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关怀下的档案事业

马称 郭大城 苏佳

摘  要：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关怀下的党的档案事业孕育、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档案管理思想及其时代特征。

关键词：第一代领导集体;档案思想;时代特征;档案事业;档案保管

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gestati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arty's archives undertaking under the collective care of the first-generation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ideas of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Keyword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rchival thought; Age characteristics; Archival undertakings; Archival preservation

中國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将文书档案作为宝贵的材料，作为同敌人斗争的重要武器。不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实践中也珍惜每一份文件。从文书股、文书科、秘书处到机关档案室、成立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决定》颁布，文档工作随着党和政府组织的发展健全愈加完备。文档工作从机关规模发展成国家事业的每一步，都浸透着老一代革命家亲身垂范和关怀。

1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内涵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概念”是1989年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首次提出的。邓小平说：“我们中共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任弼时去世后，又加入了陈云。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八大后，中央领导集体组成包括毛、刘、周、朱、邓、陈、林为第一梯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本文主要选取对档案事业有较多指示，较大贡献的毛、刘、周、朱、陈等五位领导人作为论述对象。时间则集中在1921年至1966年第一代领导集体工作较为活跃的45年时间。

2 党的档案工作发展脉络

吴宝康曾根据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与档案工作的发展过程，将我国档案工作发展分为1921年—1949年孕育诞生阶段、1949年—1956年初建阶段、1957年—1966年发展阶段以及1966年之后的大破坏阶段和1978年后的恢复建设的发展阶段。[2]本文将以此划分为参照，重点对党的档案事业孕育诞生、形成发展、全面发展三阶段展开论述。

2.1 党的档案事业孕育诞生。党的早期领导人分管文档工作。中共组织内部早期档案工作属于机关秘书工作的一部分。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会议秘书，主管会务工作，也成为了掌管党内文书档案工作的第一人。

1926年，党中央设立秘书处，总揽中共早期的文书及技术工作。中央秘书处是当时掌管文档工作的最高机关。1931年，在周恩来亲自负责下，由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中共地下档案管理做出具体规范。[3]

1938年，中央秘书处成立材料科，之后材料科成为了专门保管历史档案的机关。

1941年，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办公厅。到1942年，在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机关档案室。中共档案工作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档案工作第一次从文书处理中分离出来，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

档案事业孕育诞生阶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共档案工作倾注关怀主要体现在：为了革命斗争和将来总结党史，老一辈革命家率先垂范，珍惜每一份文件;主持制定《文件处置办法》，科学管理中共早期文件材料;设立中央文件保管库，使中共许多珍贵文献历经战争洗礼仍然保存下来，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建立奠定基础。

2.2 党的档案事业形成发展。建国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对中央和地方的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原则进行统一，改进机关文书档案工作。从此，“归档”作为一个文书处理的重要步骤以法令的形式被正式确定下来。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科开班，标志着新中国的第一个档案学高等教育基地建立。1954年，成立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的成立，结束了中共领导下全国档案发展分散摸索的局面，走向国家行政机关领导下的全国范围内的规模化统一。

1956年，由周恩来主持并亲自修改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颁布。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共领导下全国档案事业的领导体制的工作原则。

新中国的建立与稳定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对档案的贡献突出体现在参与谋划、布局新中国档案事业上。国家档案局的成立，标志着档案工作突破机关工作的限制，成为一项国家的重要事业;周总理亲自参与修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提高档案工作的地位;周恩来协调解决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办学过程中遇到的教材、教员严重缺乏问题，并协调苏联专家来华讲学，使档案教育发展迅速形成规模。

2.3 国家规模档案事业全面发展。1955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1959年，中央档案馆建成开馆;1960年，全国已建立16个省级档案馆，县级档案馆1509个，108个区级档案馆[4]至此，全国各级档案馆网络初步形成。

1956年，国家各级机关单位开始了一次大规模改进图纸质量及其保管工作的运动，推动了全国科技档案工作的发展。1959年周恩来亲自修改的《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明确党政档案实行统一管理，各级档案机关从行政归口上既是党的机构，也是国家政府机关。1965年由曾三、裴桐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档案外事活动有序开展。

这一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对档案事业的关心主要体现在：加强了党对档案管理的领导，支持档案馆事业发展。周恩来亲自提出党政档案统一管理，加快了档案事业在全国发展的进度;中央档案馆开馆当天，周恩来、朱德、谢觉哉等悉数到场祝贺，支持档案馆事业的发展。

