寺作《番女醉舞图》赠弟子刘力上。

3月下旬，在塔尔寺作《仿巨然山水图》并题：“壬午二月，以巨然笔写幼舆丘壑图于湟中。蜀人张爰。”[10]48

4月下旬，赋题《沙洲寄怀》寄贈家侄礼诚：“分手春之末，敬心献岁新。监河宁久助，原遂长贫。磊落平生志，艰难去国身。交亲两行泪，只是寄无因。壬午三月寄家侄礼诚。爰。”

5月初，与孙宗慰同赴兰州。张大千与友人相聚并联系赴敦煌车辆，孙宗慰则返回中央大学。在兰期间，为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张鸿汀《莫高窟访古图》题署卷首“莫高窟访古图”，并题：“雁塔榆林一苇航，更传星火到敦煌。平生低首闫丞相，刮眼庄严此道场。吴生习气未能除，识得龙眠此论无。碧眼徙他夸重宝，神州随地有骊珠。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已流入美利坚，莫高窟无一幅入吴生者，直接阎相嫡派也。鸿汀先生教正。壬午初夏，大千张爰。”[19]此间，为谢稚柳书寄信函，备言敦煌壁画精美，邀其赴敦煌协助临摹壁画。5月7日谢稚柳致简琴斋信函：“……大千去兰转青海，日内当已去敦煌。其顷将有友人由港来渝，弟拟托其购作画白粉，前见大千……若干，便乞示知，为叩费神，悚感悚感……”[20]

5月下旬，张大千携张心智、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杜杰林切5名喇嘛画师，以及厨师何师傅、勤务员孙好恭一行九人乘车从西宁启程，开始第三次敦煌之行。途中勾留酒泉时，赋诗《西宁道中》：“异代兵戈地，行人说鄯州。九秋方割麦，六月或披裘。台见鸟孤壮，城摧汉将愁。只今和五族，随处起番讴。西宁一首，时与宗慰仁弟同游也，越月来酒泉为书之即正。大千张爰。”[21]

6月15日，张大千一行与西北史地考察团劳斡一行2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一行人一起抵达敦煌[9]143-147。6月16日石璋如致傅斯年信函：“张大千同日到达，约于明日到千佛洞……”[22]

17日、18日，张大千带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按其编号逐一考察参观莫高窟。石璋如《敦煌千佛洞考古记》1942年6月19日载：“既到千佛洞，第一步工作是看洞，由教育部西北艺文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和张大千三个团体组成一个参观大队，这个大队共六人，张大千在前面做向导，艺文考察团的王子云团长、雷震、邹道龙及西北史地考团的劳贞一先生和我，跟在后面看。一直看了一天半。”[23]“三个团队各有考察的目标和工作重点。他们分别在敦煌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各队成员之间的相处也是其乐融融。其间留下3个考察团成员间的合影。”[24]

此际，张大千一行开始对莫高窟壁画进行规模化的临摹工作。“临摹时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后黏此初稿在画布背面，在极强的阳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后，再敷色。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我自己动手，其余楼台亭阁不甚重要部分，即分由门人子侄喇嘛分绘……每幅画均手续繁复、极力求真，大幅要两个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几天”[11]127。

9月初，谢稚柳到达敦煌。此际，夫人黄凝素、杨宛君、侄子张比德、弟子肖建初等陆续来敦煌。

10月9日，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向达抵达莫高窟，入住中寺[17]363。

11日，向达致曾昭燏信函中肯定了张大千的临摹工作：“……张大千亦已会到，此君住千佛洞年余，雇十余人为之描画，与壁画年代推究，不无可取之处，并发见唐人书壁莫高窟记及上元二年画工题记，皆可贵也……”[8]378

14日，在第69窟（张编：71窟）临摹壁画，并与向达等探讨该窟中唐供养人像头饰问题。晚间，赴向达住所与其交谈，言及“北湖所收抚之哈萨{1}最近叛变，敦煌已派兵往堵……”[8]378-379

11月5日，向达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并寄呈曾昭燏。文中言及“张大千剥离敦煌壁画诸事”[8]380。

9日，在第203窟（张编：275窟）临摹壁画，并在该窟东壁北侧宋男供养人像头后部空白处题记：“壬午十月初二日，蜀郡张大千率侄比德及阿卡昂吉、格朗来模释迦说法一铺。”[9]143-147

12月中旬，弟子刘力上应召来到敦煌协助张大千临摹壁画。此际，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何廉考察私营银行开发西北工作来到敦煌，张大千在敦煌寓所设宴招待何廉一行以及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向达等[24]。同期，张大千等转赴西千佛洞考察编号并临摹壁画，共编19窟。

23日，在西千佛洞第16窟（张编：13窟）临摹壁画，并在该窟甬道西壁题记：“此宋初回鹘可汗供养像。壬午十一月十六日蜀人张爰同门人德阳萧建初、朱方刘力上、六侄比德、十儿巡佛来临。”[9]143-147

25日，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重庆开幕，张大千数幅作品参加展览。

27日、28日及30日，向达署名“方回”在重庆《大公报》连载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17]365。

