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另类多伦多”数字社群档案馆项目研究

庄义辉 万光荣

摘  要：社群建档是公民，尤其是非主流的少数社群参与档案资源建设、保护群体记忆与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建立实体档案馆和在线数字档案馆两种方式进行。以加拿大“另类多伦多”在线数字社群档案馆的建设实践为例，从传播学的视角解读社群档案建设的本质与过程，分析数字社群档案馆建设的两大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为我国社群档案馆建设提供启发。

关键词：社群档案;数字社群档案馆;传播;非主流社群;档案共享

Abstract： Building community Archives is the major means for citizens， especially who belong to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to document their own archival resources， and preserve memories and culture of their own communities. Community Archives can be built and preserved in PH（pH）ysical Archives or digital ones. Alternative Toronto， an online digital community archive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reveal the nature and process of building community Archives in the realm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focusing on and revealing the two key problem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carrying out the project， it can shed useful li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Archives in China.

Keywords： Community archives; Digital community archive; Dissemination;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Archive sharing

本文以加拿大的一項在线数字社群档案馆项目——“另类多伦多”（Alternative Toronto）为例，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数字社群档案馆项目的本质与运行过程，剖析数字社群档案馆建设的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以期为我国的社群档案建设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借鉴。

1  “另类多伦多”项目实施过程的传播学分析

在传播学看来，社群档案馆的建设和面向公众开放是一种传播活动。因此，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将有助于更加清晰和系统地认识与分析社群档案馆建设项目的全过程。

1.1 社群档案建设的传播性质。社群档案是指“具有共同身份特征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的文件集合”。[1]社群不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属于地理位置的社区和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还包括基于特定血缘、背景、身份、文化、情感、兴趣等形成的共同体，使那些非主流的特殊群体或少数群体在国家记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社群档案也因此“超越了传统的文件形式”，[2]除官方机构（政府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形成的与社群相关的文件外，还包括社群的口述记忆（以故事、表演、舞蹈、艺术和歌曲等形式流传下来）以及社群成员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材料（如文件、家谱、社群活动记录、人工制品、艺术品等）。

弗林和徐欣云认为[3]：“社群档案是记录、存储和挖掘社群遗产的草根活动”。无论采取实体档案馆或数字社群档案馆的形式，社群档案馆的建立和开放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多种媒介向大众传递社群文化信息的传播活动，并兼有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双重特性。

“另类多伦多”项目是加拿大媒体与文化历史学家、多伦多大学传播、文化与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莉莉安·拉多瓦兹于2017年发起和引领，并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支持的一项数字社群档案协同建设项目。

该项目旨在以建立在线数字档案馆的方式收集、记录和传播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非主流社群在多伦多的文化与生活印迹，“向世界展示一个不同于仅由主流档案和历史表述的另类多伦多”，[4]这些非主流的社群包括政治激进主义者、反主流文化者、跨性别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等。

通过专业的网络平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社群成员都可以上传和分享符合该主题的各类数字档案。随着该档案项目的不断推进，多伦多——这个被公认为“和平、有序、善政”的典范城市，逐渐向世界展示出其被隐藏的激进主义运动历史与其有悖于主流的另类文化。

1.2 “另类多伦多”项目的5W信息传播模式解读。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是：Who（谁：传播主体）;says what（说什么：传播内容）;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媒介）;to whom（向谁说：受众）;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传播效果）。[5]

这一线性传播模式虽然简单且相对理想化，但它涵盖了传播活动的五大基本要素，可以较为清晰地考察“另类多伦多”项目中社群档案从建立到传播的全过程，以了解和掌握社群档案建设的传播学规律。按照这一信息传播模式，该项目的实施过程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社群档案文化信息的传递（见图1）。

负责人莉莉安·拉多瓦兹发起该项目，并得到其他非主流社群的成员的配合，他们共同收集、记录和分享多伦多各种非主流社群的数字档案信息，通过建立在网络平台上的数字社群档案馆，达成传播目的。

在社群档案建设项目中，作为传播主体的项目发起者与社群成员掌控全局，主导社群档案的产生与保管过程，始终是最关键的参与要素。[6][7]

2 建设“另类多伦多”项目的关键问题与实施方案

运用5W传播模式对“另类多伦多”项目的内部流程与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可知项目实施的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收集、制作传播内容和如何保障传播的实施条件两个方面。

2.1 项目实施的两大关键问题

2.1.1 资源匮乏问题。现存与“另类多伦多”项目相关的档案十分分散且比较缺乏，给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和数字化造成了困难，这是该项目在社群档案建设阶段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方面，加拿大的数字化馆藏以主流档案与历史记录为主，缺少专门针对非主流文化的数字档案馆藏，因此，该项目较难从现成的档案馆藏中简单高效地查阅、调取与复制有用信息。