3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档案管理思想述要

3.1 档案收集重要性思想。要求随时随地做好文件收集。1927年，周恩来参与起草的《关于收集过去文件存底问题》的信件中说：“惟是项文件不仅日常要用，且为本校（指上海区委）历史材料，失之殊感痛惜！”，[5]要求“重新收集，以便存底”。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6]

重要文件要有意备份。1923年，周恩来在干部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求文献史料，包括档案材料，皆备两份，一份置北京，一份置上海。”[7]1931年，周恩来亲自负责起草颁布的《文件处置办法》也强调要对珍贵文件进行有意备份。该法案的“总注”部分指出：“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8]

严令对旧政权档案加强保护。1948年11月，由朱德、彭德怀联名发布《惩处战犯命令》中指出：“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如命令其部署破坏通讯器材，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罪。”[9]

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指出：“国民党各级政府和官僚资本企业人员，要各安其守，负责保护机关企业的资材档案……破坏、偷盗、携带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予以严办。”[10]

中共领导人对档案收集和保护做得努力，使得大批珍贵的历史材料得以保存。

3.2 档案灵活分类思想。要求档案分类要区分情况全面细致。1927年之前，由于当时文件数量不多，并没有对文件采取严格的分类制度。1931年，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档案”。[11]并委托瞿秋白在此基础之上起草《文件处置办法》对中共档案分类整理首次提出了系统的方法。

分类立卷要便于存取便于研究。1953年，周总理就指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文件，应按照每一次会议进行立卷，以便查找利用。”[12]

在实际生活中，周恩来也是身体力行，按照文书处理工作制度和规定办事。周总理每次阅办文件，总是分别情况，在文件上批写“阅”或“阅后存档”字样。周总理还亲自将办过的文件，分类整理存入不同的卷宗。在封皮上标明“政法类”“军事类”等毛笔字。

战时档案分类要讲究实用灵活。1947年，敌人大举进攻解放区。刘少奇、朱德联名发出《对于处理文件之决定》中指示中央秘书处把档案分为甲乙丙三类。”[13]

对档案分类指示可以看出，当时中共领导人对文件的价值和重要性首先做出了判断，进而要求在分类上明确区分“秘密”与“重要”的不同，二者在具体情况下所指向的文件有较大区别，在分类处理这部分党的机要文件时要讲究分类的具体和科学性。

3.3 档案分散保存与集中管理思想。战时文件要留存数套，分别存放。

1923年，周恩来在加强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文献史料，包括档案材料，皆备两份，一份置北京，一份置上海。有的材料要保留三套，一套存机关以备日常使用;一套隐蔽到安全处所保存;另一套送共产国际。”[14]

1931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条例》中明确：“各级财政机关预算、决算表，应一式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交上一级财政机关备案。”[15]

和平时期档案要集中统一保管。[16]1954年，北京召开的中共全党的第一次全国档案会议，再次重申了档案集中管理的思想，并在《中共中央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条例》中将其变为新政权下档案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刘少奇十分赞赏这一管理原则的出台：“这是档案工作的一次改革，以后还要继续改革。”[17]

1959年，周恩来提出将政府档案和中共内部组织档案进行合并管理，以中共组织内部原则为先去统筹管理整个国家档案。同年，中共发出《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党、政档案开始集中统一管理。

3.4 档案服务于革命建设思想。重视利用文件材料进行汇编。1941年，为了配合整风运动的发展，党中央决定编辑《六大以来》的党的历史文件汇集。这部文集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负责编写的。毛泽东同志共选用了1928年“六大”后至1941年的500余份文件材料，包括中共会议纪要、决议、通告、电报以及党报社论等共约280多万字。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决定利用丰富的党史材料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书籍的出版不仅宣传了党的革命路线，后来成为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和总结大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参考文献。

档案要为今天，为未来服务。周总理曾特别指出：“档案和档案工作要为今天，也为未来服务。”[18]1963年，周总理接见一个外国档案工作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把旧的历史档案与现有的经验结合起来，更便于我们创造新的经验，开展新的斗争。”[19]周总理将档案作为联系过去和将来的纽带，档案的作用在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创造新的历史。