四 1943年：完成临摹工作回到兰州

1943年1月3日，在西千佛洞第8窟（张编：5窟）考察临摹，并在该窟东侧题记：“壬午十一月廿七日，蜀人张大千再度来。”此际，青海粮茶局局长韩辅臣考察敦煌，张大千陪同其一行参观西千佛洞，并在第8窟（张编：5窟）西侧题记：“青海韩辅臣、武进谢稚柳、德阳萧建初、朱方刘力上、内江□□□、同六侄比德、十儿巡礼法窟。”[9]143-147

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同日《新华日报》报道：“行政院通过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该部聘请高一涵、常书鸿、张大千等七人为该筹备委员会委员。”[25]

2月14日，赴敦煌讲经的爱国僧人心道法师来莫高窟参观。心道法师和张大千曾先后于宁波观宗寺研习佛学，“遇张大千先生，相见极为欢悦”，因而陪同其一行参观各洞窟壁画。期间谈及成立敦煌佛教会事宜，二人旋即拟定邀请范振绪来敦煌参加成立大会的电文：“武威佛教会转范议长禹勤钧鉴：衲现抵千佛洞，欢迎大驾来敦成立佛教会。心道、大千仝叩。”晚间，心道法师留住莫高窟，张大千与其长谈莫高窟凿建历史[26]。

15日，继续陪同心道法师参观莫高窟，午间在莫高窟住所设宴招待[26]192。

16日，在莫高窟与心道法师谈论佛学典故[26]192。

17日，晨間送别心道法师后继续临摹壁画。

19日，为临摹壁画作品《西魏夜叉》题跋：“六朝隋魏，诸窟类多于四壁及龛下作夜叉，今可见者，其身灰墨黑，勾勒都不可辨。或以为六朝画怪诞于鬼怪之属，因作此色。其实夜叉裸身敷以银朱白粉，殆年久银朱变黑耳。第八十四窟西魏画，第九十六窟隋开皇十五年画，其色泽勾勒尚有鲜好者，则俨然人身，敷色了无足怪者。此摹八十四窟南龛下一身并为表出之，于以见六朝所作夜叉，绝无灰黑之身也，亦有作青绿身者，则均敷以石青石绿，青绿不变色，虽千载后犹可辨耳。癸未上元记。”{1}同日，与心道法师等共同发起成立敦煌佛教会，并联名向敦煌县政府呈递《中国佛教会敦煌县分会呈请备案事》一文[26]196。文曰：

呈为呈请备案事。……同人等体度世之悲心，抱宏法之大愿，特联合四众佛徒，为以佛教文化发扬救国之道德、复兴民族精神，藉以保存佛教圣迹起见，拟组织中国佛教会敦煌县分会，以期划一而资建全，为此具文呈请均（府、部）电鉴核准，以便筹备。

谨呈敦煌县政府县长陈、县党部书记长张。

发起人：张爰、吕钟、刘骥德、刘斌、高贤、释心道、吉应龙、释融照、杨仁修、王用权、任禄、易昌恕、窦琴、祁兴文。

24日，敦煌县政府批准成立敦煌佛教会[26]203。

25日，在敦煌大佛寺召开敦煌佛教会成立筹备会，通过《敦煌佛教会成立后的责任》并选举心道法师为理事长[26]206。

3月3日，敦煌佛教会推举张大千为名誉监事长。《请张大千先生公函》：

敬启者：

敦煌毗邻新疆，昔为西域交通之孔道、中印文化合流之枢纽，故精粹所聚，而成千佛洞艺术之结晶;惜自东南海禁大开之后，致此宝窟久没无闻。兹者阁下为发扬中国艺术，摹仿成图，供献国家，此种伟举，曷胜钦仰。同人等为保护名胜古迹起见，特组织成立敦煌佛教会。阁下亦为发起之一。惟是成立伊始，诸凡欠备，若无大德扶持，殒越堪虞。是以恭请阁下为本会名誉监事长，藉便指导一切。倘蒙俯允，不胜荣幸之至。

谨上

张大千先生钧鉴。

中国佛教会敦煌县分会

理事长心道，常务理事融照、李华荣

民国卅二年三月三日[26]216

21日，莫高窟驻军奉命进城接受师长训话，仅一指导员留守驻地。

22日，县长陈儒学来告“距千佛洞南三十里之大泉已发现哈萨……”当夜，哈萨抵达莫高窟，集聚于第131窟（张编：1窟）前。张大千等与驻守指导员遁入第159窟（张编：302窟）内躲避。

23日，莫高窟驻军返防。

27日，敦煌艺术研究所高一涵、常书鸿等人抵达莫高窟[8]403，张大千陪同考察参观。此际，在谢稚柳的协助下完成《莫高窟记》一书序言。同期，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4月22日，甘肃省政府制发《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事实请查照的公函》给省参议会[27]。

30日，莫高窟临摹工作结束，所临摹壁画暂存敦煌县城刘鼎臣宅。张大千子侄门人及喇嘛画师等骑乘骆驼从莫高窟启程，先行转赴榆林窟，并由敦煌驻军派兵一排护送[8]408。张大千与高一涵、常书鸿等人暂留莫高窟（后至敦煌县城）。