另一方面，随着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网络的盛行，越来越多的非主流群体以社交群组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交流，他们通过点赞、评论和转发图片、文章和超链接留下活动印迹，但许多数字文档如图片、音频、视频等都通过嵌入式工具呈现，不易通过文本搜索或共享，加大了网络数字档案收集的难度。

此外，一些非主流社群的活动已被主流社会刻意抹去，历史印迹不易追踪。20世纪70—90年代，女权主义者和LGBTQ群体反对独裁主义的运动被当作一切反政府运动的根源，许多与其活动相关的报道和记录都被主流媒体擦除，主流档案馆中也鲜有记录。

2.1.2 传播限制问题。该项目主要采用数字媒介进行传播，但加拿大《版权法》对数字档案材料的复制与传播施加了严格限制，这是社群档案信息在传播阶段遇到的关键问题。

为保护加拿大文化产品的创造者的利益，该法案对所有有版权的材料的数字化复制进行了严格限制，即使是出于教育目的也不能完全豁免。虽然该项目本就无意于复制和展出需要通过购买或从主流社会组织处获得的商业性图书、录音录像和艺术品，但《版权法》的规定仍可能影响其对非商业物品的获取与数字化复制，如政治传单和宣传册，或独立制作磁带及杂志等绝版品。因此，该项目在收集、展出这些档案前必须获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2.2 “自下而上”的实施方案

作为一项数字人文项目，“另类多伦多”数字社群档案馆的建设理念和实施方案均秉承“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8]的历史观，以“平等”和“共同”为原则，吸引和信赖社群成员对项目的参与和贡献，同时采用“自下而上”的档案建设模式，即完全依靠社群成员而不是政府档案机构的力量，完成在线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保存社群记忆，促进社群文化的传播，获得公众的理解与认可。

2.2.1 针对如何收集和制作传播内容的问题。“另类多伦多”项目充分发挥其作为在线网络平台的优势，采取两步走的实施方案，寻求并获得社群成员的参与和支持。

第一步通过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力，不断吸引和接纳更多具有同样诉求的社群成员加入项目。“另类多伦多”在加拿大主要的社交媒体如推特、脸书和照片墙等都创建了账号，既发布数字档案招募信息和提交方式，又与网络上的其他非主流社群建立联系与共享数字档案，以期形成一张巨大的社交网络，从而与所有潜在的社群档案产生联系。例如，拉多瓦兹在Facebook上为自己曾参加过的多伦多“哀悼疾病”乐队开设了页面，将乐队的一些档案如录音、海报、照片等以数字化版本上传与分享。当她不断分享并开始链接其他账号的资源时，就与其他同样对该乐队感兴趣的人或群体建立了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交网络的扩大，一个隐藏在社交媒体上、被忽视的非主流文化网络便会逐渐显现，使越来越多的社群成员加入到该数字社群档案馆的建设之中。

第二步采用对用户更友好且更加安全的专业网站来创建、传播和维护数字社群档案馆。拉多瓦兹得到了专业团队的支持，决定为多伦多的非主流社群创建一个专业永久的数字档案馆和网络聚會场所。除拉多瓦兹外，项目运营的专业团队还包括档案学家萨拉·邓布、历史研究员苏菲·托普琳、作家克里·多克托罗。在网站工程师们的帮助下，该项目选择使用开源的网络发布平台Omeka。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贡献资源”界面上传档案资料并被直接归档到数字社群档案馆中，并被标记为贡献者。

与此同时，贡献者还将通过定位插件将他们上传的档案资料镶嵌到多伦多的交互式地图中，使访客可以辨别档案资料产生的时空背景。待网站的档案资源达到一定数量，项目还将邀请贡献者使用这些地理定位来创建故事地图，绘制他们在城市的经历。

该举措既可以突出多伦多不同非主流社群生活的物理轨迹，标记他们曾经的活动区域，也可以加强各个群体之间的交集与重叠，这是传统的档案形式无法表现的内容。这些交叉与联系重新展示了多伦多当时非常多样的非主流文化，既强调共性，又凸显差异。

2.2.2 针对如何在数字档案展出前获得其版权所有者许可的问题。项目组在审查档案贡献者上传的档案时，必须充当把关人，对这些数字档案的版权信息进行审查和预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对社群成员上传的档案资料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

其一，对那些被预判为较容易追溯其版权所有者的档案资料必须竭尽全力联系作品所有者，获得他们的许可，然后公开展出。这一类档案资料主要包括乐队的录音和录像带，照片、有署名的信件、杂志、宣言、会议记录、论文等作品。