檔案人员学习司马迁，做司马迁。这是周总理在1959年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上首次提出来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档案工作者既要懂得历史，学习历史;又要研究历史、编撰史料、印证历史;还要熟悉档案，搞好档案馆业务工作;最终把档案工作者培养和锻炼成既懂得历史又精通档案业务的档案专家，将档案馆办成一个保存历史档案的基地，以此来全面提高档案工作的服务水平，发挥档案的作用。

4 第一代领导集体档案管理思想特征

4.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经常需要收集、利用档案材料。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中国传统档案思想精华与中共档案工作实践相结合，发展新中国的档案事业。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老一辈革命家们为了研究、解决新问题，需要经常收集和利用档案材料，客观上推动了档案工作进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解决档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解放初期，老一辈革命家陆续开展接收旧政权档案、整理明清历史档案、集中统一管理新政权档案等工作。在此之后，档案事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集中统一的科学管理程度不高和社会广泛利用之间的矛盾。为此，采取了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档案的原则。1959年颁布《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将档案集中管理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度。

4.2 坚持政治斗争导向。为政治斗争服务是中共革命事业对档案工作存续的客观要求，对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中共的档案工作是围绕着政治斗争展开的。档案工作是一项机要工作。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被压迫民族群众的利益，作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档案工作是为推翻旧政权压迫服务的。周总理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就曾明确指出：“档案工作的目的是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档案工作要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20]另一方面，国家档案工作的政治性以明确的法律形式确定下来。1956年《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档案是政治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中所形成的，是国家的财富。”“又是一项机要工作。”[21]将档案工作划归为一项机要工作，这就将档案工作的发展与提高提升为一项政治任务，国家档案工作的性质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被确立。此后，档案工作在国家政治建设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档案工作与国家政治服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4.3 鲜明的历史主义思维。首先是要管好档案，求实存真。周总理认为做好档案工作有利于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和传承。他认为：“新的东西是从旧的东西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22]做好档案工作的目的就是留存真实，书写中共光辉历史。其次是要用好档案，发挥历史价值，服务现实。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周总理就点名说出具有首要意义的就是“使科学家得到科学研究所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23]最后是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其内涵是要求档案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学习历史，利用档案编史修志，发挥档案的作用。

4.4 重视档案工作实用性。中共档案工作从一开始就走出了编史修志、维护王朝统治的历史局限，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建设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档案工作是民主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实用性是党领导下的档案工作的重要特征。[24]

民主革命时期，面对敌人的压迫与搜查，党的文件很多时候不得不销毁。为了尽可能留存重要文件，老一辈革命家开始实行“档案备份，文件留存底稿”的制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档案工作的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注重发挥档案作用，强调应用档案资料解决现实问题。周总理在与中央档案馆一次谈话中就特别强调档案工作人员要多做目录和检索工作，不要找一个工作花半天时间。总之，老一辈革命家的档案管理思想既来源于革命和建设实践，又回到革命和建设中去。[25]

*本文是河南省档案局2020年科技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为：河南省疾控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档案的管理及利用策略研究（2020—R—42）。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9.

[2]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243.

[3]窦晓光.论周恩来档案学思想中的历史意识[J].档案与建设 1993（01）： 7.

[4]邹家伟，董俭，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224.

[5]张注洪.中国近代史史料述论[M].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9.

[7]邹家伟，董俭，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210.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50.

[9]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参考文献（第十八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1.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7.

[11]邓绍兴.中国档案分类的演变与发展[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107.

[12]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87.

[13]费云东，潘合定.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154.

[14]费云东.中共档案文献征集[M].北京：档案出版社，2004：86.

[15]柯华.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126.

[16]耿志杰，凌桂萍.数字档案长期保存集中代管模式探索——参考北极世界档案馆经验[J].档案管理，2020（06）：59-61.

[17]曾三.党领导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档案事业[J].档案工作，1981（04）： 2.

[18]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427.

[19]曾三.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J].黑龙江档案，1998（02）： 7.

[20]曾三.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J].黑龙江档案，1998（02）： 6.

[21]吴宝康.纪念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发布三十周年[J].档案学通讯，1986（02）： 5.

[2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97.

[23]曾三.回憶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J].黑龙江档案，1998（02）： 5.

[24]陆明.中共党史档案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融合探究[J].档案管理，2020（03）：123-124.

[25]胡绍华.革命党人的档案意识与作为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J].档案管理，2012（01）：41-43.

（作者单位：河南省疾控中心办公室 来稿日期：2021-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