5月6日，与常书鸿等从敦煌县城乘坐班车赴安西。“启行之日，敦煌军政商学重要人物举至车站相送，其声势之浩荡，虽谷正伦氏离敦，亦远有不逮。”[8]408

8日，与常书鸿等从安西乘车前往榆林窟，“复由安西驻军派兵一连驻彼保护，一排驻万佛峡北之蘑菇台子，两排驻万佛峡”[8]408。抵达榆林窟后，入住榆林河岸边僧房。

12日，考察水峡口石窟并在该石窟西一间边墨书题记：“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竭子心智、门人肖建初、刘力上、常州友人谢稚柳游历到此。”[28]张心智在第1窟题记：“中华民国卅二年五月十二日，蜀人张颖心智时别榆林纪念。”[9]143-147

15日，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刘先夫妇及摄影记者顾廷鹏抵达榆林窟，开展敦煌石窟艺术摄影工作[8]410。期间，现场观摩张大千等人临摹壁画并为其摄影。后按照张大千对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编号，选择保存较好、内容丰富、有代表意义的洞窟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拍摄[29]。此际，完成榆林窟第25窟（张编：17窟）壁画《盛唐普贤菩萨赴法会之象奴》的临摹。

27日，《和平日报》载文称：“民国三十年，蜀人张大千来这儿临摹壁画整编洞窟，这伟大的艺术宝库引得他忘记了马可勃罗游记上所说的那些沙漠可怕的幻影，一住便是多年，后于右任院长来游之，建议教育部设专门机构整理，三十二年派西画家常书鸿主其事。莫高窟以前伯希和编有一百七十窟，而每个洞的副号多至三十个极不合理，后经张大千编为三〇九窟。”[30]

6月中旬，完成榆林窟的临摹工作，共临摹壁画十九幅。张心智在第6窟小坐佛北壁空白处题：“癸未五月，蜀郡张大千及次子张心智、门人肖建初、刘力上、旧友常州谢稚柳，通行画师五人及李福，来此作画，共十九幅。”[14]200此际，张大千一行整装离开榆林窟，前往安西等待赴兰州的汽车。途经水峡口石窟时张心智在第1窟题记：“中华民国卅二年六月，蜀郡张颖来此时别榆林窟。”[9]143-147

18日，在安西为莫高窟第257窟（张编：243窟）临摹的壁画《北魏须摩提女请佛因缘图》题跋：“漠高窟二百四十三窟北壁北魏画。蜀郡清信弟子张爰大千敬摹。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五月既望。”[31]当日，谢稚柳及黄凝素、杨宛君乘轿车先行前往兰州。

19日，从安西出发，当晚抵达酒泉。21日抵达武威，拜访范振绪并赋《戏赠范禹丈》诗：“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锁阳城。颓垣坏塔成惆怅，一日三回捉草蠙。”[19]76 22日抵达永登[12]114。

23日，抵达兰州，入住嵩龄别墅，筹备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事宜。此际，张心智及刘力上护送喇嘛画师回青海塔尔寺。

7月，张大千从兰州飞返成都。

8月初，谢稚柳离开兰州返重庆。

13日，《西北日报》头版刊发由朱绍良、谷正伦、高一涵、鲁大昌、张维等共同署名推介的《介绍名画家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启事》：“中国绘事，千百年来，六法多门，人物寝绝，宗师不作，一发难维。张大千近数年间，寄迹敦煌，研治壁画，黼黻丹青，追风千代，使敦煌石室之名，隐而复彰;六朝隋唐之迹，晦而复显。比将归蜀道出兰垣，因请出临摹之作，公开展览，凡爱好古代艺术者，幸览观焉……朱绍良、谷正伦、高一涵、鲁大昌、张维同启。”[32]

14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三青堂隆重开幕。此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首次公开展出，共展出临品21幅，其中莫高窟13幅、榆林窟8幅，展至23日。同日，《西北日报》第三版刊登《记敦煌壁画：看张大千画展》：“近年以来，名画家张大千，不避艰辛，不辞劳苦，远去敦煌千佛洞，潜心临抚壁画，朝夕与画像相对，并将壁画重新编号，苦心整理，其对中国古代艺术之保护与传播，实有伟大贡献！……看了这次张先生的画展，西北的人士更看重千佛洞的艺术价值，将更加深对于敦煌的认识。这对于国内史学界、艺术界，也无异注射了一支兴奋剂！这21幅壁画的宣传力量，比20万言的宣传文字还有效。从今而后，中国的这一个国宝，再也不会让人轻轻易易的摧毁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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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佚名.介绍名画家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启事[N].西北日报，1943-8-13（1）.

[33]佚名.记敦煌壁画：看张大千画展[N].西北日报，1943-8-14（3）.

收稿日期：2020-05-10

作者簡介：管小平（1984-  ），男，甘肃省陇西县人，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文博馆员、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陈列展览、区域考古文化及张大千生平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