其二，许多档案资料为匿名设计，如海报、传单、小册子、清单、剪报和代码等。对于资源贡献者上传的这些材料，项目组必须首先遵照“合理勤勉检索”[9]规则，尽最大努力查找版权人的信息，从而明确其是否属于版权法下的“孤儿作品”，即其创作者和版权所有者都不可知。若条件满足，项目组成员可以向版权委员会提出申请，获得“孤儿作品”的授权，公开展出该档案，但若条件不满足，该档案便不能用于数字复制与展出。因此，社群成员在通过网站上传数字档案资源时，系统总会请求他们尽可能多填信息，尤其是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与版权相关的信息。

不仅如此，网站的“贡献资源”界面为每一件上传的材料都设置了一个附加表单，如果该表单的元数据缺失，系统会邀请其他的贡献者来补充该文件的数据。若元数据依旧不完整，该档案便会向访客开放，寻求他们的帮助，以追查与其版权所有者相关的信息。

3 “另类多伦多”项目对我国社群档案建设的启示

“另类多伦多”项目可以对我国现阶段的社群档案建设工作产生两大启示。

3.1 “自下而上”的社群建档是我国少数社群参与档案建设的有效途径。“另类多伦多”项目所采用的“自下而上”社群建档模式可以更有效地获得社群成员的认同和广泛参与。

我国当前社群建档较多使用“自上而下”模式[10]。相比之下，“另类多伦多”所采用的“自下而上”模式则更能体现底层视角，吸引力更大、驱动力更强，这是因为社群成员出于对记录、保留和传播社群文化与历史的热情和需求所激励，会自发形成、收集、保存和分享与社群生活相关的各种记录。

不仅如此，他们建成的社群档案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因此能够更真实和鲜活地保留社群记忆。有时，为寻求更广泛地认同，有些社群还会将部分社群档案捐赠或移交至官方机构，如档案馆、图书馆等得到进一步保存和展出。因此，采用“自下而上”模式可以充分发动社群成员的力量，有效地参与档案建设。

3.2 数字社群档案馆将成为我国的社群建档工作的巨大推力。“另类多伦多”项目展示了数字社群档案馆在连接、发动社群成员，收集和传播社群档案信息方面的巨大优势。事实上，我国已经具备建设在线数字社群档案馆的条件。

首先，我国社交媒介网络十分发达，根据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联合发布的《2020全球数字报告》数据显示，[11]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已达10.4亿，这些网络用户都可以被看作是特定社群的潜在成员。

其次，新浪微博、腾讯软件、哔哩哔哩网站、微信公众号、知乎等许多社交媒体都可以成为特定的社群进行联系和交流的虚拟平台，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数字空间，给数字社群档案馆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12]基于此任何群体都可以在遵守我国法律的前提下，利用网络的便利性与开放性，建设属于自己的电子社群档案馆。

实体社群档案馆的建设由于受到资金、时空和人力的制约不易全面展开，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社群档案馆则完全不受这些限制。因此，如果我国的少数社群利用我国的互联网优势广泛地建立数字社群档案馆，我国的社群建档工作必将得到极大的推动和进步。[13]

*项目来源：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18YBA291）、湖南省社科基金智库专项重点项目“打造马栏山文化品牌推进新时代湖湘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19ZWB54）。

参考文献：

[1]Andrew Flinn，Mary Stevens，Elizabeth ShePH（pH）erd.Whose Memories，Whose Archiv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Archives，Autonomy and the Mainstream[J].Archival Science，2009（09）： 71-86.

[2]谭雪，孙海敏.国外社群档案概念的兴起背景、研究进展与评析[J].浙江档案，2015（11）： 13-16.

[3]安德鲁·弗林、徐欣云.社群历史，社群档案：一些机遇和挑战[J].北京档案，2019（08）： 40-45.

[4]Lilian Radovac.Re/mediation the Archive：Building Alternative Toronto[J].Continuum，2018（32）： 97-110.

[5]哈羅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35-36.

[6]李孟秋.我国社群档案建设的意义、困境与路径[J].档案学研究，2019（02）： 71-76.

[7][8]Alternative Toronto数字社群档案馆主页[EB/OL].[2021-2-12].https：//www.alternativetoronto.ca/archive/about.

[9]陈晓屏.加拿大孤儿作品强制许可制度研究[J].图书馆建设，2020（02）： 32-39+47.

[10]谭倩.国内社群档案资源建设模式探析[J].浙江档案，2019（02）： 30-32.

[11]2020全球数字报告[2021-2-12].

https：//wearesocial.cn/digital-2020-china.

[12]朱兰兰，李冬.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方式的创新[J].档案管理，2016（06）：46-48.

[13]周文泓，高振华，许强宁，张晓宇.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多元模式与实现策略研究[J].档案管理，2019（04）：8-12+17.

（作者单位：庄义辉，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万光荣，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稿日期：2021-02-20）