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阔, 张东辉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2)
2012年,我国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发生转向,开始明确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1]、“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与“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2]等要求。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得到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撤并工作放缓、力度减小,更加注重因地制宜、稳妥推进。随后的“全面改薄”工程及部分学者的奋力疾呼使得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特殊地位和特征化困境日益得到关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是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意见》从国家政策文本层面,明确将“乡村小规模学校”界定为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以往这类学校的称呼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等。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教学点数量从2001年的17.81万急速减少为2010年的6.69万;而随着布局调整政策变化,教学点数量又从2011年开始逐年回升,到2017年接近10.30万,达至近十年的顶峰。2019年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小学教学点共有9.65万个[3]。然而,随着乡村学龄人口的减少与外流,身处“后撤点并校”时代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依然面临着自身合法性的危机。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县域内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自身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乡村教育场域中各行动主体的权力关系也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